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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孔子生卒年月日问题千古以来纷争不断，难以决断，近年文化界，尤其是儒学界，对孔子诞辰问题又生发了研究兴趣，出现了一些颇有说服力的研究文章，尤其是结合了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对在当代确定孔子生卒日提供了学理支持并奠定了学术基础。
编者自2017年读了王笑冬先生的【天之生我 我辰安在？——孔子生卒天文历法考】，也涉足了该领域的研究。尤其是2020年6月山东曲阜国学院院长段炎平先生邀请我进入由三四十位国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孔子诞辰考复工作群，更是与群友不断切磋，反复考证，颇多创获。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孔子的诞辰当依【春秋穀梁传】所提供的最早而又最完整的记载，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夏历八月二十一日，或儒略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而非晋代后依【史记】所记之年配上【穀梁传】所记之月日，作八月二十七日，或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 孔姓族谱记载纷纭 ==
受晋·杜预之注的影响，孔子五十一世孙金代孔元措依【史记】记载的孔子生年配上【穀梁传】所记之月日，在其修撰的【孔氏祖庭广记】中已明确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这应是民国与当今『八·二七』或『9·28』说的最早源头。
汉司马迁前的经师皆遵【春秋穀梁传】的记载，故对孔子的生辰并无异议。到了南宋，不少人开始认同【史记】的记载，对孔子的诞辰日在社会上已出现异见，甚至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故在淳祐年间有赵去疾一作冯去疾写了【孔子生年月日考异】，想统一人们的认识。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篇详细考证孔子生卒日的文章，此文还被当时的孔氏家族附进孔子四十七世孙孔传撰的记载有关孔子杂事旧迹的【东家杂记】。赵去疾认为孔子诞辰应以【春秋穀梁传】的记载为正，即十月二十一日，因是年己酉岁闰八月，故十月庚子已是十一月节气，【公羊传】记为十一月庚子是按节气记，【史记】记作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岁也是因为既入十一月节气，已是下一年的岁首。因此认为【公羊】【穀梁】【史记】三书虽所记年月日有异，实则无别。对于孔子的卒日，赵去疾则认同杜预的看法，否定【左传】『四月己丑』的记载，认为孔子卒于四月乙丑，即四月十八日，与【孔氏祖庭广记】的看法相同。但赵去疾认为整部【春秋】都是用夏正记载，而【祖庭广记】，包括后世绝大多数学者，却认为【春秋】是用周正记载的。故【四库题要】斥赵氏『其说殊谬』。但其考证孔子生日的角度与思路还是十分可取的，对后世的考证也颇有启发作用。
到了清代，孔子七十世孙孔广牧作【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对于孔子的生日与卒日分别罗列了历史上百来家的说法，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圣之生年从【史记】，月从【穀梁】，日从【公羊】【穀梁】。』但他与其师成蓉镜以黄帝、颛顼二历来推算，得出的日期是八月二十八日，而非孔元措在【祖庭广记】中推算的八月二十七日。至于孔子的卒日，孔广牧不从杜预而遵【左传】，并依其师成蓉镜以多种历法推为夏历二月十一日，此说纠正了【祖庭广记】原说，其后遂成定论。
历史上有众多的名儒大家如汉代的贾逵、服虔、边韶、何休，唐代的杨士勋，宋代的王钦若、刘恕、胡安国、洪兴祖、黄震，元代的马端临，明代的宋濂、胡广、王圻，清代的钱曾、江永、李锴、崔述、孔继汾、钱大昕、李惇、孙志祖、刘沅、刘鸿典、蔡孔炘、狄子奇等人皆认同【春秋】二传的记载，但孔广牧为何站在虽也与之势均力敌的另一边呢？其根本原因是他认为【史记】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取自古史官所记的【世本】。【世本】之书战国时就有，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名号继统。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等书作【史记】，因此【世本】的权威不在【春秋】二传之下，年代也并不更晚。因此，【史记】之说此后几成定论，民国至今，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或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差不多已成公认的了。 == 刘咸炘否定【史记】说 ==
到了民国，有『天才学者』之称的刘咸炘先生于1922年写了一篇【孔子生年月日决辨】。该文选取历代认同【春秋】二传的代表人物宋濂、江永、孔继汾、刘景伯、崔述、毛奇龄、俞樾、钱大昕等人的观点与遵从【史记】的代表人物金履祥、郑环、夏洪基、梁玉绳、孔广牧、黄宗羲、彭大翼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并依据文献学与常识作了令人信服的评判。其中有两点决断十分重要。一是孔子年龄问题。【史记】与汉经师贾逵【左氏解诂】等书皆记孔子七十三岁。按【史记】所记，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至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刚好七十三年，如按二传，则为七十四年，不合诸书所记的孔子寿龄。刘咸炘先生引钱大昕之说，认为古人是过了周岁才增岁。【左传】记绛县老人自言生于正月甲子朔，已过四百四十五甲子，最后一个甲子已过了三分之一，师旷按六十日一甲子推他是年七十三岁。如果算上最后一个甲子应是七十四岁，虽过了三分之一也不算，可见春秋时人的年龄是按周岁算的。因此，如按【史记】，孔子只有七十二周岁，与其说自相矛盾。如按二传算，正好七十三周岁。因此，当以二传所记为正。二是【史记】关于孔子生年的记载是否真是出于【世本】。这一点极为关键，这实际上是持【史记】说的最后一个堡垒。因为如果汉以上并没有孔氏家谱，而【孔氏家谱】是直到宋元丰八年孔子四十六世孙孔宗翰才开始修撰，那么孔子生日的记载自然不是出于家族内部的历代承传。否则六十九世孙孔继汾著【阙里文献考】，七十二世孙孔宪璜重修【孔氏大宗谱】就不会将孔子诞辰改回二传的记载了。因此，关于孔子生日的千古聚讼其最终的定判要看【史记】关于孔子的生日是否真像孔广牧所认为的那样是出自【世本】的记载。
孔广牧认为，【祖庭广记】在检阅书目中虽然未列【世本】，但在首卷引用了【孔氏家谱】与【东家杂记】中所载的【世本】原文。因【孔氏家谱】撰于宋元丰八年，【祖庭杂记】南渡后改名为【东家杂记】，为【祖庭广记】的前身撰于宣和六年，时在北宋末年，【世本】尚在，只是在南渡时才遗失了【世本】，因此连宋代最大的目录书【崇文总目】也没有著录。刘咸炘先生反驳说：『【崇文总目】始修于仁宗景祐，成于仁宗庆历，远在元丰、宣和之前。广牧之说，颠倒可笑。』也就是说早在【孔氏家谱】修订前五十多年，【崇文总目】就已开始修订，如果其时【世本】尚在，这部北宋最大的官修书目著录经籍3445部，30669卷 是不可能不收【世本】这本如此重要的典籍的，因此孔宗翰和孔传不可能见到【世本】。而且，虽然宗翰著的【家谱】已失，里面是否引用了【世本】难以考知，但孔传的【东家杂记】至今尚存，里面也未见引用【世本】。可见，孔广牧认为孔元措所引的【世本】来自【家谱】与【杂记】所载并无确凿根据。
孔广牧又说：『【祖庭广记】引【世本】云：「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鲁为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长子曰伯皮，有疾，不任继嗣。遂娶颜氏，祷于尼山，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丘，字仲尼」。【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梁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山而得孔子，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全根【世本】为说，惟隐括先世不详叙而删去长子一事，妄增野合一言耳。』刘咸炘先生却认为孔父嘉以下至叔梁纥数句确实出自【世本】，因为【诗·商颂·正义】曾引观【正义】所引【世本】文与【广记】亦略有差异，但内容基本相同，且只引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故元措用之。『长子曰』以下是元措隐括【史记】及【家语】诸书之文而写成，并非据【世本】，故在检阅书目中不载。因此，这是广牧误认造成的。如果【世本】确实有关于孔子生年月日的记载，【史记】为何图省字而不载月日？可见司马迁所见的【世本】并无孔子生日之文。再说，凡引用【世本】的各种书中都不见有孔子生日的记载，如有，汉儒为何不引【世本】来纠正二传的错误？徐广、裴骃等人为何不引【世本】来证明【史记】的正确？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多引【世本】，为何独独不引？反而因二传与【史记】记载不合而感到无所适从？至此，刘咸炘先生可以说将孔广牧定从【史记】最重要的证据彻底推翻了。这实质上标志着关于孔子生日持续二千来年的论争已经终结。
当然，孔子生日当依【春秋穀梁传】的记载换算成夏历的八月二十一日，早已为尊【春秋】经传的先儒所共认。清考据大家江永、钱大昕等人固已持此说，刘咸炘先生的祖父，清代复兴圣学的大儒刘沅字止唐在其巨著【槐轩全书】的【论语恒解·凡例】中也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二十一日。以【春秋】考之，由朔日庚辰至是日恰得庚子，【穀梁】为正，而或犹异，不可解矣。或谓是年日食，非生圣人之岁，不知日食有常限，人君敬畏天命，则必警惧自修，而必择吉岁乃生圣人，是天亦趋避吉凶矣，一何可笑！』槐轩的四大弟子之一刘鸿典字宝臣认同此说，特作【圣诞考】：『先师孔子诞辰，世相沿为八月二十七日。然齐臧荣绪尝以孔子生庚子，陈五经拜之，则是日为庚子无疑。吾师止唐先生考之【春秋】，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由朔日庚辰推之至二十一日为庚子，其说见四书恒解。愚按一七两字其音相近，年久所以传讹，而考诸经，征诸史，则吾师二十一日之说确不易，是以表而暴之。至周之冬十月，即今之秋八月，则人所共知，而无烦赘语矣。』宝臣夫子以为二十一的一因音近而讹误为七，显然是不知八月二十七乃由【史记】的年配上二传的月日推算而来。但认为其师二十一日之说确定无疑则是正确的。不过这一结论只要认同【穀梁传】实际上是用不到什么考证的，在千百年来持【穀梁】说与【史记】说旗鼓相当的情况下，要破【史记】而立【穀梁】则非易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咸炘先生的【孔子生年月日决辨】，确实起到了给这一千古悬案定案的作用。因此，我们说【孔子生年月日决辨】一文是孔子生日考辨史上的里程碑并不为过，只是此文虽然写作甚早，但至今读者仍少，不为世人广知罢了。观后世的考辨，鲜有实质性的突破，不过是从各方面证实此文的定论而已。 == 民国引入儒略历 ==
1951年6月12日，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邀请有关单位及天文历算专家高平子、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及程发轫共同商讨孔子诞辰的确定问题。高平子建议仍用夏正，但政府以国历为准，只有孔诞采夏正有所不便，此说未经出席人员赞同，遂搁置不论。董作宾据【公羊传】【穀梁传】，推算孔诞为国历10月3日。程发轫据【世本】【史记】，推算孔诞国历为9月28日。三人说法不同，当日未有定论。1952年6月10日，教育部部长程天放再度邀约上述人员再行商讨。高平子认为【穀梁传】有错简，使董作宾之推算不免发生误差，而程发轫依【孔氏族谱】以夏正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又用【时宪历】推算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秋分后五日之庚子为孔子诞辰。用节气推算国历，既准确，又简捷。最后在全体出席人员一致认同下，遂决定孔子诞辰由夏正八月二十七日换算国历为9月28日，由教育部、内政部会呈行政院，经行政院第二五二次会议通过，呈请总统蒋中正于1952年8月18日明令公布施行。见【台湾确定孔子诞辰日始末】
1957年5月董作宾先生在香港大学写了【孔子生年考】。文章一开头对钱穆先生的观点：『若孔子生年，殆亦将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轻重如毫发。……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拙之讥。』表示很不赞同。文中认为，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对于一个问题的是非应抱着求真理的态度负起责任去解决。再说孔子生年有真凭实据，是不宜和郑人空口无凭的争年相比拟的。两者皆无情理，可以辞长者为胜，孔子生年又怎能以后说为胜呢？
董先生于是重新作了考证，他在文中说，『十一月』的问题，因为九月是庚戌朔，庚子必在十月，十一月绝不会再有庚子的。关于【史记】载鲁襄公二十二年的问题，他认同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的看法：『【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后序孔子卒，云七十二岁，每少一岁也。』他说：『司马贞的解释是对的。古人以为孔子作【春秋】，实行了「夏时」，所以后人多把夏时解【春秋】。况且【春秋】称「春，王正月」，「冬十月」，既然称春夏秋冬，冠在月名之上，当然可以说【春秋】用的是「夏正」了。又【史记】在武帝改称之后，把所有的月名，均改为夏正，所以在书中记月，每年皆是首十月，尾九月。因为西汉以来，沿用秦正，以建亥的十月为正月。改历之后，把原来的正月，都改为夏正的十月了。司马迁误认为【春秋】用的夏正，鲁国当然用周正，所以认为襄公的二十一年夏正十一月，就是周正的襄公二十二年正月，所以【史记】就写下来「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这是非常合理的解说。当然「十一月」没有庚子，「鲁襄二十一年庚子」，本是周正，这都是司马迁所不曾注意到的问题。历史家不愿细心研究历法问题，古今都是一样的。』董先生这段话很关键，可以说从历法角度解决了【史记】与【春秋】经传记载相差一年的问题。前人引用司马贞这段话每有误解，以为司马迁将【公羊】的十一月解作周正，这自然是不通的，因为周正的十一月是夏正的九月，司马迁怎么能将之算作下一年的岁首？董先生看出了司马迁像宋代的赵去疾一样是将【公羊】看作是以夏正记载的，故夏正十一月自然是周正的明年岁首了。这样来理解司马迁为何要记作『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就非常好理解了。
关于年龄问题，董先生用司马贞的算法来证明，唐代人是按十足年龄计算的，即按实岁计算，不算出生的一年。在司马贞看来，司马迁是认同【公羊】记的十一月的，只是误以为【公羊】用夏正，故换算成周正时记作下一年的岁首，因此【孔子世家】『后序孔子卒，云七十二岁，每少一岁也。』也就是说，司马贞当时看到的【史记】记孔子年寿是七十二岁，而非今本的七十三岁。但从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到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应是七十三周岁才对，而【史记】记作七十二岁是少了一岁，以便跟『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的记载相合。从今本【史记】看，董先生发现里面计算年数有讹误，如『鲁昭公二十年，而孔子盖三十矣』，用的是虚岁。『鲁定公九年，……是时孔子年五十』，用的又是实岁。这跟司马贞见到的『每少一岁』不合。对此，杨德春先生在2015年2月发表的【孔子诞辰问题新探】中也有详细而深入的考证：『【索隐】：【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后序孔子卒，云七十二岁，每少一岁也。【史记索隐】之作者司马贞所见之【史记·孔子世家】后序孔子卒云七十二岁，且所记之孔子年岁每少一岁，而今本【史记·孔子世家】后序孔子卒云七十三岁，且所记之孔子年岁有少一岁者，亦有未少一岁者，可见，今本【史记·孔子世家】在司马贞之后仍有人进行修补。司马贞所见之【史记·孔子世家】以为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云七十二岁，司马贞所见之【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之孔子享年为实岁或周岁，且所记之孔子年岁每少一岁，则其所记之孔子年岁也必为实岁而非虚岁，如此则由襄公二十一年起算之未少一岁之孔子享年七十三岁也必为实岁而非虚岁。由此可见，孔子年寿之争实质上是周岁与虚岁之转换而产生之问题。』如此看来，【史记】关于孔子年数的记载由于被后人改动，前后出现不一的现象，我们在考证孔子诞辰时如以【史记】为准，自然是不可靠的。
董先生又说，朱熹的【论语集注序】，用【史记·孔子世家】的年，而附以【公羊】之月日误引了【公羊传】之『十一月』，而不知十一月无庚子，可见在宋代对于『孔诞』还没有定论。后来又有人主张，年用【史记】，月用【穀梁】冬十月，日用【公羊】【穀梁】。这样折衷办法，才定出来一个孔子的诞辰：鲁襄公二十二年，周正十月庚子日。这一年十月的庚子日是周十月的二十七日，周十月建酉，是夏正的八月，这就是用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作为孔子诞辰的由来。比起二十一年的十月庚子是二十一，生日晚了六天，生年却少了一岁。
董先生曾一再提到，孔子的诞辰这样弄假成真，调停两可地确定了，行之数百年之久，全靠着三种特殊的势力。一是权威的史家所著录。因司马迁是历代所公认的权威的史家，他所记的『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便算是定论，后世学历史的只有信从，哪能怀疑！二是为圣人后裔所采用。曲阜孔府，采用了二十二年之说，而以周正十月，改为夏正八月，所以把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定为孔子诞辰，举行祭祀。如孔传的【东家杂记】，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孔衍植的【重纂阙里志】，孔广牧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都是如此主张。虽然孔子后人，也有觉不妥而主张采用二十一年说者，如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孔广森的【公羊通义】，孔宪璜的【重修孔氏大宗谱】等书，结果只是徒存其说，难以改变积重难返的既成事实。三是专制皇帝所钦定。钦定的【历代纪事年表】【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对于孔子诞辰，皆主二十二年说。朱子【论语集注】也被指定为官版正字的书，几乎人手一编。在积习已久的八月二十七日圣诞节之上，再加上个钦定更是根深蒂固的了，所以直到了清末民初，没有人能纠正这种以讹传讹的孔子诞辰。
董先生认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了，应该追求真理，破除过去的一切成见，推翻上举的三种潜势力，找出一个真正的孔子生年。最后列出他考定孔子诞辰的结果：鲁襄公二十一年，周灵王二十年，西元-552年，周正十月二十一日庚子，也就是夏历的八月二十一日，儒略周日一五二O O八七日。相当于儒略历的十月九日 ，格列高里历今之国历的十月三日。而孔子的生年，也应该是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岁了。
董作宾先生破【史记】从【穀梁】的观点跟刘咸炘先生的观点几乎一致，但他同时换算出西历儒略历与格里历的对应日期。应当说就学理与学术而言，董先生的这篇【孔子生年考】已彻底解决了中西历的孔子诞辰日的确定问题，但因时代所限，他的观点仍被他想推翻的三种潜势力所吞噬，至今仍沉睡在他的全集中而不为人所广知。编者花了五六年时间研究，【孔子生卒年月日古今考辨文选】不仅已编好，连前言的初稿都已写好，正要定稿时，才好不容易请人挖掘出此篇。考辨史上最有价值的两篇文章——刘咸炘先生的【孔子生年月日决辨】与董作宾先生的【孔子生年考】，都是如明珠沉于大海，不见天日。现在终于见了天日，也许昭示着孔子诞辰日真正到了归真的时候了吧？ == 现代天文学推算说 ==
1989年3月，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先生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了【孔子生卒的中历和公历日期】。文中说：『仅笔者所见，孔诞就有公历9月22日，9月28日，10月3日，10月4日，10月9日诸说，中历又有八月二十一日，八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七日之别。因此有必要再讨论一下，看能否把认识基本上统一起来。』
关于孔子的生月，张先生认为，襄公二十一年【春秋】记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庚戌朔前552年8月20日有一次日环食，曲阜可见七分大食，食甚时刻14时33分。【春秋】所记乃是时观测的实记。『十月庚辰朔日食』系错简误置。这都已成定论。这样鲁国时历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十一月庚戌朔中无庚子。退一步讲，如果【公羊】【穀梁】纪年有误，孔诞确如【史记】所书为襄二十二年，【春秋】这年七月有辛酉，应为丙午朔，八、九、十月分别为乙亥、乙巳、甲戌朔，十一月为甲辰朔，月中仍无庚子。显然十一月是错误的。生月当为十月。生日【公】【谷】的说法一致，都是庚子日，【史记】缺书。在年、月、日生辰三要素中，月、日基本上可确定下来：十月庚子日。问题出在诞生的年份上。
张先生编过【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对古六历很熟悉，经他推算，孔子生卒的中历、儒历、格历年月日期分别表述如下：
诞辰一从【公羊传】【穀梁传】
中历：鲁襄公二十一年鲁国历法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夏历八月二十一日庚子；
儒历：前552年10月9日；
格历：前552年10月3日。
诞辰二年从【史记】、月日从【公羊】【穀梁】
中历：鲁襄公二十二年鲁国历法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庚子；
儒历：前551年10月4日；
格历：前551年9月28日。
卒日
中历：鲁哀公十六年鲁国历法四月十一日己丑；夏历二月十一日己丑；
儒历：前479年3月9日；
格历：前479年3月4日。
张先生可能是将孔子的生卒日全部给出了中西历对应日期的第一人。编者也是编好此书，写了【前言】初稿以后才读到此作，发现自己好不容易推出的日期与张先生推算的结果基本一致。但由于当时不知在儒略历转换成格里历时，公元前不同的年份在换算时需减去的天数是不一样的，如前601年3月至前501年2月之间需减去6天，而前591年3月至前301年2月之间只需减去5天，错将孔子卒日的格里历日期像换算生日那样减去6天，成了3月3日，收进此集时现已改为3月4日。
对于孔子生年确定的问题，张先生却这么认为：【史记】的史学价值极高，司马迁又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史记】采用【春秋】【左传】孔子卒年的说法，它记载『孔子年七十三』、『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似亦必有所本。有可能【史记】和【公羊】【穀梁】各有所本，所依的材料不相同，但都是有据的，可又比较简略和不完整。这种情况下，【史记】给出孔子生、卒、年寿三个年代数据，实际上其中任意两个都已足够了。三个数据组成严格的自检系统。哪一个数据有错都会出现矛盾。【史记·世家】记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年岁都以虚龄计数，这是古人习用的计岁方法，年寿和生卒年份又全相符合，而【公羊】【穀梁】只给出生年一个年代数据，如有差错无法判定。因而，只要【史记】有据，仅此一点即可看出在出生纪年上显然【史记】有较高的可信度。另外，明清以来，近几百年，封建王朝一直采用八月二十七日作为孔诞来纪念；多年来，这个日子也一直为孔子后裔所采用，而一般学者认为它『出自其子孙相传，当得其真』，故而深信不疑；民国以后，1929年又将中历八月二十七日直接改为公历8月27日作为孔诞纪念日；而中国台湾于1952年公布确定孔子诞辰据中历周灵王二十一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换算成公历应为9月28日，并定这一天为教师节。故而认为，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公历格历前551年9月28日作为孔子诞辰比较合宜。当然，这样也可仍以中历的八月二十七日作为孔诞纪念日。这样，今年1989年9月28日就是孔子诞生2539周年纪念日。1990年9月28日是孔子诞生2540周年。中国有过虚岁生日的习惯，因此1989年9月28日也可称作孔子2540周年诞辰。
张先生以上的判定是受了董作宾先生所说的三种特殊势力的影响，而且对【史记】的判定与事实不符。前人认为【史记】所记孔子生年月日本于【世本】已为刘咸炘先生破斥，认为【史记】记述孔子生平事迹年岁都以虚龄计数，年寿和生卒年份又全相符合已为董作宾先生所驳。所以取【史记】而弃【春秋】经传的记载实非明智之见。另外，在他所编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春秋朔闰表中，认为襄公二十一年鲁历以甲寅朔冬至为正月，此年无闰，闰在前一年，与清王韬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王韬认为是年鲁历二月朔甲寅冬至，因以冬至所在之月的前一月为正月，故此月建亥而非建子，因正月提前了一个月，故需在八月置闰。如此，虽然王表与张表的十月都是庚辰朔，十月庚子同为夏历的八月二十一日，但对鲁国是年实际行用的历法的判断是不同的。而在张表中，十月庚辰朔是置于十一月栏下的，月末还标有闰月，虽然在二月栏下的甲寅朔前标注了『正』字，表示是年鲁历应将此月作正月，但因其时鲁历并不规范，常有该闰而未闰或不该闰而闰的现象，表中的标注只能体现规范的历法而未能体现现实的历法，故若只依此表读者自然会受到误导。编者当初就因误用此表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至于孔子的生卒日是换算成儒略历好还是格里历好，江晓原先生站在国际换算通例角度，认为应换算成儒略历，而徐文新先生则站在精确角度，认为应换算成格里历。张先生早在他们之前就认为：『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公历是格历，历史上的日期凡公元1582年以后的一律采用格历，以前的一律化为儒历。因为格历比儒历更接近回归年的真值，作为历史上的纪念日来说，将中国古代的历日化为今天实行的格历对应的月日，可能更比较确切。』看来，如作为历史上的纪念日，张先生的考虑也是精确重于惯例的。我想这个问题能否这么解决：孔子的生日还是以夏历的八月二十一日为准。如要确定对应的西历日期，可以依儒略历换算为10月9日，这与国际换算贯例是相合的。但自1582年以来，世界各国已先后采用了格里历并作为公历，因此，将现今通行的格里历的对应日期10月3日作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应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原定教师节9月10日，有人认为是所有节日中最没有立节意义的节日，且又不放假，难以表达尊师重教的意义。如以孔子诞辰纪念日作教师节，不仅赋于教师节以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且此纪念日正好在国庆节之中，并不需要特别放假，也正好符合【礼记·学记】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意旨，不亦善乎！
1999年【历史月刊】第8期发表了天文学家江晓原先生的【孔子诞辰考】。该文从现代天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孔子的诞辰，既使人耳目一新，又让人易懂易信，为孔子诞辰日在当代的确定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江晓原先生的论述十分简洁，逻辑清晰而缜密，再加结合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使他得出的结论多年来一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江先生的论证是这样的：孔子生年若依【史记】有两个问题：一是孔子只有72岁，与所说的73岁不合。二是未记孔子出生的月、日。因此，按【史记】无法推出孔子出生的具体日期。【公羊传】和【穀梁传】都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也同记出生日为庚子，所不同者一为十一月，一为十月。从文献的自洽程度看，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接下去二十天后是庚子，则此庚子只能出现在十月，整个十一月不可能有庚子甲子是六十天一循环，因此【公羊传】的记载自相矛盾。这样唯一可靠的记载就是【穀梁传】了。
因为二传在孔子出生这一年都记载了日食，经现代天体力学方法推算，公元前552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这年中，在曲阜确实可以见到一次食分达到0.77的大食分日偏食，这与『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完全吻合，而在次年的襄公二十二年没有任何日食。
为了确定这次日食的日期，江先生采用了天文学上的『儒略日』，——与干支系统类似的以『日』为单位的单向积累的记时系统，确定了此日为公元前552年8月20日，然后就可推出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卒于公元前479年3月9日。
文末还指出，纪念诞辰几周年的算法应用纪念年份+552-1这个公式，因为没有公元O年，如从公元前某年算起需减去1。如今年的孔子诞辰周年算法为2021+552-1=2572周年。1989年邮电部发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邮票，周年年数也是这么算的：1989+552-1=2540年。但如认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则是算法出了问题。
如果说刘咸炘先生从文献与常识角度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孔子生日当依【穀梁传】所载，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夏历八月二十一日，而江晓原先生则从科学与逻辑角度无可辩驳地证明，若依公历，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
2011年9月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毕宝魁先生发表【孔子生年生日详考】，认为近来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都在9月28日，而这个日子是缺乏依据的。他综合了历史文献与现代天文学的佐证，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中明确记载着孔子的生日，排除衍文的干扰后，可以认定两传记载的日子是一天，相互吻合。两传的传人均是孔子得意弟子子夏，子夏终身追随孔子，是著名弟子，应该知道孔子生日，故所记载之日期可以相信。【春秋左氏传】是孔子同时代人左丘明所著，不记载孔子生日是天经地义。而司马迁所记极其简略，只有生年没有生日，生年也与两传不同，不应采信。【孔丛子】和【孔子家语】两书均没有孔子生日之记载。其他文献则更晚出，更没有说服力。【孔氏祖庭广记】之孔子诞辰是采用司马迁生年与两传记载之生日而成，司马迁与两传年不同，农历日期亦必然不同。【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中所推衍之日食与【春秋三传】之文献记载全合，足以证明孔子生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再用最科学之儒略日与干支法相咬合，完全没有月份之干扰，推论出孔子的生日。这样，孔子出生年月日便可以确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庚子日，即二十一，公历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说法均应废弃。因此本人建议将以后的祭孔典礼改在孔子生日进行。如公历，则是每年的10月9日，如农历，则是八月二十一。』可见，毕宝魁先生已将刘咸炘与江晓原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完全结合了起来。 == 王笑东以『三正』提出新说 ==
2016年古天文学者王笑冬先生发表了【天之生我 我辰安在？——孔子生卒天文历法考】，对孔子的生卒日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
首先，王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看法，认为：『殷历建丑，武王克商后，虽然周王室将正月前移一月，改为建子，但鲁国与毗邻的宋国依然使用殷历「建丑」的历法，我们称为「鲁旧历」。随着周王室对周历的推行，鲁国的历法也同时使用建子，我们称为「鲁新历」。』『春秋时期的鲁国，「鲁旧历建丑」与「鲁新历建子」两种历法并行使用。孔子就诞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就是鲁历的独特之处。』『我们推测，用「鲁旧历」与「鲁新历」记载的大部分原始史料由于鲁国的社会动荡而散佚。少数散落的史料后来被孔子整理成了【春秋】，完成了第一次结集。』何以证明鲁国在春秋时或孔子修【春秋】时是『鲁旧历』与『鲁新历』并用呢？作者在研究日食时发现同一日食，【公羊传】与【穀梁传】的记载有时刚好相差一个月。如文中说：『【公羊传】曰：「三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为鲁新历三月癸亥朔，儒略历公元前626年2月3日。【穀梁传】曰：「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应为鲁旧历二月癸亥朔。』于是，关于孔子的诞辰，作者便得出以下结论：『鲁襄公二十一年只有「鲁新历十一月庚子」，也就是「鲁旧历十月庚子」，同时符合【公羊传】和【穀梁传】中孔子生辰的记载。这一天是周正十一月二十一，殷正十月二十一，夏正九月二十一，鲁旧历十月庚子，鲁新历十一月庚子。这天为儒略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
王先生推出的公历日期与江晓原先生一致，但夏历日期几乎与历代遵从二传的都不相同。不同的根源在于先儒从未有人认为【春秋】是用新旧鲁历两种不同的历法并行记事，虽然有人认为用周正，有人认为用夏正。因此，【公羊传】的『十有一月庚子』被认为是衍文或误文，因为二传在『九月，庚戌朔』与『十月，庚辰朔』的记载上完全一致，而十月有庚子，十一月并无庚子，这样自然就以【穀梁传】的记载为准了。而王先生首先认定【公羊传】里信息的可信度很高，里面记载的十一月就是以十一月为岁首的周正的十一月，换算成夏正得减去两个月，孔子的生日就成为九月二十一日。【穀梁传】记为十月庚子，是因为用以十二月为岁首的殷正记载，换算成夏正得减去一个月，孔子的生日也是九月二十一日。王先生就这样用自己的一个似乎能找到证据的假设，即【春秋】用『鲁旧历』与『鲁新历』两种历法并行记事，将二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统一了起来，但结论却不是几乎已是公认的八月二十一，而是九月二十一了。
王先生对【史记】的记载自然也是否定的，对将9月28日视为孔子诞辰日的由来也作了清晰的推断：『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被后世学者由此推断为周历的「十月庚子」，这天为夏正的八月二十七。这样一错就错了两千多年。如按历法推断，这天为儒略历公元前551年10月4日。』『到了中华民国，推行公历，也就是格里历。因为考虑格里历每400年比儒略历少了3个闰日，自所谓「孔子诞辰日」的公元前551年至格里高利十三世教皇在1582年把10月4日的第二天改为10月15日，格里历比儒略历多出10日，故把孔子的诞生日在10月4日基础上，又前移了6日改为9月28日。于是，国际上就把格里历公元前9月28日视为「孔子诞辰日」。』『今天，有人把【公羊传】与【穀梁传】记载的「孔子诞辰日」在「10月9日」的基础上推算为公历格里历的10月3日，也前移了6日。但是，在公元1582年之前使用格里历不符合国际上习惯做法，容易造成历史信息的混乱。所以国际「孔子诞辰纪念日」应是每年的10月9日。国家的祭孔日应为每年的农历夏历九月二十一。』 == 曹景年巩固夏历八月廿一说 ==
2017年9月，孔子研究院曹景年先生发表【孔子诞辰诸说源流考】，对关于孔子诞辰的诸多观点进行追根溯源并考辨其真伪。该文也认为【公羊传】与【穀梁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其实是一致的，都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只是今本【公羊传】误衍了『十有一月』四个字。晋杜预在【左传】注中说孔子于『鲁襄公二十二年生』应该是依据【史记】的记载而来。【孔子家语】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三年，比【史记】更加错误，又没有出生之月日，故没有参考价值。汉儒贾逵、服虔及东汉【老子铭】皆认为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文中还参考了金友博先生【史记孔子生年索源】一文的论证，认为学者之所以认为【世本】有记载孔子生年，源于对【孔氏祖庭广记】中一段话的误解，错将【广记】作者引他书的话当作【世本】的话，其证据有三：其一，他书如【毛诗正义】【穀梁疏】【左传正义】引用【世本】『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这段话只是简略记载孔子的世系，中间并没有孟皮的故事，更没有娶颜氏的故事，也绝不见孔子诞辰的信息。其二，【世本】是对诸侯大夫世系的记载，是流水账式的，其基本格式是『某生某』，记载孔子诞辰不合其书体。其三，汉唐经史大师，在论及孔子诞辰时，无一引【世本】为说，如【穀梁疏】【史记索隐】等，都多次引用【世本】，但在论及孔子诞辰时只提【史记】与【春秋三传】。如果【世本】有这句话，岂有不用之理。因此可以断定【世本】中并无孔子诞辰的记载，而仅有关于孔子的世系罗列，【孔氏祖庭广记】记载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这句话应该是该书作者孔元措的话，而非【世本】的记载。这跟刘咸炘先生的判断可谓异曲同工。
关于该遵【史记】，还是该遵【公羊】，该文指出：『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其中【春秋】一经为公羊博士，终两汉皆然，在汉人眼里【公羊传】是【春秋】的正统解释。【左传】【穀梁】虽然在汉代也有流行，但它们仅属于民间性质的学术。汉人称【公羊传】一般直接称「春秋传」，具有仅次于经典的地位。汉代刻石经，除了把五经刻上去，又加了【公羊】和【论语】，二者是儒家「传记」中地位最高的二部书，因此，一般学者提到孔子诞辰当然要以【公羊传】为依据。……在司马迁作【史记】时，【公羊传】早已立为博士，成为具权威性的学说，而司马迁作【史记】也有继承【春秋】的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对【公羊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一无所知。既然知道，他不可能再去记录另一个与之不同的说法且没有任何说明。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孔子生年，几乎可以肯定资料来源就是【公羊传】。但为何又与【公羊传】不同，而相差一年呢？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司马迁误把【公羊传】的日期按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计算。如果司马迁见到的是衍了『十有一月』的文本，则十一月按周正是第二年了编按：此处的推论需建立在司马迁认为【公羊】用夏正记事才能成立；第二种可能，如果他见到的是没衍「十有一月」的文本，由于汉朝在太初之前，都是以十月为岁首，可能他习惯性地认为十月就是第二年了，于是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总之，过去由于人们过度崇拜司马迁，所以对其结论深信不疑，反而置二传于不顾。其实【史记】中的年代错误不在少数，而二传都在【史记】之前，应该比【史记】更为可靠。』
该文的最后结论是：孔子诞辰的材料应以【公羊传】【穀梁传】所载最为准确，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庚子即是月二十一日。换算成今天通行的农历，即八月二十一日。换算成儒略历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格里历为公元前552年10月3日。 == 余觉中的观点变迁 ==
2017年12月，余觉中发表【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此文在论证孔子生日部分受王笑冬【春秋】『同时使用鲁旧历与鲁新历两套历法记事』说的影响，又误用了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中的春秋朔闰表，也得出了孔子生于夏历九月二十一日的结论。但在孔子卒日的论证中又认同清代考据大家江永的观点：【春秋】经传常有相差一月的现象，这是由于周王朝东迁以后变得衰微，天子未必统一颁历而由列国自行推步造成的。因为置闰不同，周历与鲁历、鲁历与卫历往往有一月之差。对于这种现象，王笑冬认为是用了两套不同的历法体系造成的，而江永却认为是同一套历法体系由于置闰不同而造成。在江永看来，杜预认为哀公十六年四月无己丑只有乙丑的观点是错误的，杜预认为五月十二才是己丑，可以看出杜预是按闰在哀公十五年之末的卫历来推的，因鲁历在此年年末并未置闰，故此时已是哀公十六年的正月了。如此推下去，鲁历在四月是有己丑的，此日便是四月十一日，即孔子的卒日是夏历二月十一日，而非杜预所认为的二月十八日，如换算成公历，则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
2016年6月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博导黄怀信先生在中华诗礼家风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研讨论文【孔子生年月日及形貌】发表在商务印书馆2019年8月出版的【诗礼传家】上。
文中认为，钱穆先生根据韩非两人争讼『后息为胜』的原理，取后说，并认为『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今天不仅已经可以确论，而且变得非常简单。因为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已经使数千年前中国古历每个月的朔日干支及所对应的公历日期一一得到确定。所以，关于孔子之生年月日，现在完全可以得到最终的确定。而确定孔子的实际生年月日，自然有其实际的意义，比如知孔子之年寿，确定孔子的纪念日之类。钱穆先生所谓『无所用』，实际上只是因为『不可能』而发的推托之辞。
关于孔子的生月，文中说二传之『庚子』月份虽然相差一个月，但其九月『庚戌朔』与十月『庚辰朔』则是相同的，而且皆有日食记录。考【春秋注】，于襄公二十一年也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的记载。这一记载是否可靠？据张培瑜先生所编制的【中国先秦史历表】所附【春秋日食表】，襄公二十一年之庚戌朔确实发生过曲阜可见的食分为0.77的日食，说明二传所记九月天象及干支是可信的。【张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无日食，说明二传该月『日有食之』四字可能是承【春秋经】以来之误记。杨伯竣于此经下注曰：『此日不入食限，史官误记，或司天者误认。两月比食虽有之，惟皆为偏食，而非同一地所能迭见。若全食、环食之后，决无两月连食之理。』可见此十月庚辰朔之日食确实不当有。十月日食虽属误记，但并不影响九月『庚戌朔』日食的可信性，因为已经得到天文学的验证。九月『庚戌朔』日食既可信，那么十月『庚辰朔』自然也就没有问题。十月既为『庚辰朔』，庚子去庚辰21日，庚子日自然就是十月之二十一日，而十一月则不得有庚子。可见【穀梁传】之『十月』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是说，孔子之生日为当时『庚辰朔』之十月二十一，这是首先可以确定的。
关于生年，文中说，【史记】虽记在襄公二十二年，但无月日，加之时代晚于二传，其可信度理应不如二传。更重要的是，查【张表】，襄公二十二年整个一年都没有庚辰朔之月，也没有日食，可见其说确实不可信。所以，当以二传为是。钱大昕曰：『贾逵注【左传】于襄公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贾逵说云：「仲尼时年三十五。」是汉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公二十一年也。』看来汉儒以孔子生在襄公二十一年的说法是正确的。【史记】定为襄公二十二年没有任何依据，应当属于误记。【阙里志】云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无疑也是本于【史记】，所以不可信。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今按：周正十一月仅为夏正九月，断无属明年之理，司马贞之说非是。看来所谓『后息者为胜』的说法，并不科学。所以我们不能轻从【史记】。
文中还认为，目前通行的说法以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周历十月、夏历八月，说明是年从【史记】，月从【穀梁传】。宋代孔传撰【孔氏祖庭广记】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应该是此一组合的最早出处。然而年从【史记】本已不可信，而月从【穀梁传】更等于是张冠李戴。因为中国古历每年同一个月的朔日干支并不相同，求其具体日期，必须从该月之朔日推算。月配错了年，具体日期自然会产生差异。可见目前所谓『鲁襄公二十二年周历十月、夏历八月』的说法，绝对不可取。
孔子的生日如何换算为公历呢？文中说，查【张表】公元前552年即是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周历十一月庚辰朔，与二传及【春秋经】差一个月。然而其表之十月为庚戌朔，与二传及【春秋经】之九月庚戌朔又一致。可见是递差一个月。这就说明，二传及【春秋经】历日干支记载虽然是真实的，但当时实际历法失真，上年误闰一月。就是说，当时上年本不应有闰月，而误置了一个闰月，使当年月份统一提前了一个月，这样一来，十一月就成了十月，十月就成了九月。误闰及失闰的现象，在古代是常有的，所以不足为怪。总之，该月庚辰朔没有问题。庚辰朔既无问题，那么只要查出其所对应的公历日期，孔子所生庚子日所对应的公历日期自然也就可以确定。查【张表】，此庚辰朔为公历公元前552年9月19日，庚子去庚辰21日，那么孔子生之庚子日，即该月之二十一日，于公历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江晓原教授运用现代天体力学方法回推，验证了『庚戌朔』日食，并结合儒略日，排算出的结果也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与我们的结论完全一致。看来孔子的实际生年月日，确应如是定。
黄先生从文献、天文与历法角度有力地论证了孔子诞辰不是不可考，也不是不能定，而考定本身也并非没有意义。其结论亦佐证了刘咸炘、董作宾与江晓原三位先生的观点。不过文中认为鲁历在孔子诞辰那一年的前一年不应有闰而误闰了一月，从而导致二传及【春秋经】之九月庚戌朔与【张表】递差一个月，似不如清儒的考证更有说服力。王韬认为鲁历是年由于正月前置了一个月，本应在二月置闰而未闰，故不得不在诞辰那一年的八月补闰。这也能解释为何【春秋】经传与【张表】会有一个月的递差。但实际上这一个月的递差也是黄先生误读【张表】的结果，因为【张表】认为鲁历是年以二月的甲寅朔为正月，故在『甲寅』前注了一个『正』字。因此，表上的十月庚戌朔实与【春秋经】之九月庚戌朔一致，二者并无一个月的递差。
2019年11月，余觉中又写了【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对旧作【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一文中的观点作了修正。作者查考了清代及今人的一些历法著作与资料，发现春秋时的鲁国历法已有变乱，置闰不像周王朝颁布的历法统一置于岁末，从【左传】看就有闰三月、闰八月的记载。清代历法学者王韬根据【春秋】经载哀公十六年正月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而【传】却记在十五年的闰月，遂得出以下结论：【经】【传】之所以相差一月的原因是鲁历与卫历二者同为周正的历法系统因置闰不同造成的，卫历在哀公十五年年末置闰，而鲁历并未置闰，【经】依鲁历，而【传】依卫历，故【经】【传】记蒯聩入卫事有一月之差。【再考】认为【穀梁】与【公羊】记载孔子生日相差一月的情形与此类似，即襄公二十一年鲁历在十月前置了闰据王韬考证是年鲁历闰八月，而卫历则按常规只在岁末置闰，这样鲁历的十月即是卫历的十一月，【穀梁】按鲁历记，而【公羊】则按卫历记。这跟王韬的观点：『左氏所据者卫历也，经文所从者鲁历也。左氏多得他国典籍，每杂用他国书，书卫事则用卫历，书周事则用周历，书晋事则用晋历，其与【经】同者则据鲁历以参改。然隶事既多，取材又博，往往有失于改正者，故日月或有时与【经】违异，要不足为左氏病也，在善读【经】【传】者自能领略之耳。』是相合的，跟江永的观点也完全一致。比较起来，【春秋】并用两套不同的历法记事的观点就不太能站得住脚了。
【再考】指出，【考辨】一文的问题在于未经论证就以王笑冬先生的两种历法并用说作前提，再加上在查张培瑜先生编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春秋朔闰表时发现【春秋】经记的『十月庚辰朔』要在表中所列的鲁历十一月才能找到当时没有注意到该表在襄二十一年二月甲寅朔前标注了一个『正』字，因此也判定此年的【春秋】经与【穀梁传】是用建丑的『鲁旧历』即殷历记录的，而【公羊传】则是用建子的『鲁新历』即周历记录的，从而由写作此文的本意想反驳王笑冬先生的『九·二一』说转为赞同此说。作者在写作【考辨】时，根本想不到【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的春秋朔闰表与战国朔闰表会有问题，王笑冬先生考证所依据的天文软件也同样有问题。比如，查天文软件，儒略历公元前479年3月9日相对应的周历日期是四月十二日。如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战国朔闰表，得到的结果与天文软件相同。这与先儒确定的四月十一日有一天之差，原因何在？
原来战国朔闰表是从公元前480年起始，为统一起见，便不再列鲁历了。如列上鲁历的话，公元前479年的正月应是辛亥朔，而周历却是庚戌朔，也就是说鲁历的合朔要比周历晚一天，晋杜预的【长历】合朔同周历，故杜氏认为四月无己丑，只有五月才有，认为【左传】的『己丑』乃『乙丑』之误，而按鲁历，正月辛亥朔，二月庚辰朔，三月庚戌朔，四月己卯朔，己丑则为四月十一日。从战国朔闰表看，鲁历与殷历是一致的，而殷历是建丑的，如依王笑冬先生的假设，此年【左传】应是用『鲁旧历』记才对，那么换算成夏历应是三月十一日，而王笑冬先生又换算为二月十二日，显然又是按周历建子算的。江永在【乡党图考】中明确指出：『四月己丑当为十一日也，时鲁历与卫历不同，蒯聩入卫事【传】依卫历在前年闰十二月，而【经】书此年正月己卯，是鲁历前年不置闰，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为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非也。』
【再考】还引今人关立行、关立言先生在【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一文中的观点，证明鲁国的历法与周王朝的历法都是『周制』的历法，即以冬至所在的月为正月。但春秋鲁国历法却是一部闰余乖次、有失规范的历法，存在『超闰』即不当闰月而提前闰了月与『失闰』即本当闰月而未及时置闰的现象。正因如此，『两千年来，历代研究春秋历法、编注春秋朔闰表的学者层出不穷，一些外国学者如新城新藏、薮内清等也在这方面作过大量工作，但迄今见到的春秋朔闰表均未能臻于至善。有些学者，如杜预、赵东山、陈厚耀，特别是如顾栋高等囿于单纯追求历史学考证的方法、观点，缺乏天文学方面的造诣。顾栋高仿杜氏长历所辑春秋朔闰表，与春秋经传似可相合，然而与推算不符，不足以令人信服；另一些学者，如江曰桢、郭守敬、张培瑜等片面追求天文学推算结果的准确性，忽略了春秋时期天文学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考证」在历史学中应占有的地位，编注的春秋朔闰表与春秋经传不合，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难免出现替古人重排历表的失误。』看来春秋战国朔闰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如一味根据现代天文历法表来考证孔子的生年月日也是会出问题的。由此也可见『九·二一』说问题的根源在于以假说作前提，并且片面追求天文学推算结果的准确性，而忽视了文献考证在历史学中应有的地位。
【再考】最后认为：如以鲁国实际使用的历法为准，即以历史学或现实的眼光来看，孔子的生年月日当依【穀梁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换算成夏历则为八月二十一日，换算成西历儒略历则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孔子的卒日当依【左传】与【史记】，为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换算成夏历为二月十一日，换算成西历儒略历则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如以逆推的日期为准，即以天文学或理想的眼光来看，孔子的生日可依【公羊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换算成夏历则为九月二十一日，换算成西历格里历则为公元前552年10月3日。孔子的卒日仍依【左传】与【史记】，换算成夏历为二月十二日，换算成西历格里历则为公元前479年3月3日。如从尊重历史事实这一角度来看，笔者倾向于将孔子的生日定为八月二十一日。考虑到尊重国际惯例，换算成西历时，笔者倾向于用儒略历，定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考虑到今后国际社会共同纪念孔子诞辰的方便，国家层面将之定为10月9日可能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一方面避开了由于当时春秋历法的混乱致使经文记载有异而造成的日期争执，另一方面又由于经文记载了日食，有可靠的天文学推算作支持，应是最无争议的选择。今后民间祭孔的日期可依夏历，孔子的生日可定为八月二十一日，卒日可定为二月十一日。国家或国际纪念日可用公历，孔子的生日可定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卒日可定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
可以说，到了【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千古以来有关孔子生卒年月日的最早、最可靠的记载，不同说法的源头，歧见的原因，以及重新确定孔子生卒日的天文、历法与文献依据都得到了充分的澄清。
2020年3月，精于中医与历法的崔记川先生写了【孔子生日求真】。该文以漫谈的形式，对孔子的生日、生月与生年作了别具一格的考证。文中认为，生日为庚子日，自古无异议，十月初一是庚辰，十一就是庚寅，二十一就是庚子。至于孔子生于八月还是九月？不可能是九月，因为九月二十一最晚已到了11月8日以后，最早也在10月13日到14日，这说明这是一组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组合。从常识角度否定了『九·二一』说。
至于孔子究竟生于公元前551年还是公元前552年，作者独辟蹊径，既不参经，也不参【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而是先算出前552年到2053年，在2604年当中共有632个闰年。2604乘以回归年天数365.242199074即得其间的总天数为951090.686天。如乘以365加上632则得公历累积天数951092天。951090除以60，即得15851.5个甲子周期，0.5个甲子周期就是30天。任一干支加30天，干不变，支对冲。对冲有六对：子午、丑未、寅申、己亥、卯酉、辰戌。从万年历可查，2053年八月二十日是庚午，公历是10月1日。显然，前552年八月二十一至2053年八月二十日共951090天，那951092天就是前552年八月十九日。换句话说，前552年八月二十一就是10月3日。
作者这一求证法避开了繁琐的考证，与江晓原先生用儒略历来求证异曲同工，可谓简捷而无可争议，而其考证结果又与先儒与今贤主【春秋】二传说的相合崔先生推算的10月3日是依据格里历，如换作儒略日也是10月9日。这也从另一角度否定了『九·二一』说。
关于【春秋】用何种历法记事问题，作者认为毫无疑义地用周历，这从【公羊传】解释孔子【春秋】中记事用『王正月』，【左传】直接用『王周正月』可以看出。【穀梁】【公羊】二传再承【春秋】经文后，另有记事，可见三传与【春秋】都是用的同一种历法，即周历。孔子在世时欲行夏历，但是意行，并非真行。周天子实行告朔制，每月何日定为初一，提前告知各诸侯国，鲁国诸侯为天子近亲，岂能例外？鲁国实行的是周历，亦称鲁历，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微，告朔制渐废，于是鲁历与周历在置闰置朔方面都有些差异。
对于【春秋】所载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与十月庚辰朔连月日食之事，作者有个大胆的推测：【春秋】经记录的『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是参考鲁史的资料，鲁史虽有这次日食，但其原文绝对不是『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极可能是：十月，日有食之；或十月朔，日有食之。孔子记录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是周史的原文，接下来孔子看到鲁史十月的这次日食，误以为是两次日食，顺带把干支补上。实际这两者所记是一次日食，只是由于鲁历置闰滞后，周历与鲁历在这一年出现了月份名称的不同。参看【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此年【春秋】经称九月庚戌朔，成为十月庚戌朔。同理，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和襄公二十一年一样的情况。
关于【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作者张培瑜先生自言是根据【春秋】经复原的鲁历，但崔先生认为张先生复原的是一部以置闰滞后的鲁历为置闰原则逆推而成的鲁历，完全和周历不一样。 但是有个别月份周历与鲁历是一致的，这是两种历法的公共月份。 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襄公二十一年【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鲁历是与真实的鲁历一致的，【公羊传】『十有一月孔子生』就是佐证。作者又大胆推测说，【公羊传】作者公羊高与老师子夏关系应更密切，这十有一月必是孔母亲口传于孔子，孔子传子夏，子夏传公羊高。亲口所传，并非衍文。又认为张表这一年的历法与当时鲁历是完全相同的。仔细看是年历法记录，在鲁历二月前写了一个『正』字，这表示鲁历二月应算作鲁历的正月。以此类推，周历庚辰朔是十月初一，而鲁历庚辰朔则是十一月初一，同为一月而两名。孔子这两年记事用的是周历，并且襄公二十年年底置闰了。【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是年没有置闰，而是在二十一年置闰了。因此，十有一月，孔子生，皆口耳相传，千真万确。
作者还认为，秦代使用的历法是采用夏历自然月的名称，只是以十月和九月分别为一年的开始与结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代及汉代所行的都是夏历，只是秦代以十月为一年记事的开始。司马迁必是认为孔子当时的历法亦是采用夏历的月份名称，而以十一月为一年的起点。参看【公羊传】的『十有一月孔子生』之句，将圣人之生年定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二十一年还是二十二年，如用公历记年也应记在前552年之下，但司马迁时代还没有公历，如果有公历的话，司马迁也绝不会记在前551年之下。
文中最后还以易卦断定孔子生于己酉岁，而非【史记】记的庚戌岁。
2020年7月，为使读者在短时间内了解孔子生日的考证思路与考证结果，余觉中用了千来字撰写了【孔子生日考简述】。文中说考证孔子生日首先是原始资料的取舍问题。如以最早的记载为准，当依【春秋】经传，则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而不是【史记】记的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至于二传记载生月相差一月，跟春秋后期列国自行推历有关。因周王朝未能统一颁历，周历名存实亡，故鲁历亦即周历，但鲁历与卫历因置闰或合朔不同，二者有时会有一月之差。因子夏是卫国人，故子夏或其门人依卫历记作十一月庚子是很有可能的。认为【春秋】经传同时用新旧两种鲁历记事既欠合情理，又乏史料依据，只是假说而已，而认为【春秋】经传既用周历又用鲁历两套历法记事，也有待进一步查考。如此，孔子生日可依【穀梁传】，为襄公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文中最后指出：现在借助天文学的研究成果来求证孔子生日也是一条路子。如果抛开历史现实，用天文历法进行理想的逆推，若依【春秋】经传，则可得出孔子生于儒略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或格里历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查天文日历或张培瑜先生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的春秋朔闰表，可知此日为夏历九月廿一日。为何现代天文历法的计算结果会跟【穀梁传】的记载相差一个月呢？原因是现代天文历法表并不是完全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编的，因为当时的各国历法置闰与合朔并不规范统一，致使天文历法表很难如实反映出来。但这理想逆推的结果倒跟【公羊传】的记载合上了，因此若据此认为只有【公羊传】的记载才是正确的，也是不合事实的。不过如果在【穀梁传】与【史记】两种记载之间实在难以抉择时，站在理想的天文历法角度将之定为九月廿一日也未尝不是一个也能立得住脚的选择。
2020年9月针对【孔子生日求真】一文中的某些观点余觉中又写了【孔子生月再辨】，在与崔记川先生讨论时又先后写了【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答疑】与【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答崔老师再疑】。
【再辨】说：观三千五百年历日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的鲁历表，初看，【春秋】经所记的『九月庚戌朔』放在十月的栏下，『十月庚辰朔』放在十一月栏下。这样，庚子日自然不在十月而在十一月了。因此，误以为孔子生于『鲁新历』十一月庚子，换算成夏历为九月二十一。但细察此表，发现在二月栏下的『甲寅』前注了一个『正』字，表明制表者认为当时鲁国是将此月作为正月的，既然表中的二月实为正月，那表中的十月庚戌朔与十一月庚辰朔自然也要前移一月，成为九月庚戌朔与十月庚辰朔，正好与【春秋】经传所记的相合。如此看来，十一月没有庚子，【公羊】所记非当时的鲁历亦可断定，也可知先儒择【穀梁】而弃【公羊】是有充足理由的。
针对崔文的两个推测，【再辨】辩驳道：这两个推测似乎确实有点大胆，孔子记录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为何一定是周史的原文，而不是鲁史的原文呢？清人袁谷芳【书法论】认为：『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未见有【春秋】采用周史原文的说法。对【春秋】与汉初史书四次连月日食之事最合适的态度还是存疑，这也是孔广牧对【春秋】有频食记载的判断依据：『连月书食，旧史阙文。疑以传疑，故圣人不删。』如依崔先生所言，则孔子不仅修【春秋】不严谨，其历法知识也不及常人了。
【春秋】经并未记孔子的生日，孔子出生时其生日尚无资格载入史册，孔子修【春秋】时也不可能自己将自己的生日添加到经文中，也不会称自己为『孔子』。因此，认为【穀梁传】中记孔子生日的是子夏的弟子鲁国人穀梁赤应是可信的。崔先生说『这十有一月必是孔母亲口传于孔子』，应当说是纯粹出于猜想。穀梁赤与公羊高同是子夏弟子，子夏为何不将孔母亲口所传的生日也告诉穀梁赤呢？当然，崔先生还有一个推想：『孔子记录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是周史的原文。』前文已言此推想缺乏坚实的证据，我们姑且认为经文九月庚戌朔确实出于周史的记载，但如果说【穀梁传】的『十月庚子孔子生』也是出于周史的记载就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了，因为到穀梁赤时，周王朝早已停止统一颁历，身为鲁人的穀梁赤为何不遵孔子依鲁历记事的惯例而要用周历记载先师的生日呢？不管怎么说，【穀梁】与【公羊】相差一月的事实是明摆着的，二者只能是一种按鲁国当时的历法记录的，如能确证【穀梁】按周历记载，【公羊】按鲁历记载，那么孔子的生日当以鲁历为准，应转换为夏正的九月二十一，而不应按当时鲁国并未实行的周历转换为八月二十一。比如今年闰四月，出生在十月的人，还是记作十月出生，而不能减去闰月算作九月出生。因此，依崔先生后面的推想，不应得出孔子生于八月二十一的结论，应与王笑冬先生的结论相同，如此又与崔先生力主的日期相违。
如果不能确证【公羊】的『十有一月』是鲁历的记载，自然不能拿它作为鲁襄公二十一年【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鲁历是与真实的鲁历一致的佐证。
王笑冬先生虽然也与崔记川先生一样认为【公羊】是用鲁历记，但与崔先生所持的【穀梁】用周历记不同，他认为【穀梁】也是用鲁历记，只不过是用建丑的『鲁旧历』记罢了，他的这个推想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倒正好相符，问题在他为了证明【公羊】记载的权威性与确切性，不惜作出『春秋时期的鲁国，「鲁旧历建丑」与「鲁新历建子」两种历法并行使用』的大胆推想，但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而使人难以信从。现经广泛查考，基本上可以认定，春秋时的鲁国并未同时使用建丑与建子的两套历法，但因当时的鲁国由于合朔与置闰已经失范，在确定岁首上，并不是都放在有冬至的那一月，有时会提前一月成为建亥，有时会退后一月成为建丑，或退后两月成为建寅。王先生在核对【春秋】经记载的36个日食时已发现【春秋】经传记事有周正、殷正、夏正三正并用的现象，误以为是三套历法并用，不知是一套历法由于合朔或置闰失范造成的。此现象已为清历法考据家王韬在其所著的【春秋朔闰至日考】中明确披露，也为日本考据家新城新藏及中国学者关立行、关立言的研究所证实。
张培瑜与王韬均认襄公二十一年的甲寅朔为冬至。表上也均列乙酉朔为岁首，但张表为何要在甲寅前注上正月呢？因为鲁历与周历都是建子的，有冬至的这一月应该作岁首，而闰月按规定须置于岁末。张表便是按这个理想的规定制的。但这样一来也有问题，去掉乙酉朔这一月，此年只剩下十一个月了，那就只好将本作闰月的己卯朔这一个月当作十二月了，那么此年便无闰月了。如果不以二月作正月，经文的九月庚戌朔就变成十月庚戌朔了，这样又与经文不合。所以张表这么处理并不圆满，不能说这就是当时鲁国的真实历法。相反，王韬在八月置闰就很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关于襄公二十一年闰在何月有两种说法，一据【大衍历】或古历，是年闰二月，一据杜预【长历】，闰八月。西周时一般置闰于年末，但到春秋时已变成在任何月都可置闰了。如鲁文公元年前626年闰三月，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闰八月，这在【左传】都有明确记载。但不管是闰二月，还是闰八月，都闰在孔子生月前。而子夏所在的卫国用的却是卫历，卫历也是建子的周历系统，只因与鲁国合朔或置闰不同，导致鲁历与卫历有时也有一月之差。如哀公十五年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传】在此年末之闰月，而【经】却书十六年正月己卯，王韬认为是年卫历有闰，鲁历无闰，左氏据卫历，而经文从鲁历。如此看来，【春秋】经用鲁历可以确定，【穀梁传】的作者穀梁赤是鲁国人，依【春秋】的体例也用鲁历记载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公羊传】有两个传本，一同【穀梁传】，自然是依鲁历，一有『十有一月』四字，可能就是依卫历，想必是年鲁历闰在孔子生月前，而卫历则置闰于年末，故二者有一月之差。子夏是卫国人，依卫历自然要记作十一月，但孔子是鲁国人，照理还是须按鲁历记。二传在汉代成书前曾经长时间的口传，这恐怕是形成【公羊】两个传本的原因所在。
崔记川先生读了【孔子生月再辨】，提出了以下几点质疑：一、言【公羊】『十有一月』是用卫历确乏证据。二、言襄公廿一年闰二月与闰八月有何证据？三、如何判定张培瑜先生的是年历法在二月前加一『正』字表示鲁国当年使用了以此为岁首的历法？四、孔子卒年其历在四月前加一个『正』字，据其自己说从前480年后此标注是代表夏历的正月。换句话说，依张先生的算法先师卒月是正月而不是二月。
余觉中在【答疑】中分别作了回答：
一、 『十有一月』是否是卫历确实难以定论，但如要证明定非卫历，也需坚实的证据。【公羊】是否依卫历关系不大，先儒一般认为【公羊】的『十有一月』为误记或衍文，故以【穀梁】记的『十月』为当时的鲁历，崔先生认为【穀梁】的『十月』为周历，而【公羊】的『十有一月』是鲁历。有没有可能【穀梁】的『十月』是鲁历，而【公羊】的『十有一月』是周历呢？实际上先儒绝大多数人都是认【穀梁】的『十月』为鲁历的，那么【公羊】的『十有一月』为周历应是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因为按西周时的历法惯例，一般皆在年末置闰，而鲁国当时历法较乱，有在三月或八月置闰的先例。先儒推测孔子出生那一年或在二月置闰，或在八月置闰，因此周历此年在二月或八月后会比鲁历提前一个月，即鲁历的十月在周历已是十一月了。这种现象先儒早就发现并论证过了。由于卫历有可能比鲁历规范，置闰一般都在岁末，因此卫历往往就是延续的周历，这也是先儒早就发现的。我推想【公羊】的『十有一月』是卫历，也可说它是延续的周历。但我不说周历而说卫历，是想增加【公羊】记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子夏是卫国人如从子夏出生时期来看，他的出生地温邑应属晋国，但因卫国与晋国接壤，温邑也曾几度易主，温邑在某个时期曾经属于卫国也是有可能的，这或许也是有人认为子夏是卫人的原因。即使这不能确定，但【韩诗外传】有关于子夏与卫灵公的记载，孔子两次在卫国做官，子夏在卫国成为孔子的弟子则是很有可能的，史载直到孔子去世后子夏才回家乡西河设馆教徒，因此孔子去世时子夏应当还在卫国，卫国应以卫历记载孔子的生卒日，子夏或子夏的弟子以卫历来记孔子的生卒日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在口传中就逐渐形成【公羊】一按鲁历、一按卫历的两种传本。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想，在我看来，这个推想比起王老师与崔老师的推想似乎要合理一些。
二、如按张表，显然与【春秋】经不合，那么【春秋】经是否像崔老师认为的那样是用周历记的呢？查此表的周历为八月庚戌朔，九月庚辰朔，与【经】亦不合。因此，比较而言，闰二月或闰八月之说显然更为合理，至于闰二月与闰八月究竟哪个更合史实，恐有待进一步考证。从情理而言，此年以冬至前一月为岁首，为建亥，如闰二月就相当于以冬至之月为岁首了，节气马上就可调整过来，这应是最理想的。当然，直到八月才闰也有可能，因到那时节气与平常之年已明显不合了，已到了不得不闰的时候，此时再闰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我在写【孔子生月再辨】时误以为张培瑜先生在襄廿一年二月栏下的『甲寅』前注了一个『正』字是表明当时鲁国是将此月作为正月的，但后来查看他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的【凡例】，内中说：『每页顶端横列「正月」至「十二月」、「闰月」为中历月名。正月为含冬至之月建子之月，月名与采用周正建子历法周历、殷历相合。夏历、颛顼历以建寅之月冬至后二月为正月，月名与顶端横列给出的相差两个月。表列「正月」为含冬至之月建子，相当于夏历、颛顼历的十一月。因排版困难并考虑版面清爽，除特殊情况，夏历、颛顼历的月名不另注出。』看来张先生并不认为此年鲁国以二月为正月，而只是说明二月是含冬至之月，正月还是从乙酉朔开始，这与王韬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只在置闰的先后。
四、【左传】记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四月己丑。鲁历的夏四月是夏正的春二月，不可能是正月。张培瑜先生的战国朔闰表自前480年后已不再列鲁历，而其时鲁国应仍使用鲁历。【经】言：『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但【传】记此事却在哀公十五年闰十二月，说明鲁历在哀公十五年并未置闰，查张先生的历日表可知是年十二月鲁历是辛巳朔，依此推到哀公十六年的正月是辛亥朔，己卯则是二十九日。因鲁历在前一年的末月未置闰，十二月是大月，则此年的正月为小月，故二十九日为晦日，则二月朔为庚辰，三月朔为庚戌，四月朔为己卯，己丑则为四月十一日，即夏正的二月十一日，换算为西历儒略历则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格里历为3月4日。
但晋杜预的看法却不同，他在【左传注】中说：『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查张先生的历日表，前479年周历四月为戊寅朔，则己丑为四月十二日，四月十八为乙未。五月戊申朔，五月十八为乙丑。六月戊寅朔，六月十二为己丑。由此不难看出，杜预的长历实是在哀公十五年岁终置闰的周历，而张先生历日表中的周历却在前一年的岁终并未置闰，而在本年的六月或岁终置闰，由此二者刚好相差一个月。杜预用前一年岁终置闰的周历卫历同来否定【左传】的记载，显然是不对的，其认为的孔子卒日二月十八虽被孔子四十七世孙孔传记入【孔氏家谱】，但终被孔广牧更正为二月十一。王笑冬老师曾根据现代天文日历将孔子卒日定为二月十二，是由于当时不知现代天文日历依周历四月戊寅朔，而不是按鲁历四月己卯朔推算，故多算了一天。
上面已经指出，哀公十六年由于鲁历在前一年岁终未置闰，故鲁历的四月在周历或卫历是三月。而张先生的历日表却没有反映出周历在前一年岁终置闰，以致在四月像鲁历一样也有己丑日。崔老师凭张先生的战国朔闰表中周历四月对应夏历正月，就推出孔子出生那年十一月即为八月也是不当的，因为表中的周历四月据实应作三月，则周历的三月为夏历的正月才是正常的，由此也正好佐证，张先生的历日表在孔子生日与卒日这两年的编排上都出了问题。虽然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的考证，但如不小心亦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崔记川先生读了【答疑】后，所疑未释，并认为孔子生年绝对不可能闰二月或闰八月，理由是闰八月不合无中气置闰这个规则，闰二月转换为夏历是腊月，而闰腊月在历史上很少见。而且根据张培瑜先生的历日表，依夏历，此月是上一年的闰十月，当然就没有后面的闰十二月闰二月与后面的闰八月了。
余觉中于是又写了【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答崔老师再疑】作了回应。
【答崔老师再疑】首先根据崔先生的具体论述将其论证思路作了如下陈述：
春秋时的鲁国实行的是以冬至为岁首的建子历，即周历，【春秋】经传即用这种周历记事。平王东迁后，随着周衰告朔制废止，鲁国已自行推步而用鲁历，但【春秋】经依然使用周天子颁定的周历而不用当时鲁国实际使用的鲁历来记事，由于鲁历有置闰滞后的现象，故孔子出生那年，周历的十月已是鲁历的十一月。张培瑜先生编的历日表中的鲁历是用置闰滞后的鲁历为置闰原则逆推而成的，所以与周历完全不同，但孔子出生那一年表中的鲁历正好与真实的鲁历一致，因为【公羊传】记的『十有一月』即是佐证。
【答再疑】回应道：告朔制废止前周历即鲁历，所以说【春秋】经传用周历记与用鲁历记是一致的，这没问题。但告朔制废止后，【春秋】经到底是依周历还是依鲁历记事就是个问题了。告朔制废止后的鲁国历法依然沿用周制建子的历法已是共识，但因合朔或置闰不同，周历与鲁历会有一月之差也早为先儒所见。问题是既然鲁国已不再用周天子颁朔的历法，鲁国的史官为何不用鲁历而用周历记事？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先儒基本上均认【春秋】为笔削鲁史而来，皆用鲁历记事。因鲁历用的是周制的历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用周历记事也不是不可以。但孔子是鲁国人，当时鲁国用的是鲁历，穀梁赤又是鲁国人，【穀梁】记孔子生月却不用实际使用的鲁历，而用告朔制废止前的周历，这从情理上如何说得通？再说，【公羊】的『十有一月』依鲁历亦缺乏证据，只是猜想而已否则先儒是不会普遍认其为误记或衍文的，怎能作为张先生历日表中是年鲁历与真实的鲁历一致的佐证？因此，王笑冬老师认为【穀梁】记的十月为建丑的『鲁旧历』固然是纯属不合情理的猜想，崔老师认为是鲁国废止不用了的周历也有违情理，孔子的生日不按现实使用的鲁历算而按废止不用了的周历算怎么可能呢？
崔老师认为张表的『夏』对应岁首标注了『十』，并在干支下有一横杠，说明通过现代精密推算，夏历此月是上一年的闰十月，从而推出后面没有闰十二月闰二月与闰八月，这是根据理想的历法规则推出的结论，而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根据历法规则，确应在前一年置闰，但前面已提到现实中的鲁历却失闰了，故将冬至月推迟到二月。既然推迟了一月，理应通过置闰将之调整过来。张表在夏历的正月『甲申』、殷历的二月『甲寅』、周历的三月『癸未』底下标上横杠，历日表的【凡例】是这样说的：『春秋、战国朔闰表中，朔日干支下部注以「--」号者，该月为无中气之月，采用「无中置闰法」，这月即为闰月，月名重前月。』也就是说划横杠的月是无中气之月，按汉【太初历】的规则是要在此月置闰的，但在春秋时不见得在此月置闰，所以张表虽在周、殷、夏三历中标上横杠，但仍将闰月标在岁终。至于鲁历，按张表的排列并没有无中气之月，他自然也将之置闰于岁终了。这是按春秋历法的惯例编排的，不见得符合鲁国历法使用的实际，关立行、关立言先生也说张培瑜先生『编注的春秋朔闰表与春秋经传不合』，所以我们在使用张表时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味信从。如依此年的张表，十一月有庚子日，十月庚戌朔，十一月庚辰朔，皆与【春秋】经传不合。依之推算的孔子生日公历10月9日与对应的夏历九月二十一日崔老师也认为是一对不可能的组合。而如果闰二月或闰八月，则与【春秋】经传刚好相合，公历10月9日对应的夏历则是八月二十一日，这自然是可能的组合。至于闰二月还是闰八月，不知现实究竟怎样，二者皆有可能。如果闰二月，雨水以后的节气与正常时节就都比较相合了，而且按周历，新年已过了两个月，来一个闰月应没有什么不正常感的。查昭公二十年，也是冬至在二月，是年闰八月，因此杜历与王韬皆主闰八月也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无论是闰二月还是闰八月，都不影响孔子生日的确定。
张表在某些月份前会注上一个『正』字，【凡例】说：『表列「正月」为含冬至之月建子，相当于夏历、颛顼历的十一月。』可见，某月的朔日干支前加注一个『正』字，并不是表明此月为真正的正月，而只是说明此月是含冬至之月，本应作正月，但现实中不见得作正月，就像表中划横杠的朔日干支只表示此月无中气，本应置闰，但现实中不见得置闰。前551年的鲁历正月『己酉』朔前也注了一个『正』字，如代表正月，上面横栏已注明正月，此处根本没有必要再注。但如要表明这是冬至所在之月，就有注的必要了，因为不是排在正月栏下的月份都是含冬至之月的。因此，我觉得【答疑】中对【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的【凡例】理解还是正确的。
自司马迁【史记】记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晋杜预【左传注】开始认【史记】而不采【春秋】二传，而对孔子卒日又不认【左传】【史记】所记的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而自推为四月乙丑，关于孔子生卒年月日的歧见持续了两千多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苦钻穷研与深思明辨，至此可以说已消泯了歧见而圆成了定见。
2021年3月，余觉中根据旧作【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孔子生日考简述】【孔子生月再辨】等文写成【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简述】，将千古以来的考证成果浓缩到一篇短文中。短文最后写道：东西几大圣人的生卒年月日有早期史料明确记载的唯有孔子，但千百年来诸圣中生卒日一直不能确定的也唯有孔子。对于一个有大一统文化传统的国度而言，连本民族至圣先师的诞辰都不能够确定，应是一种遗憾。当历史机缘成熟时，如能将之确定下来，并形成文化共识，当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桩殊胜大事，其意义之大自不待言。我相信确定至圣先师生卒年月日的历史机缘已经成熟，这也是代表中国文化正脉的孔孟之道将要在世上复兴的征兆吧！
从孔子生卒日古今的考辨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确实是天地人合一的文化，过去的史书便是这种文化的产物。一个数据错了，不可能做到典籍、天文、历法三方面都相合。如八·二七或9.28说首先就无法与典籍相合，因为至今尚未有人发现在任何典籍上有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的原始记载。其次，在天文上也不合，因为襄二十二年并未出现日食。三者能相合的，唯有【穀梁】记的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亦可断定【春秋】经传的原始记载是准确的，无可置疑的。这也是我们这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使我们能将典籍、天文、历法三方面结合起来，在过了二千多年后还能确考孔子的生卒日。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夏历八月二十一日，换算成西历儒略历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或公历格里历10月3日；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即夏历二月十一日，换算成西历儒略历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或公历格里历3月4日。建议民间春秋祭孔可于诞辰日八月二十一日与忌日二月十一日举行亦可依传统于上丁日与下丁日举行，也可选择其他比较方便的时间，10月3日可定为国际公共纪念日。通常出版物或纪念物上关于孔子的生卒年月日的说明，如『孔子公元前551.9.28—公元前479.4.11』可改为『孔子公元前552.10.3—公元前479.3.4』。
【孔子生卒年月日古今考辨文选】去年已大致编好，现又收进几篇，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并写此【前言】，便于人们看清孔子生卒日问题的来龙去脉，了解历代学者如何一步一步攻克各种难关，直至彻底解决了这一千古悬案，为不远的将来在国家或国际层面最后确定孔子生卒日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希望关于孔子生卒日的千古论争到此可以划一圆满的句号。
余觉中
黄帝四七一八年辛丑岁七月廿五—八月初八日
2021年9月1-14日初稿
九月初三10月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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