【墨子】卷32大取诗解4名实必符异而有同圣附覆仁而无利爱虑生利爱

【墨子】卷32大取诗解4名实必符异而有同圣附覆仁而无利爱虑生利爱

题文诗：

诸圣所先,欲人名实.名不必实,实不必名.

苟是石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唯大,

不与大同.是有便谓.以形貌命,之者必知,

是之某也,焉知某也.于不可以,形貌命者,

其唯不知,是之某也,知某可也.诸以居运,

命者苟入,于其中者,皆是之也,去之因非.

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诸以,

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知与意异.

诸同重同,具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

丘同附同,是之同也,然之同也,同根之同.

有非之异,有不然异.有其异也,为其同为,

其同也异.是与不是:一曰乃是,而然二曰,

是而不然,三迁四强.子深其深,浅其浅之,

益其益之,尊其尊次,察山比因,至优指复;

次察声端,名因情复,匹夫辞恶,以得人情.

诸所遭执,欲恶生者,人不必以,其请得焉.

圣附覆仁,而无利爱.虑生利爱.昔之虑非,

今日之虑.昔之爱人,非今爱人.爱婢之爱,

生于虑婢,之利虑婢,之利非虑,奴之利也;

而爱奴之,爱人乃爱,婢之爱人.倘去其爱,

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知啬非,今之知啬.

贵为天子,其利人不,厚于匹夫.二子事亲,

或遇熟年,或遇凶年,其亲相若,非彼其行,

益也减也.外执无能,厚吾利者.藉奴也死,

而天下害,吾持养奴,万倍吾爱,奴不加厚.

【原文】4诸圣人所先，为人欲名实。名实不必名。苟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也唯大，不与大同。是有便谓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诸以居运命者，苟人于其中者（11），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智与意异。重同，具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鲋同（12），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异，有不然之异。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迁，四曰强。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13）。次察山比因，至优指复；次察声端名因情复，匹夫辞恶者，人有以其情得焉。诸所遭执，而欲恶生者，人不必以其请得焉。圣人之附■也（14），仁而无利爱。利爱生于虑。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昔者之爱人也，非今之爱人也。爱获之爱人也（15），生于虑获之利。虑获之利，非虑臧之利也（16）；而爱臧之爱人也，乃爱获之爱人也。去其爱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啬，非今日之知啬也。贵为天子，其利人不厚于正夫。二子事亲，或遇孰，或遇凶，其亲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执无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养臧也万倍，吾爱臧也不加厚。

【注释】（11）人：『入』字之误。（12）鲋：同『附』。（13）尊：同『■』，减少。（14）■：即『覆』。（15）获：婢。（16）臧：奴。【译文】

圣人首先要做的，是考核名实，有名不一定有实，有实不一定有名。如果这块石头是白的，把这块石头打碎，它的每一小块也都是白的，白都相同。这块石头虽然很大，但不和大石相同，因为大石之中仍有大小的不同，这是各依其便而称的。用形貌来命名的，一它要知道它反映的是什么对象，才能了解它。不是用形貌来命名的，虽然不知道它反映的是什么对象，只要知道它是什么就可以了。那些以居住和运徙来命名的，如果进入其中居住的，就都是，离开了的，就不是了。那些以居住或运徙来命名的，象乡里、齐国、楚国都是。那些以形貌来命名的，如山、丘、室、庙都是。
    知道与意会是不同的，（同的种类很多，）有重同，具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附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实际不同的异，有是非各执的异。所以有异，是因为有同，才显出异。是不是的关系有四种：第一种是『是而然』，第二种是『是而不然』，第三种叫『迁』，即转移论题，偷换概念，第四种叫『强』，即牵强附会。
    你对于墨家的学说，深奥的就深入探求，浅近的就浅近研究，并体察节用节葬是否应当。其次明察墨家学说之所以成立的根由、学说中的比附、学说的原因，这样，就可以掌握墨家学说的要旨。进一步再深察墨家声教的端绪、借鉴名学的方法、证明它的终因，这样，墨家学说的实情就能够了解。一个平常的人，他的言词虽然粗俗，但也是实情的论断，人们从中还可以了解实情。那些因自己的遭遇坚持一种成见，感情用事，产生好恶，妄下断语的，人们从他的言词中就不会了解实情了。

圣人抚覆天下，以仁为本却没有爱人利人的区别。爱人利人产生于思虑。过去的思虑，不是今日的思虑。过去的爱人，也不是今日的爱人。爱婢这种爱人的行为，产生于考虑婢的利益。考虑婢的利益，不是考虑奴的利益；但是，爱奴的爱人，也就是爱婢的爱人。如果去掉其所爱而能利天下，那就不能不去掉了。从前讲节用，不等于今日讲节用。贵为天子，他利人并不比匹夫利人厚。二子的侍奉父母亲，一个遇到丰年，一个遇到荒年，他们利自己的双亲是相同的，不会因丰年而增多，也不会因荒年而减少。外物也不会使我利亲的心加厚。假使奴死对天下有害，我持养奴一定万倍，并不是对奴的爱心加厚。

《墨子·大取》名实辩证与仁爱本真探微

《大取》此章以名实之辨为枢机，展开墨家逻辑学与伦理学的精微论述。所谓"诸圣所先，欲人名实"，实乃墨家认识论之根基。名实关系非简单对应，"名不必实，实不必名"的辩证观，较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说更显深刻。如白石的"白"属性不随石毁而灭，然"大"的范畴则因具体比较而变，此即"以形貌命者"与"不可以形貌命者"的认知分野。墨家在此展现出超越常识的逻辑思维：概念既有确定内涵（"必智是之某"），又须承认认知边界（"唯不智是之某"）。

居运命名（如乡里齐荆）与形貌命名（如山丘室庙）的区分，实为墨家对语言符号社会性的深刻把握。继而提出的"十同三异"说（重同、具同、连同等十种同；非之异、不然异、同中异三种异），构建起先秦最完备的类比逻辑体系。其中"同根之同"与"为其同也异"的辩证关系，恰如《经上》所言"同异交得"，彰显墨家对事物矛盾统一性的认识。

至"仁而无利爱"之论，实为墨家伦理学精义所在。圣人之仁超越功利计较（"附覆仁而无利爱"），常人利爱则生于思虑（"虑生利爱"）。此说解构了爱的主观性：爱婢与爱奴虽同属爱人，然其利益考量各异。墨家犀利指出，即便为天下大利亦不可剥夺基本爱欲，此即"去其爱而天下利，弗能去也"的深层人道主义。文中"持养奴万倍"之喻，更凸显利他主义的实践品格——爱人非抽象情感，而是具体的行为承担。

章末"贵为天子，其利人不厚于匹夫"的平等观，与儒家"亲亲有术"形成鲜明对照。墨家以理性之光烛照伦理实践，既肯定情感的自然发生（"情复"），又强调行为的客观效果（"至优指复"）。这种名实互证、知行合一的思维范式，对当代价值重建仍具启示意义——真正的仁爱，当超越功利计算而归于本真，又须通过理性思虑转化为现实利益。墨家之学，诚为华夏文明中不可多得的理性主义瑰宝。

《墨子·大取》名实辩证与仁爱本真探微

《大取》此章以名实之辨为枢机，层层剖判同异之理，终归于圣人之仁与利爱之辨，实为墨家逻辑学与伦理学之精要。今试析其义理如次：

一、名实相耦的认知法则
圣人所重者，在于"名以举实"的认知规范。白石的命题揭示名实关系的三重维度：（1）"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指属性之名的普遍性；（2）"是石唯大不与大同"显个体之名的特殊性；（3）"有便谓焉"强调命名行为的约定性。形貌命名者（如山丘）必须确指其实，而居运命名者（如乡里）则随境迁变，此中已蕴公孙龙"物莫非指"之先声。

二、同异之辨的十重境界
墨家将"同"析为九类：重同（一体）、具同（共属）、连同（相邻）、类同（属种）、同名（指称）、丘同（区域）、附同（依存）、是之同（肯定）、根同（本源）。相对应地，"异"分非之异（实质否定）与不然异（判断相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中见异"的辩证思维——"为其同也异"，此说实开后期墨家"同异交得"说之先河。

三、圣人之仁的超越性
"圣附覆仁而无利爱"乃全章要义。圣人仁爱如天覆地载，不杂功利计较（无利爱），此即兼爱之本真状态。而世俗之爱（如爱婢与爱臧）皆因"虑利"而生，具有历史性与条件性。墨家在此划出两重境界：圣人之爱是绝对的"体仁"，常人之爱是相对的"用爱"。所谓"去其爱而天下利弗能去"，正揭示仁爱作为本体价值不可消解。

四、历史理性的批判
通过"昔之虑非今之虑"的时间性分析，墨家打破爱的永恒幻象。年岁丰歉不影响孝亲之实（"其亲相若"），利人之心不随地位改变（"天子利人不厚于匹夫"），这些命题皆彰显墨家"以实正名"的实践理性。末句"持养奴万倍"的假设，更凸显功利考量不能替代道德本体的深刻洞见。

此章以名实论奠基，经同异之辨的中介，终归于仁爱本体论，构成严密的义理链条。墨家既肯定"虑生利爱"的经验事实，更追求"仁而无利爱"的超越境界，这种既入世又超脱的思想品格，正是其迥异于诸家的独特精神。

《墨子·大取》名实辩证与仁爱本真探微

《大取》此章以名实之辨为枢机，展开对认知逻辑与伦理本质的精微论述。墨家名学体系在此呈现三重辩证维度：其一，"名实不必"揭示符号与指称的非对称性，如"石白"之属性可随石毁而俱灭，然"石大"之比较属性则不可简单类推，此即"以形貌命者"与"不可以形貌命者"的认知分野。其二，"居运命名"说破译空间范畴的语义相对性，乡里齐荆之称谓随主体位移而流转，较之山丘室庙的实体命名更具语境依赖性。其三，通过"十同三异"的精密分类（重同、具同、连同至同根之同），构建起先秦最系统的同一性理论框架，其"同异交得"的辩证思维，较公孙龙"离坚白"之说更显实践理性。

在伦理维度，墨家提出"仁而无利爱"的命题，直指道德本体与功利计算的本质差异。"虑生利爱"的论断揭示：爱婢与爱奴虽表面相似，然其利益考量根源各异。此说解构了儒家"泛爱众"的抽象性，确立起以具体需求为本的差序伦理。尤其"昔之爱非今之爱"的命题，彰显墨家对道德实践历史性的深刻把握——正如饥馑丰年侍亲之道虽异，孝心本质未改，此即"权"道在伦理中的运用。

文本的认知方法论尤具现代价值。"深其深，浅其浅"的认知分层理论，与"察声端名因情复"的符号溯源方法，共同构成墨家"三表法"的具体展开。其"匹夫辞恶以得人情"的民本立场，恰与"圣人之附覆"的超越性形成张力结构，暗示着墨学兼爱理想与现实考量的微妙平衡。

此章之要义，在于通过名实关系的逻辑澄清，为"兴天下之利"的墨家宗旨奠定认识论基础。其价值不在建构体系化的形而上学，而在为社会实践提供思维工具，这种实用理性精神，正是墨学迥异于诸子的独特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