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启发录】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启发录】来自我在【月读】杂志连载的【〈资治通鉴〉讲座】。这个栏目每月一篇,从2014年到2019年,我持续写了6年。这类年,我不单给清华的本科生讲【通鉴】,也给深造生讲,还在全国和国外的许多地方讲。在这个流程中,我对【通鉴】愈发熟识,写起文章来就心中有底。
两本书相比,【〈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更艰深许多,由于最初是教室讲稿,【资治通鉴启发录】的根基是文章,固然也艰深,但相对谨严许多。两本书的内容有堆叠,也有差别。除了这两本书,我还写了一本【〈资治通鉴〉与治世得失】,可以看作是【〈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姊妹篇,书稿也交达了中华书局,明年可以出版。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残卷(局部) 国家图书馆藏
光明书榜:您这两本书固然以【资治通鉴】为核心,但都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资治通鉴】,也引用了许多其余文献中的史料,这是出于如何的参考?
张国刚:【资治通鉴】编写于宋朝,距离隋唐五代较为近,因而隋唐五代部分收进了许多其余史乘中没有的文献,史料价值较为高,但它并没有包括全部原料。
隋唐此前,【通鉴】没太多独家原料,可是对史料有所取舍。例如,【通鉴】记录,赵简子在选取接班人时,给长子伯鲁、幼子无恤每人一支写着训诫之辞的竹简。三年后,伯鲁把竹简丢了,也忘了上面的话;无恤不单熟记那些话,还从袖子里拿出了竹简。而【史记】记录,赵简子让几个儿子上山寻找『宝符』,其余人都没搜到,唯独无恤说『已得符矣』,由于他在山上发掘『代可取也』(可以篡夺代国)。这表现了无恤的政治才能,但【通鉴】没记。再例如,在讲商鞅变法时,我将其与古希腊的城邦变革进行较为,还牵扯了外国的史料。我没把自己限定在【通鉴】这一部书中,而是期望广收不同原料,把历程人物、历程事情讲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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