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君上注重道德修养,臣民就不会做不可告人之事。『无隐』,没有可隐瞒的事。司马光先生说:『我平生所为之事,没有一件不可与人言』,光明磊落。孟子说,人生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这样的人才胸怀坦荡。君上厌恶贪婪,臣民就耻于相争;君上清廉谦让,臣民就知道坚守节操。这都是教导领导者、父母,还有教育工作者,要身体力行,对下属、儿女、学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后汉书·鲁恭传〗中记载着鲁恭做中牟县令的时候,以德化治理百姓,不用刑罚,结果民风淳善。有一个人叫许伯,很多年一直和人争田产,郡守和县令都不能判决。到鲁恭成为县令的时候,就为他评判曲直,因为鲁恭很有德行,评判合理、合情、合法,于是双方都退堂自责,并且暂停耕作,互相推让田界。 还有一位亭长,从百姓手里借了一头牛,就借故不还了。牛主人就将此事告到鲁恭的面前,鲁恭把亭长召来,屡次命令他把牛还给人家,但是亭长仍然不从。鲁恭叹息地说:『这是教化不行的结果啊!』,于是准备辞官不做,结果县内的官吏、属下都哭着挽留他。亭长看到这种局面,心生惭愧,非常忏悔,就把牛归还给人家,还请求到狱中服罪。可见,一个人有德行,确实能够感化下面的人悔过自新。鲁恭赦免了他,不再过问此事,因为他能够知过改过。于是所有的官吏和人民,更加心悦诚服。 建初七年,与中牟县相邻的郡县都有螟虫危害庄稼。而鲁恭所治理的县,和邻县犬牙交错,奇怪的是螟虫唯独没有进入中牟县。河南尹袁安听说了这件事,怀疑情况不属实,就派一位叫肥亲的官员亲自去查看。鲁恭陪同肥亲来到了田间,他们坐在桑树之下,有一只野雉飞了过来,停在他们身边,也不怕人,旁边有一些孩童在玩耍。肥亲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去捕捉野稚啊?』儿童们说:『野稚还要喂养它们的小鸡娃。』听到这个回答,肥亲突然站了起来,对鲁恭告别说:『我这次来的原因,就是想查看您的政绩究竟办得如何?如今看来,螟虫不侵犯中牟县,这是第一件令人奇异的事;教化施及到鸟兽,这是第二件奇异的事;连小孩子都有仁爱之心,不去捕捉野稚,这是第三件令人感到奇异的事。我久留在此,只能白白打扰贤者。』于是他就告辞离去了。 回去后,肥亲把在中牟县所看到的一切都汇报给袁安。这一年,嘉禾生长在中牟县,是很好的稻米、稻子。河南尹袁安就上书,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当时的皇帝,汉光武帝,光武帝对此也感到非常的惊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地方能够治理得好,和地方官员的修身、德行密切相关。 所以,『教』,左边是一个『孝』字,写作一个叉(乂),下面一模一样的叉(乂),再下面是一个『子』,右面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柳条。左边这个『孝』告诉我们『上所施,下所效也』,教育要从孝道开始。做父母的要做出孝亲的榜样,让孩子学习,让孩子看到。右面手里拿着一个教鞭,拿着一个柳条,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父母拿着柳条不断地耳提面命,时时提醒,要有耐心。所以孩子、学生、属下教不好,可以从两方面去找原因,第一个方面自己的身教做得如何,第二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因为一个人的习气养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纠正他的习气也不是一堂课、两堂课就能够起作用的,所以要长时熏修。 『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七教』就是上面所说的七条道德教育,是治理人民的根本。政治教化的原则确定了,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在位者,都是人民的表率,表率端正,还有什么事物不端正呢?这是强调,治理人民,在位者的率先垂范是最重要的。 『上行而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领导者、父母、老师的身教是潜移默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起心动念都要小心谨慎。在位者不能一味地要求、指责、挑剔下属,而是要负起责任,靠自己的言行身教,把家庭、团队、还有企业、单位的社会风气带起来。凡是传统文化学得好的企业,全都是『一把手』工程,企业家、老板自己能够率先垂范,力行〖弟子规〗的教诲,这样才能够『上行而下效』,带动志同道合的人,把企业用传统文化给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