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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 对散播谣言、搅乱舆论者,古人为什么要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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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余莉 發表於 2023-6-4 15:0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古人对谣言的态度

古人对谣言的态度

王曰:『乌乎!父师!毕公代周公为大师,为东伯,命之代君陈也。政贵有恒,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政以仁义为常,辞以体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不好也。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纣以靡靡利口为贤,覆亡国家。今殷民利口,余风未绝,公其念绝之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王,指康王(成王的儿子)。这是康王对毕公说。君陈死后,康王命毕公继续治理成周。父师,毕公当时居太师之职,因此称父师。靡靡,孔颖达疏:『靡靡者,相随顺之意。纣之为人,拒谏饰非,恶闻其短,惟以靡靡相随顺、利口捷给、能随从上意者以之为贤』,相随顺。商纣王拒绝谏言、文过饰非,厌恶别人说自己的短处,也厌恶听到自己的短处,只以『靡靡相随顺』。利口惟贤,以言取人,把有口才、辩才、谄媚巴结的人作为贤德之人。殄,绝。

康王说:『呜呼!父师!毕公代周公为大师,为东伯,命之代君陈也。毕公取代周公为太师,为东伯,康王命他代替君陈治理成周。为政贵有恒常,言辞以体现实情为重要,不要喜好标新立异。政以仁义为常,辞以体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不好也。为政以仁义为常道,言辞以内容其实为要,所以说贵之尚之。如果与先王之道不同,君子是不会喜欢的。商纣王喜欢臣子靡靡随顺,以利口巧辩为贤,所以形成了风俗,余风尚未尽绝,你要想着断绝这种风气呀。纣以靡靡利口为贤,覆亡国家。今殷民利口,余风未绝,公其念绝之也。商纣王以靡靡随顺、巧言善辩为贤能,使国家败亡。如今殷商的遗民,巧言利口,余风未绝,你要想着断绝这种风气呀。

这段话对于人们认识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特别有帮助。西方的民主选举主要通过候选人的演讲来选举领导人,很容易导致『利口惟贤』的弊端,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以言取人』。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言语的经典之谈。比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辞的好听,伪装出和善的面目,一味地取悦别人,这种人很少有仁德之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在言语上应该迟缓,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正是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能因为他说得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况且『有言者不必有德』,言语很好听,但他不一定有真才实德。所以,选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群书治要·中论〗中说:『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谍谍如也。』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细小的环节,言辞也非常巧妙、很有修饰,他的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之人断除疑惑。但是他喜欢言谈,不知疲倦,喋喋不休。所以,『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这是〖弟子规〗给人们的教诲。

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然而在世间,可以按类推理、明辨事物的人很少,而愚钝的、容易被蒙蔽的、不通达的人是多数,谁知道他说得是否正确?虽然他的口才很好,甚至有很高的学历,讲话符合逻辑,头头是道,一般的世俗之人很容易相信他的话,但是他说的话有很多是有违大道的。没有读过经典,怎么知道『道』是什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目标、方向都错了,口才再好都是南辕北辙,把人引向歧途。『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却不被废弃,虽然很低贱却不被人遗弃的原因所在。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浇乱至道也。』古圣先王的法律规定,巧说诡辩而曲解法令、混乱礼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言语伪诈而能言善辩的人,要处以死刑。像孔子当大司寇不久,就诛杀了『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少正卯口才非常好,能言善辩,讲得头头是道,甚至孔子的很多弟子都被吸引去听讲,对于这种人只能把他杀掉,因为他的言辞会使民众产生疑惑,而且使治道混乱,让民众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

像现在网络上的假新闻特别多,谣言四起,很多人通过高科技手段嫁接制造假新闻,故意混淆视听,搅乱舆论,煽动不明真相的人的情绪,破坏社会治安,这在古代是要被杀头的,要给以严惩。为什么古人对于这种人要给以如此严厉地惩处?如果不给他们严厉地惩处,又是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发声,都可以随意制造、发布或传播虚假新闻、不实言论乃至伤风败俗的内容,而且还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或者付出很少的代价,结果就会令社会大众分不清事实真相,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也就混淆了。所以,为什么越是在新媒体时代,越需要对这种人严加惩处,就是因为发布、传播信息太容易,所以才快速地影响了很多人,这是对国家层面来讲。对个人层面来讲,人们应该做到〖弟子规〗上所说的『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不要看到新闻也不辨是非、善恶、美丑、真假就跟传播,这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为社会大众负责。

神魔鬼啖 發表於 2025-4-16 06:53 | 顯示全部樓層
《论谣言治理的礼法传统与政治智慧》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谣言治理始终被视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康王训诫毕公之语,深刻揭示了谣言乱政的三重危害:其一,动摇"政贵有恒"的治国根基,使朝令夕改;其二,破坏"辞尚体要"的言说伦理,致虚实难辨;其三,助长"利口惟贤"的用人歪风,令君子道消。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谣言必须严惩的政治逻辑。

考诸典籍,谣言惩治实有严密法度。《周礼·秋官》载"造言惑众者刑",汉代《九章律》设"诽谤妖言罪",唐律更将"造祅书祅言"列入十恶重罪。这种立法传统背后,蕴含着"言为心声,政之枢机"的深刻认知。《礼记·缁衣》言"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强调言语的政教传导功能,一旦谣言淆乱视听,就会造成"令不行于下,禁不止于上"的治理失效。

古代谣言治理尤重"察言观行"的辩证智慧。孔子提出"众恶之,必察焉"的审查原则(《论语·卫灵公》),《韩非子·显学》强调"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这种不轻信、必核实的态度,形成了"三审"制度:审动机是否"挟私诬告",审内容是否"事出有据",审后果是否"惑乱民心"。明代王廷相在《慎言》中揭示:"谣诼之兴,非愚则诬",准确指出了谣言制造者的两类心理特征。

相较于西方选举政治中的"修辞崇拜",中国传统更强调"行胜于言"的用人标准。《中论·考伪》指出:"利口者,小辩破道,狂言害正",这种警惕与康王训诫一脉相承。王安石在《知人》篇中痛陈:"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揭示巧言令色者的伪装本质,这与现代传播学中的"可信度包装"理论惊人地契合。

当代治理可资借鉴的三重智慧:其一,建立"名实相副"的言责体系,如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其二,完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疏导机制,借鉴子产不毁乡校的开放胸襟;其三,培育"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社会风气(《论语·宪问》)。《尚书》"弗惟好异"的训导,在今天尤具现实意义——既不能压制合理言论,也不可纵容恶意造谣,这种中庸之道正是传统治理智慧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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