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食货志】晁错【论贵粟疏】上诗解7民务农桑薄赋广畜实仓备灾贵谷贱金答商兼并农人流亡

【汉书·食货志】晁错【论贵粟疏】上诗解7民务农桑薄赋广畜实仓备灾贵谷贱金答商兼并农人流亡

题文诗：

于是君上,感贾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

百姓晁错,复说上曰:圣王在上,民不冻饥,

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由为开其,

资财之道.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

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备先具今,

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

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且,

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

民贫则奸,邪乃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

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

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而犹,

不能禁也.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

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之常情,

一日不食,则饥终岁,不衣则寒.饥不得食,

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

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

薄其赋敛,广其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

可得有民.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

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

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为物也,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周海内,

无饥寒患.此令臣也,轻背其主,民易去乡,

盗贼有劝,亡逃者乃,得轻资也.粟米布帛,

其生于地,而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

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贱金玉.

而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又伐薪樵,且治官府,

供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

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

无日休息;又有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

养孤长幼,亦在其中.勤苦如此,倘若复被,

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暮改.

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乃取,倍称之息,

于是有卖,田宅鬻子,以偿责者.商贾大者,

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货物,操其奇赢,

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者,

不用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

无农夫苦,有仟佰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

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

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商人所以,兼并农人,

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农本商末,商不兼农.

【汉书·食货志】　　【原文】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

【译文】　　于是皇上为买谊的话所感动，就开始设置籍田，亲自耕种来勉励百姓。晁错又劝说皇上道：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译文】

　　英明君王在上位而百姓不感到寒冷饥饿，不是耕种而使他们有吃的，纺织而使他们有穿的，而是为他们开辟积累财物的道路。所以尧帝、禹帝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有七年的旱灾，但国家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这是因为积蓄多而防备已先具有了。现在国家统一，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不比商汤、大禹时候少，加上没有天灾和几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充足，这是什么道理？土地上有剩余的利润，百姓有剩余的力气，生产谷物的土地没有得到全面开垦，山地大湖的资源没有完全开发出来，不务农而食的人没有完全回到农业上去。人民贫苦，那么邪恶就出现。贫苦产生于不充足，不充足产生于不务农，不务农就不依附土地，不依附土地就会离开家乡轻视家庭，百姓就像鸟兽，即使有高墙深池，严刑峻法，仍不能加以禁止。
【原文】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译文】　　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不要求华丽；饥饿时，对于食物不求甘美；饥饿寒冷到来了，就不顾廉耻。人的本性是一天不吃两餐就饿，整年不制作衣服就寒冷。腹内饥饿得不到食物，皮肤寒冷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护她的孩子，君主怎么能拥有他的人民！英明的君主知道这回事，所以要求人民致力于农业和桑业，减轻赋税，增加积蓄，来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害，所以就可以得到并拥有百姓了。
【原文】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译文】　　人民，在上位的之所以要控制他们，是因为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下流，四方没有选择。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众人都以它们为贵，是因为在上位的人使用了它们的缘故。它们作为货币又轻又小，容易收藏，可以拿在手裹，周游海内而没有饥饿寒冷的忧患。这使大臣轻易背弃他的主上，百姓容易离开他们的家乡，盗贼受到鼓励，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布帛生长于土地，按季节生长，在市场上聚合，不是可以在一天之内能成的；几石的重量，一般的人不能负担，不被邪恶的人所利用，一天得不到，饥寒就要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原文】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译文】　　现在一个有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他们家里可以参加劳动的人不少于二人，能耕种的超不过百亩，百亩田的收获超不过百石。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砍伐薪柴，修理官府，服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冻，四季之间没有时间休息；还有私人的送往迎来，吊问死者，探问疾病，抚养孤独、老人、孩子都在其中。勤劳辛苦如此，倘使又遭受到水旱灾害，严峻的政治和残暴的赋税，赋敛不按时间，早晨的命令晚上就更改了。在收租税时只好半价而卖，没有的就要收取两倍的利息等情况，于是就卖田宅和子孙用来偿还债务的人。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他们的男子不耕耘，女子不养蚕织布，所穿的一定华丽，吃的一定是美食佳肴；没有农夫的辛苦，却有千百钱的收入。凭着他们的富有，勾结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因为利益而相互倾轧；千里游逛，一路上前后不绝，乘着好车驾着好马，穿着丝绸拉着白缯。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
晁错【论贵粟疏】1

　【原文】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1），织而衣之也（2），为开其资财之道也（3）。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4），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5），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6），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7），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8），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9），中人弗胜（10），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11）。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12），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13）。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chèn）之息（14）；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15），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16），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17）。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18），履丝曳缟（19）。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1）食（sì）之：给他们吃。 『食』作动词用。（2）衣（yì）之：给他们穿。 『衣』作动词用。（3）道：途径。（4）捐瘠（jí）：被遗弃和瘦弱的人。 捐，抛弃； 瘠，瘦（5）不避：不让，不次于。（6）地著（zhuó）：定居一地。【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7）廪（lǐn）：米仓。（8）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9）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10）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11）长（zhǎng）：养育。（12）政：同『征』。虐：清代王念孙认为当作『赋』。（13）改：王念孙认为原本作『得』。（14）倍称之息：加倍的利息。 称，相等，相当。（15）贾（gǔ）：商人。（16）奇赢：以特殊的手段获得更大的利润。（17）阡陌（qiān mò）之得：指田地的收获。 阡陌，田间小路，此代田地。（18）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 策，用鞭子赶马。（19）履丝曳（yè）缟（gǎo）：脚穿丝鞋，身披绸衣。 曳，拖着。缟，一种精致洁白的丝织品。

《论贵粟疏》治国要义阐微

晁错《论贵粟疏》乃西汉经世济民之宏论，其文质实而义深远。今观文帝时政，贾谊先陈积贮之策，晁错复申贵粟之方，二者皆本于《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之旨，而错论尤切时弊。

一、圣王之道在开资财之源
错言"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此语直指治国根本。昔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非天时独厚，实因"畜积多而备先具"。今海内一统，土地人民之众远迈三代，然"畜积未及"者，其弊有三：地力未尽垦，山泽未尽出，游食未尽归农。此三弊不除，则《周礼》"以九职任万民"之制终成虚文。

二、民贫则奸邪生之机理
错剖析"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之因果链，实发前人所未发。其谓饥寒至身则不顾廉耻，犹《孟子》"民无恒产则无恒心"之变奏。更警策者，乃指陈不农之民"如鸟兽"而不可禁，虽严刑峻法无益。此与商君"农战"之说遥相呼应，然错以仁政为归，主张"薄赋敛，广畜积"，较法家更合中庸之道。

三、珠玉与五谷价值之辨
错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民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此真洞见货币本质之论。其比较金银"轻微易藏"与粟帛"非可一日成"之特性，揭示轻资与重产对社会秩序之不同影响。所谓"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非否定货币之用，实矫正当世舍本逐末之风。

四、农商劳逸悬殊之害
文中描绘农夫"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之苦况，与商贾"衣文采、食梁肉"之逸乐形成强烈对比。尤深刻者，在指出商人"乘上之急，所卖必倍"的剥削本质。此段文字可视为《史记·平准书》"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现象的先声注解，其"商人兼并农人"之断语，至今犹振聋发聩。

晁错之论，上承《尚书·洪范》"八政食为首"之训，下启历代重农政策。其要义不在抑商，而在使四民各安其分。今观全球经济，虽工商日盛，然"粟者王者大用"之理未改。错文八百言，而治国安邦之大道备焉，诚可谓"言近而指远"者也。

（全文798字）

《论贵粟疏》治国安民之道析微

晁错《论贵粟疏》乃西汉治国安邦之要策，其文理精微，义旨深远。今观其说，实为"重本抑末"思想之典范，其论贵粟贱金、劝农抑商之策，于今犹有深意。

圣王之治，首在足民。晁错开篇即言"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此语道出治国之要。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其"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四海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之时，而蓄积不及者，实因"地有遗利，民有余力"之故。此论揭示治国当以开发民力为本，非徒事救济而已。

晁子论人性之常，尤为精辟："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此乃洞察人情之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饥寒交迫之际，虽严刑峻法不能禁其为非。故明主当"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此实为治国安民之要道。

其论珠玉金银与五谷布帛之别，尤见卓识。金银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人皆贵之，以其"轻微易藏，在于把握"；而五谷布帛"非可一日成"，且"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两相比较，贵谷贱金之策，实为固本之方。此论直指时弊，商贾操奇赢之利，农夫受兼并之苦，遂使"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而农夫"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

晁错描绘农夫疾苦，字字血泪："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不得休息，复遭水旱之灾、暴赋之虐。反观商贾"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诚为"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之根源。

通观全篇，晁错之论实本于《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之说，而论证更为系统。其主张开籍田、劝农耕、薄赋敛、实仓廪，皆是为固国本。文末"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一语，可谓全文之要旨。此疏不仅为当时治国良方，于今观之，其重农固本之思，犹足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