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子正书》卷1体政诗解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先仁后法先教后刑通无偏重则治之至

题文诗：

治国大体,有四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
四曰刑罚.四本者具.帝王功立.所谓仁者.
爱人者也,父母之行,为民父母,故能兴天,
下之利也.所谓义者,能辨物理,也物得理,
故能除天,下之害也.兴利除害,贤人之业.
仁义礼制,治之本也;法令刑罚,治之末也.
无本不立,无末不成.礼教之治,先以仁义,
示以敬让,使民迁善,日用不知.儒者见其,
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是由,不知刑法,
承其下也,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也者,
赏善禁淫,居治要会,商韩见其,如此因曰,
治国不待,仁义是由,不知仁义,为之体故,
法令行于,下也是故,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则民有耻,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苟免,
是治国之,贵贱者也.先仁后法,先教后刑,
是治国之,先后者也.远物难明,近理易知,
故礼让缓,刑罚急是,治之缓急.仁者使人,
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礼者使人,知禁不能,
使人必仁,本之者仁,明之者礼,必行之者,
刑罚也故.先王为礼,以达人性,理刑以承,
礼所不足,故以仁义,为不足以,治者不知,
人性本善,是故失教.失教化者,无治本也.
以刑法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有真伪也.
是故失威,失威不禁.故有刑法,而无仁义,
久则民忽;民忽则怒.有仁义而,无刑法则,
民怠慢也;民慢奸起.故曰本之,以仁成之,
以法使两,通无偏重,则治之至.夫仁义虽,
弱而持久,刑杀虽强,而速亡也,自然之治.
隆礼重法,不可偏废,至治仁主,乱世重法.
仁本法末,本立道生,真法法情,合乎民心.
至教身教,至治治心,化性起伪,去伪存真.

题解
《袁子正书》，晋袁准著。袁准为曹魏郎中令袁涣第四子，入晋后，为给事中。以儒学知名，忠信公正，不耻下问，性恬退。正史无传。著书十余万字，主要论治世之务。其书宋代以后亡佚。今辑佚所得，共计一万五千余字。因受唐代名臣魏徵的推崇而入选《群书治要》，影响深远。
袁准的治世思想倾向于儒法并重。如在《礼政》篇中，他提出，治理国家，要德治和法治并举，才是“治之至也”。他认为“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他进一步论述说，只偏重法治而轻视德治，必然会造成“久则民忽，民忽则怒”的后果。相反，只抓德治，则忽视法治，必然会造成“有仁义而无刑罚，则民慢，民慢则奸起”的后果。所以他认为治国要“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
袁准明确提出了富民思想。他认为:“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则所求尽得，民贫则所求尽失。”并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治乱》)
《群书治要》辑录的《袁子正书》篇目有《礼政》等十七篇。魏徵在给唐太宗的谏言中多有引用。

作者简介
袁准(约于公元220年 ~ 公元300年间在世)，一名袁准，字孝尼，晋陈郡扶乐人，三国魏名臣袁涣之子，当时杰出的政论家。入晋后，官至给事中。与嵇康、阮籍相熟。精读经史，著述丰富，多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晋书》卷八十三《袁坏传》附从祖准传:“准字孝尼，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裴松之注引《袁氏世纪》日:“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己。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此准之自序也。荀绰《九州记》称准有俊才，泰始中为给事中。”
《世说新语》载，袁准曾经想向嵇康学习《广陵散》，嵇康吝惜固守，不肯传给他。后来嵇康被杀时，神态不变，向人要过琴来弹奏，弹了一曲《广陵散》。曲子奏完，他说:“袁孝尼曾经向我请求学习这支曲子，我舍不得传授给他，《广陵散》从今以后断绝了!”

卷一 体政

题解
本篇是袁准治国思想的总纲。袁准认为，仁义、礼制、法令、刑罚这四点是治国的大要，其中，仁义、礼制是根本，法令、刑罚是辅助。以仁义治国虽然显得柔弱，却能持久;以刑杀治国显得强硬，但是却会加速亡国。

治国之大体，有四：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四本者具，则帝王之功立矣。所谓仁者，爱人者也。爱人，父母之行也，为民父母，故能兴天下之利也。所谓义者，能辨物理_{物理：事物之义理也}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兴利除害者，则贤人_{贤人：士之为民请命者也}之业也。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使民迁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见其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治之要会，商韩见其如此，因日治国不待仁义。不知仁义为之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是故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耻，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苟免，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

译文治理国家的纲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仁义，二是礼制，三是法令，四是刑罚。这四个方面具备了，帝王的功业也就确立了。所谓“仁”，就是爱人。爱人，是为人父母的品行。能做百姓的父母，所以能兴办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所谓“义”，是能认识事物的规律。做事合乎规律，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兴利除害，是贤人做的事情。仁义、礼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没有根本则国家不能建立，没有手段则治国不会成功。礼教治国，首先要讲仁义。用恭敬谦让的品行做示范，使民心在不知不觉中改恶向善。儒家学者看到这个方面，就说治理国家不需要使用刑罚。不懂得要用刑法作为后盾，然后才能大兴仁义。法令是奖励善举、惩治恶行的，这是治理的要旨。商鞅、韩非之辈看到这个方面，就说治理国家不需要仁义。不知道仁义是治理国家的主体，因此才用法令来作为管理国家的后盾。所以用仁德来引导，用礼制来管理，百姓就会知廉耻。如果以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治理，百姓就会只图免于刑罚。这是治国方略的高下之别。先讲仁政而后讲法治，先行教化而后行刑罚，这是治理国家的先后次序。

夫远物难明，而近理易知，故礼让缓而刑罚急，是治之缓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礼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_{本：以之为本}之者仁，明之者礼也，必行之者刑罚也。先王为礼以达人之性，理刑以承礼之所不足，故以仁义为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无本也。以刑法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伪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久则民忽。民忽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民慢。民慢则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夫仁义虽弱而持久，刑杀虽强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译文深远的道理不易明了，眼前的道理容易了解。所以恭敬礼让的教化要慢慢来，而刑法的治理讲究快，这是治理国家的缓急之别。有仁德的人可以使人有德行，却不能使人知道禁忌。讲礼法的人能使人知道禁忌，却不一定能使人懂得仁爱。所以仁义是教化的根本，显示仁义的是礼制，使人必须遵守礼制的是刑罚。古代先王制定礼法来实现人们本性的仁义，调整刑罚来弥补礼制的不足。所以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国，是不懂得人性本善，于是就缺乏教化，缺乏教化的治理就失去了根本。认为刑罚不可以治国的，是不了解人习性的伪诈，于是就失去威慑，失去威慑就不能禁止恶行。所以有刑罚而没有仁义，时间久了百姓就会疏忽，百姓疏忽就会发生叛乱。有仁义而没有刑罚，百姓就会怠慢，百姓怠慢，就会作奸犯科。所以说，以仁义为根本，以法律为辅助，使两者结合而不偏重，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仁义教化虽不显著，但是效果持久。刑罚效果显著，却会加速国家的灭亡。这是治理国家的自然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