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读史:厉以宁走了，留下了他最爱的贫富两极分化

青云读史:厉以宁走了，留下了他最爱的贫富两极分化
如果只看题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骂他，其实我是在夸他，因为他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好事，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两极分化。如果中国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自然不能抹灭他的功劳。他曾经说过，『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他对工人农民没有感情，工人农民只不过是他眼里的牛马，是推动GDP增长的耗材。他曾经说过，『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他敢这样说以至于敢这样做，是建立在他是少数可以享乐的人的基础上。作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只要自己过上了奢华的生活，还管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呢？他曾经说过，『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在他看来，富了就是成功了，不管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都不能骂，只要骂，就是仇富。所以他才理直气壮地说，『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如果国有资产没有流到自己手里，有人会这么说话吗？所以我很理解他，小偷肯定认为有人家里失窃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他说，『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这就好比是小偷认为，为什么有人穷呢？因为穷人仇视小偷，如果人人都当小偷，不就都富起来了吗？问题是，没人干活赚钱，人人都当小偷，大家都去偷谁呢？国有资产流失，只可能流失到少数人手上，不可能流失到所有人手上，这是傻子都能懂的道理。
中国人从来不仇富，因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是凭自己的双手劳动合情合理合法赚来的钱，只会被周围人尊重。只有那些靠偷靠抢富起来的人，才会被群众仇视，因为他们偷来的抢来的，都是本来属于群众的钱。只不过他们偷抢的手段非常高明，美其名曰国有资产流失是正常的。
他还说，『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怪不得以前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上学最后变成了三座大山呢，原来是为了让人们有危机感，然后去好好工作。他认为福利社会让人没有危机感，这样会养懒汉。
前几天我写毛主席设计的高福利下的竞赛制度，很多人也在后台给我留言说这样会养懒汉，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脑子。高福利不是所有人一步到位的，方向是最终所有人实现免费住房，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过程中，先给谁后给谁，给谁位置好的，给谁位置差的，给谁大户型，给谁小户型，要看谁给国家和集体做出的贡献大，先享受就要努力做得比别人贡献大，这就是竞赛。
经济学家们反对高福利，是因为高福利下没有人能暴富，没有人能强迫别人出卖肉体和灵魂。只有贫富差距足够大，穷人足够穷，才会有人被迫出卖肉体和灵魂，而那些暴富起来的人就成为这些肉体和灵魂的消费者。以前是免费的福利，现在是要用肉体和灵魂去换，这在演艺圈表现得最为明显。要想有戏拍，先跟导演睡，活活把以前的人民艺术家搞成了高价鸡。为了房子，为了治病，为了上学，处处都会被人用高价胁迫，被逼无奈之下，就必须得委屈自己。穷人不但要出卖自己，还要拼低价出卖自己，这就是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竞争。经济学家们反对工人农民拥有高福利，但是自己却享受着高福利，赤裸裸侮辱大众的智商。
   现在的人也都被经济学家洗脑洗傻了，他们不是要求让没有高福利的人实现高福利，而是要求让高福利的人取消高福利。人人都羡慕体制内，却忘记了以前人人都是体制内，厂长根本就没有权力开除工人，他们居然不要求回到以前的福利保障，而是要求取消其他人的福利保障。我不希望我和别人一样幸福，我只希望别人和我一样惨，这就是被洗脑后的思维。
   这不就是经济学家希望的吗？经济学家成功地分化了大众群体，让大众群体产生了撕裂，陷入了内斗。只有大家一起努力让所有人享受到高福利，大家才能团结起来。如果一部分人不主张自己高福利的权利，还要求剥夺别人的高福利，那么就不可能团结起来。
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如果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把理论变成现实的。但是观察现实我们会发现，经济学家的理论的的确确都变成了现实，这说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实践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只能说，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他教出来的学生真的是太出色了，完整地践行了他的理论，并把他的理论变为了现实。
专家的建议很多，但是老百姓对专家的看法已经出奇的一致，那就是专家不要再建议了，专家的建议都是打着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的旗号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如果专家们的建议都被采纳了，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专家啊专家，闭嘴就是对老百姓最大的善意。专家们的确可怕，但是专家们的学生更可怕，你知道这个专家的学生都是谁吗？

关于厉以宁先生经济思想的几点商榷

厉以宁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其学术观点确实存在值得深入探讨之处。笔者以为，学术讨论应当建立在完整把握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而非断章取义地截取只言片语。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厉以宁先生关于"适度收入差距"的论述，本质上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绝对平均主义提出的矫枉之论。他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强调，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但这种差距应当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所谓"拉大差距"的表述，实则是针对当时僵化的分配体制而言。

其次，关于社会福利的讨论，厉先生主张的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这与完全否定福利制度存在本质区别。他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中明确指出，社会保障体系应当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这种观点与当下强调的"共同富裕要量力而行"的政策导向具有内在一致性。

值得思考的是，厉先生提出的"三次分配"理论（市场分配、政府调节、道德分配），恰恰为缩小贫富差距提供了系统性思路。他晚年更强调通过教育公平、慈善机制等途径实现社会流动，这些主张与其被曲解为"支持两极分化"的立场相去甚远。

历史地看，任何经济转型期都难免出现阵痛。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问题简单归因于个别学者的理论，既不符合学术讨论的规范，也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我们今天反思改革历程，应当秉持辩证态度，既看到成就，也正视代价，在历史语境中理解理论演进的复杂性。

《周易》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经济政策的制定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多元价值中寻求动态平衡的过程。这或许是我们今天讨论厉以宁学术遗产时，最应秉持的学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