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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杭州曾是南宋都城，至晚明，其繁华兴盛仍在一般都市之上。史载，“入钱塘境，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37]。与苏州一样，杭州也是明末清初小说家笔端下常常顾及的地方。在他们笔下，杭州城内“上下经商，过往仕客，捱挤满路，实是气色。两边铺面做买卖的，亦捱肩叠背”[38]。总之，当时天下大都会、大码头、大村名镇，无不商货辏集、店铺鳞次，繁盛非凡。
当时商业活跃繁荣的另一表象是农村集市和小城镇的迅猛增长和发展。明中叶以后，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在不长的时间内生长出210来个市镇，其中规模大功能齐全之镇约有160个[39]。吴江县弘治年间修志时县志仅载2市4镇，嘉靖年间增为10市4镇，明末清初又增为10市7镇。嘉定县市镇由正德年间的15个，增加到万历时的3市17镇。松江府正嘉间市镇44个，崇祯时达65个，新增了21个[40]。这些市镇无不是贾户千百，铺店密布。典型者如吴江盛泽镇，它在万历、天启年间形成为一个丝织业大镇，“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在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蜂攒蚁集，挨挤不开”[41]。镇上丝绸交易繁忙，自然商贾、工匠、农户川流不息，除牙行外，其它如饭铺、酒馆、杂货、鞋帽等日用品店纷争繁华。吴江县市发展还在盛泽之前：
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民乃至二千余家，坊巷井络，栋宇鳞次，百货具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42]
又如嘉定县南翔镇，虽在嘉靖年间屡遭倭寇匪盗、战乱兵燹之灾，镇上店铺受损、商人破财，但由于周边环境的影响，很快就衰而复兴，方圆十多里，“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43]，其中粮店、布号、典当等店铺构成那里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而且还带动了服务性行业如饭店、酒馆的兴盛。嘉兴、秀水接界处的濮院镇，大约建于明洪武年间，明中叶后进入鼎盛期。万历十九年秀水知县李培撰《翔云观碑记》称：“迩来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于焉集……”[44]镇上店铺经营得红红火火。
全国其他地方还有许多镇市（墟），它们或是具备了特种手工业（如江西景德镇、铅山镇、山东青州颜神镇），或是地处交通要途（如河北河西务、河南东光县下口镇、荆州府沙市），或原本就是军事重镇（如宣府镇、山西大同镇、宝山月浦镇），而拥有许多店铺。虽然目前尚少见过细和直接的史料，但从“贾店鳞比”、“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等文字记载看，那里的商业店铺应该也是活跃和兴隆的。
此外，在一些传统节日和农村大集市上，活跃的商业活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开封元霄节的灯市上，花灯、纱丝之“铺设至一二里”[45]。杭州的香市上有饮食店和杂货铺的开设。嘉靖时广西钦州因为平安桥的落成，父老们移东门墟至桥南，顿时“归者如云”，“旬月间”就“列肆七八十”[46]。吴川县的芷□墟，由于商船来往多至数百艘，万历间创铺户百千间，“贩米谷，通洋货”[47]。万历年间王士性在河南确山县任职，由于那里贸易、店铺、b粟皆聚于东门之外，王士性担忧“一燎则城中坐困”，而且，“县后与学后又皆空地，气象萧索”。于是“故移一集于城中空处，使人烟喧闹以招徕”。后来人气渐旺，“场既立，店舍渐兴，则b粟可以次入城，而北归市之民即守城之众，亦以默寓百年久远之计”[48]。在农村的一些大集市上，为吸引周围百姓，一些地方官员也去搬来或由商贩自动建起的一些铺店坐落其中。这些店铺的存在，加强了农村和农民集市、市镇亦即是与商业、商品的联系，促使了市场网络的进一步扩大与联结，而且铺店与摊贩不同，铺店一旦开业存在，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集市上商铺的开设对小城镇的形成起着积极的推进和奠基作用。此外，自明中叶始，即使在边远偏僻的乡村中，也都零星分布着小杂货店、小药铺子[49]，以应乡人不时之需。这表明，在这一时期，商品(也包括简单的日常生产、生活用品)确实已经成为普通市民百姓的普遍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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