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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如前所述，负贩行商的定迁安居，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各地市场日益完善，城镇商业兴盛，居民消费量扩大且相对稳定，这确立了商业的物质基础，亦决定了贸易发展到何种程度、采取怎样的经营方式。商品经济进入这一境界，商贩客居或固居于一地，非但利益上不受损害，而且根据各自所需获得了一个理想的物流环境，经营更为得心应手。水陆路交通的日渐便利，商业分工的日益细密，也无需商人将采购、运输、销售等集数职于一身，而可以固定一端，专致于一业。而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动引起的国家有关经济政策的改变，如盐业政策、赋役代银制、北部边饷银币化[130]等，也都在客观上给行商脱出身子、移居他乡创造了有利条件。
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为行商的可以落迁定居提供了一个可能。而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只是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小城镇的勃兴，城镇人口增多，城镇市场的趋于成熟并对周围地区产生幅射，是吸引也是可以容纳商贾落迁定居的重要因素。嘉、万年间，徽商李氏，因嘉定“南翔大聚也，多歙贾”，“遂居焉。亦时时贾临清，往来江淮间，间岁还歙，然卒以嘉定为其家”[131]；徽商程文箴“晚乃贾于常熟，卒用以饶。常熟于苏为大邑，居江海水陆之会，有湖山膏腴之产，凡鱼 米盐布缕之属羡衍充斥，闾阎富乐，可以逐什一之利。君乃占市籍，程督其诸子岁转闽粤之货以与时逐，业VV起，不三数年，凡致千余金，令三子修其业，自屏居里中”[132]；徽商李廷芳“卜居金陵”，为的是“握奇赢以占消息”[133]；徽商查杰，“度鸠兹（芜湖）为四通五达之途，此天所授转输地也”[134]。傍靠丰富的地方（货物）资源，追求适宜的经营环境和生活环境，自是商贾的人生目标。所以，大批中小城镇的兴起，为负贩行商们的落迁定居提供了良机。当然也有商贾到不是中原繁华热闹的城镇而是到边远小镇落户的，如有的江西商人就到云南侨居经商[135]。这是为寻找和追求市场而作的选择，是商家所遵循的“人弃我取”原则的表现。总之，负贩行商对落迁定居地的选择，首先是以市场为指标。
行业也是决定落迁定居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嘉、隆时人王道隆所说：“成化以前，谋饔飧者以兴贩为能……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136]。明中叶，经营高利贷典当业获利丰厚，甚至是暴利，业主最易积累资本，而且风险小，因而许多人受吸引从事此道，“每以质库居积自润”。放债开当，自不可在行旅中进行，必须要居定一地。如徽商汪通保在上海谋子母钱，即“治垣屋，部署诸子弟，四面开户而居，客至则四面应之……”[137]洞庭商人中也有少年时行走四方，贩卖物货，“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着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138]。晚明仅在南京一地开当铺的徽人、福建人等，就达500家之多[139]。这是因行业之故选择定居地的例子。当然这也与这些商人在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为进一步谋求大利有关。
国家盐业政策的变化，是使得一部分原来贩负行走的盐商改而坐镇一地的主要原因。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变革盐法，实行“折色开中”，也即运司纳银制，盐商得以由原来的纳粟边境改为纳银运司，解除了原来组织商屯、守支和经常远涉的艰难。此后，政府还承认了盐商有委托他人凭引支盐和越场支盐的权利，又准许典当典卖盐引，也即盐引的转卖，从而引出了盐商中边商和内商的分化[140]。边商纳银取得盐引，不必直接参与盐的运销，他们中一部分人开始稳定于边镇，专门履行引商或粮商之责。而许多内商（其中以山陕、徽商集团最为庞大）则纷纷南下，向两淮、长芦、四川、福建及仁和、钱塘等浙江等主要产盐地麇集并落居，尤其是以居全国之冠的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积极扩大经营范围，逐渐垄断盐的运销。据隆庆年间任右佥都御史的庞尚鹏记：“广陵（扬州）当天下之中，俯视河东……财赋居天下之半”，“即如两淮盐商挟赀旅寄，多携其家，生长子弟……各省商人占籍州县者凡数百家，有祖宗坟墓，丘垅成行，已历数世于此，长子育孙，盖世为扬人矣。”[141]浙江衢、严二府地处浙、闽、皖、赣四省的交通要道，与徽州相近。徽休宁、歙等县许多行盐商人侨居此地，常山县中有名的即有“金浩……明万历间业鹾来常，卜居于观澜桥”；“许邦荣：……明万历年间业鹾遂家于邑东隅新街”；“吴国利……崇正（祯）间业鹾居邑，后迁于季村”；“王季光……明万历间以业鹾迁居邑城二十里江家村，九世孙（清代）桂芳入籍。”[142]等等。盐是明代的大宗商品，市场广阔，从业人员众多。国家盐业政策的改变，给许多盐商带来了改变原来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契机，使他们有可能在大城市定居。同样，国家其他一些经济政策的改变，如赋役代银制、北部边饷银币化（这种改变都是随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进步而作出的）等，也都为负贩行商们的落迁定居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总之，大批负贩行商从飘泊不定到落地安居的转变，有些负贩行商从商人队伍中的主力军变为辅助性质的辎重部队，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负贩行商作为商业从业人员中的一部分，始终是存在的。对于负贩行商个人来说，定居并不是他们必然或唯一的选择。他们中有的人会依然选择负贩；有的会因定居后资本的消长和商情的变化而重新回到行贩行列；有的则干脆离开商业领域，买地农耕或经营手工业作坊……对于这些现象，马克思的一段话能帮助我们加深理解：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上文“交往”马克思用commerce一词）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43]
这里“交往―commerce”一词，包括了贸易、交易之义。
负贩行商定居化的趋向及实践，对其个人来说，是他们事业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提升。他们可以借在异地侨居而摆脱故里土地的束缚和赋役负担；可以根据市场、利润、环境等选择居所，以进一步拓展他们的事业，追求舒适的生活和享受。如有不少大商人选择在大梁（河南开封之古称）居住，“大梁，北方一都会也。巨贾所聚，而山陕东西、大河南北，咸倚办市货财，以故巨贾每雄坐大梁，燕京、四省取足焉”[144]；他们可以“坐列街市，日登垄断，窥时去取，贱买贵卖，获十分利，纳分毫之税”；他们还可以“乘坚策肥，冬温夏清，妻子无苦身之劳，饮食有兼羞之膳，四时有适体之服”[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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