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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老师读《答疑》后又疑曰：
余老师您自称是绞尽脑汁，大概只有鄙人才体会出这不是个形容词吧！当我看了您答疑时我也是头昏脑涨，睡了一宿觉再看基本上看明白了。余老师您的文中的观点有点乱了。在存疑了《公羊》用卫历后又用周历取代就更混乱了。
一、周历的规则为何？我的拙作《孔子生日求真》中对周历作了定位。这一定位并不是臆断，基本是常识了。可惜古今贤由于《春秋》之用历日岁首竟有三月之差，遂不知所措，竟以建寅、建丑、建子、建亥之穿越与复辟之名称，甚是滑稽。请余老师再仔细看看拙作中对周历的叙述。
二、余老师您对张培瑜先生之历张表的解读有误，你再仔细看看使用规则。其中的一贯的编排并说夏历在岁首后二个月后为正月的确是错误的。这可能是张培瑜先生最大的失误。由是年的朔闰表将庚辰朔定为夏九月也证明了他认识上的失误。但后来从是年夏对应的在岁首加“十”字以及480后四月前加注“正”字又回到了正确的原则上。客观评价张培瑜先生，应作局部之失。余老师您可能注意到了拙作对圣贤所谓的错处都用了“失”、“误”等并于文后以“岂有错乎”收尾，并不惜用“猜”字，其实都是对先圣先贤之敬畏的权变之举。……请余老师您再对“张表”使用规则细读并和隐公以后数年相较看一看您认识是否有偏差。
三、关于是年闰二月、闰八月一事，今天我可以说百分百的没闰。旧历规则姑且不论，就中气置闰来验是不合规则的。九月庚戌朔前一个月闰八月明显不对。此月有中气，您可详查。至于闰二月还稍靠谱。但所谓闰二月在转化为夏历时是闰十二月。这是有一般历法知识的人都一见就心存疑问的。闰腊月在公元后208年有一次，直到十六世纪才有下一次，其罕见程度可想而知。从是年张表的夏对应岁首标注了“十”并在干支下有一横杠说明通过现代精密推算不差15分钟夏历此月是上一年的闰十月。如此当然就没有后面的闰十二月闰二月与后面的闰八月了。
四、我对九廿一并未间接认同过，只是认同《公羊传》中“十有一月”才是鲁国当年使用的历法。这一认识是和王笑冬老师有区别的，王老师认为十月庚辰朔是所谓的建丑，我则认为是标准的建子。在这一点我感觉余老师好像“背住了”，转不过来了。请再读一下我的缩文，是八月廿一，还是九月廿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解释。平心而论，如余老师历法稍精的话绝对比我说得清楚，毕竟我没写作的经验。我也知这类论文很少人关注的，推己及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我读此论文都嫌烦时，何况普通读者了。因此拙作用章回形式以缓解读者的枯燥之感，也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能为复兴儒学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正是鄙人多年的心愿，一切的辛苦都值了。
最后我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先圣先贤以及近贤最具影响力的大人物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哪里都对，就偏偏在先师生年、月上都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这难道是天命使然？当被破解时，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始。天垂象已明，鄙人已有预感。不知诸贤感觉如何？ 崔老师的大作认为“鲁国实行的是周历，近贤所称鲁历，实即周历，即建子历”，“周历即建子历，是以冬至为正月初一，同样也是靠置闰来调节的”，“《春秋》及三传都是用的周历即建子历记事是毫无疑问的”，又说，“周告朔制废后，鲁历与周天子历因置闰不同步产生了月份错一个月的差距”，“张培瑜先生复原的是一部以置闰滞后的鲁历为置闰原则逆推而成的鲁历，完全和周历不一样。但是有个别月份周历与鲁历是一致的，这是两种历法的公共月份。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襄公二十一年《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鲁历是与真实的鲁历一致的，《公羊传》十有一月孔子生就是佐证”。依崔老师的思路应是这样的：春秋时的鲁国实行的是以冬至为岁首的建子历，即周历，《春秋》经传即用这种周历记事。平王东迁后，随着周衰告朔制废止，鲁国已自行推步而用鲁历，但《春秋》经依然使用周天子颁定的周历而不用当时鲁国实际使用的鲁历来记事，由于鲁历有置闰滞后的现象，故孔子出生那年，周历的十月已是鲁历的十一月。张培瑜先生编的历日表中的鲁历是用置闰滞后的鲁历为置闰原则逆推而成的，所以与周历完全不同，但孔子出生那一年表中的鲁历正好与真实的鲁历一致，因为《公羊传》记的“十有一月”即是佐证。
告朔制废止前周历即鲁历，所以说《春秋》经传用周历记与用鲁历记是一致的，这没问题。但告朔制废止后，《春秋》经到底是依周历还是依鲁历记事就是个问题了。告朔制废止后的鲁国历法依然沿用周制建子的历法已是共识，但因合朔或置闰不同，周历与鲁历会有一月之差也早为先儒所见。问题是既然鲁国已不再用周天子颁朔的历法，鲁国的史官为何不用鲁历而用周历记事？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先儒基本上均认《春秋》为笔削鲁史而来，皆用鲁历记事。因鲁历用的是周制的历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用周历记事也不是不可以。但孔子是鲁国人，当时鲁国用的是鲁历，谷梁赤又是鲁国人，《谷梁》记孔子生月却不用实际使用的鲁历，而用告朔制废止前的周历，这从情理上如何说得通？再说，《公羊》的“十有一月”依鲁历亦缺乏证据，只是猜想而已否则先儒是不会普遍认其为误记或衍文的，怎能作为张先生历日表中是年鲁历与真实的鲁历一致的佐证？因此，王笑冬老师认为《谷梁》记的十月为建丑的鲁旧历固然是纯属不合情理的猜想，崔老师认为是鲁国废止不用了的周历也有违情理，孔子的生日不按现实使用的鲁历算而按废止不用了的周历算怎么可能呢？
我的看法是：周历到春秋时除了在周国今洛阳可能还在使用，其他诸侯国因周王朝不再统一颁历而自行推步，其所使用的历法或与周历合，或与周历不合，此时的鲁国与卫国皆是如此。比较起来，鲁国的历法比较乱，常常不在岁终而随意置闰，故造成鲁历与卫历有时也会有一月之差，这一点先儒也早已发现。襄公二十一年，即孔子出生那一年，无论王韬还是张培瑜先生皆认为是年二月甲寅为冬至日，鲁历以冬至前一月的乙酉朔为正月初一。关立行、关立言先生在《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中说：“鲁国的历法、周王朝的历法当属‘周制’的历法，正月建子，冬至应在正月。可从表中来看，有的年份冬至被提前到十二月、十一月，相应的是超闰一次、超闰两次。所谓‘超闰’，即不当闰月而提前闰了月。冬至被推迟到二月的，应为失闰一次。本当闰月而未及时置闰的才能叫做‘失闰’。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年的岁首在节气上就有可能会相差三个月，最早的在含小雪节气之月，最晚的在含雨水节气之月，这是整整的一个季度。这大概无需什么天文观测，只凭人的感觉乃可觉察到历法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了。”也就是说，春秋时的鲁国并未交替使用鲁旧历与鲁新历，也未同时使用周历与鲁历，而是只使用周制的鲁历，但因‘超闰’或‘失闰’，使各年的岁首有时会有三个月之差。这才是合乎情理的推论，其结论跟清儒王韬与日人新城新藏的结论完全相合。我说是年卫历即周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即孔子出生那一年，鲁历因在孔子生月前置闰，而卫历可能在岁终置闰，故同周历。
崔老师认为孔子生年绝对不可能闰二月或闰八月，理由是闰八月不合无中气置闰这个规则，闰二月转换为夏历是腊月，而闰腊月则在历史上很少见。而且根据张培瑜先生的历日表，依夏历，此月是上一年的闰十月，当然就没有后面的闰十二月闰二月与后面的闰八月了。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一文提到“冬至被推迟到二月的，应为失闰一次”，襄公二十一年正是如此。也就是说冬至前的这一月本该是前一年的闰十二月，但在鲁历却应闰而未闰，由于失闰一次，此月便成为下一年的正月，而冬至所在的那一月就成为二月了。正因为鲁历在前一年失闰，所以本年必须置闰，杜历、王韬皆主闰八月，《大衍历》及古历主闰二月，张先生的历日表置于岁终，虽置闰月份不同，但此年有闰则为共识。
崔老师认为张表的“夏”对应岁首标注了“十”，并在干支下有一横杠，说明通过现代精密推算，夏历此月是上一年的闰十月，从而推出后面没有闰十二月闰二月与闰八月，这是根据理想的历法规则推出的结论，而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根据历法规则，确应在前一年置闰，但前面已提到现实中的鲁历却失闰了，故将冬至月推迟到二月。既然推迟了一月，理应通过置闰将之调整过来。张表在夏历的正月“甲申”、殷历的二月“甲寅”、周历的三月“癸未”底下标上横杠，历日表的《凡例》是这样说的：“春秋、战国朔闰表中，朔日干支下部注以‘--’号者，该月为无中气之月，采用‘无中置闰法’，这月即为闰月，月名重前月。”也就是说划横杠的月是无中气之月，按汉《太初历》的规则是要在此月置闰的，但在春秋时不见得在此月置闰，所以张表虽在周、殷、夏三历中标上横杠，但仍将闰月标在岁终。至于鲁历，按张表的排列并没有无中气之月，他自然也将之置闰于岁终了。这是按春秋历法的惯例编排的，不见得符合鲁国历法使用的实际，关立行、关立言先生也说张培瑜先生“编注的春秋朔闰表与春秋经传不合”，所以我们在使用张表时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味信从。如依此年的张表，十一月有庚子日，十月庚戌朔，十一月庚辰朔，皆与《春秋》经传不合。依之推算的孔子生日公历10月9日与对应的夏历九月二十一日崔老师也认为是一对不可能的组合。而如果闰二月或闰八月，则与《春秋》经传刚好相合，公历10月9日对应的夏历则是八月二十一日，这自然是可能的组合。至于闰二月还是闰八月，不知现实究竟怎样，二者皆有可能。如果闰二月，雨水以后的节气与正常时节就都比较相合了，而且按周历，新年已过了两个月，来一个闰月应没有什么不正常感的。查昭公二十年，也是冬至在二月，是年闰八月，因此杜历与王韬皆主闰八月也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无论是闰二月还是闰八月，都不影响孔子生日的确定。
张表在某些月份前会注上一个“正”字，《凡例》说：“表列‘正月’为含冬至之月建子，相当于夏历、颛顼历的十一月。”可见，某月的朔日干支前加注一个“正”字，并不是表明此月为真正的正月，而只是说明此月是含冬至之月，本应作正月，但现实中不见得作正月，就像表中划横杠的朔日干支只表示此月无中气，本应置闰，但现实中不见得置闰。前551年的鲁历正月“己酉”朔前也注了一个“正”字，如代表正月，上面横栏已注明正月，此处根本没有必要再注。但如要表明这是冬至所在之月，就有注的必要了，因为不是排在正月栏下的月份都是含冬至之月的。因此，我觉得《答疑》中对《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的《凡例》理解还是正确的。
总之，崔老师质疑的地方都很关键，也很容易搞错，前人考证在这些地方也没说得太清楚。感谢崔老师求真穷研的精神，使我不断深入钻研，对历千百年而未决的孔子生卒年月日问题终于获得了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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