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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晚明商人侨寓、定居[105]化趋向与社会变迁
晚明社会，城镇商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贩运商也在改变着经营和生活方式，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进一步扩展长途贩运的既有成果，另方面又适应市场需求，住定一地，出现了行商侨寓和定居经营的趋向。这一趋向对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106]
一、明以前商贩的行踪不定、来去无常
在中国封建社会前中期，商业的不发达状态决定了大部分商人主要靠贩运货物、从两地差价中获取薄利。因此，商人队伍的主体是贩运商。传统的贩运商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负贩商，大多为小本经营者，他们的商贩踪迹和利市大致是“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107]，鲜有远游者，且多不在异地定居。另一种是行商，也称客商。他们一般挟有较大资本，做相对大宗的货物买卖，活动的范围比较广阔。史料记述他们的经商活动，往往多以“逾……穷……历……涉……沿……下……践……迈……又转而入……”“足迹且半天下”等类词汇来形容，这反映了他们江湖不定、来去无常的从商生涯。
与贩运商相对，在一地拥有固定经营场所（包括店面、摊位等）而无须从事长途贩运、坐地经营买卖的叫坐贾，也称“居鬻”商人，他们大多数是本地人居民。宋元两代，凡居定的人户（包括坐贾），都须挂在官府名籍之上，“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108]，其目的则是为了让这些人服役纳赋，承担封建义务。明承前制，也将各类人户著籍，并明令“以籍断，不得妄行变乱”。但在明初，百废待兴，这一制度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尽管负贩行商们旅途生涯艰辛，但因为可以暂时逃避封建徭役，还是有不少坐贾、“居鬻”之人假冒行商身分，以躲避官府的户籍登记。明初文人张羽（来仪）《贾客乐》曾反映这种情形：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人间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109]
同时代的徐贲也有《贾客行》一诗，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意思：
贾客船中货如积，朝在江南暮江北。平生产业寄风波，姓名不入州司籍……相期尽说莫种田，种田岁岁多徭役。[110]
贩运商们有“姓名不入州司籍”、可以逃避封建徭役的好处，有“朝在江南暮江北”、“人间何如贾客乐”的自由和乐趣，有“平生产业寄风波”、“ 心性由来好为客”的潇洒和逍遥，以及“船中货如积”而带来好的利市，这种种的确可以让人羡慕，但他们的行旅生涯毕竟异常艰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蒙霜露、沐风雨”，形影相吊行进在商路上。闽商李晋德有《客商一览醒迷・附悲商歌三十首》：
（其一）四海为家任去留，也无春夏也无秋。堂前未得供餐粥，说到班衣两泪流。
（其三） 膝下娇儿已长成，江湖赢得一虚名。诗书未得灯前课，不教无方启后人。
（其十四）愁买忧忧愁卖忧，几时割断利蝇头。不图跨鹤扬州去，家乐应如万户侯。
（其十八)四业惟商最苦辛，半生饥饱几曾经。荒郊石枕常为寝，背负风霜拨雪行。[111]
这些文字真实、形象地反映了负贩行商们的辛苦万状和迫不得已远行的哀怨乃至悲怆之情。
艰辛负贩和飘泊生活，使负贩行商们感到负担的沉重，并对之产生厌倦是很自然的事。坐贾们没有旅途之辛劳，生活安逸、稳定，利市也不算微薄的种种优越，引发他们萌生在一地落迁定居的念头。当时负贩中的不少人由于长期背井离乡，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有所淡薄，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市镇、城市置了产业，因此，他们更愿意在这些地方定居；同时，离开农村也可摆脱土地的束缚，获得相对多的自由。但是，当时这些人除了回故里，很难被其它地方接纳。因为制度规定“人户以籍为断”，人籍“不得妄行变乱”。他们在故里之外的市镇大多只能暂留而不能久住。若耽久了，就会被视作无籍之徒，为政府制度所不容而遭驱赶[112]。但是，这种情况迟早会有改变，因为负贩行商在商人队伍中作为主体的现象，还是城镇商品经济欠发达的一种表现。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深入，这一现象必然会发生变化。进入明后期，这种变化悄悄地发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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