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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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皇v年间(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家欧阳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开始不那么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断然下令学官服读“欧史”，“薛史”更被冷落，后来就逐渐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内府才有传本，到清朝时这本书就完全散失了。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志》等书补充，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作为考异附注，大体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实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保留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辑本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近人陈垣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叙述甚详。原印行的辑本共有三种：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库全书》初写本；③192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抄藏四库原辑本，百衲本即用该本影印。197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乃以熊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而成。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并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异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用了两年时间，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即逸文注明出处，所录务求全备，逸文甄别真伪，还原原书编次，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认为以邵辑《旧五代史》为最优。这一评价，邵晋涵当之无愧。与收入《四库全书》的多数辑逸书比较，邵辑《旧五代史》一是取资范围较宽，二是交待来源，最初奏进本(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只是在正式编入《四库全书》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将出处都删去了；三是对《旧五代史》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援据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笔记、碑碣，作细致的考订；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分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四库全书》中的大多数辑逸书，仅据《永乐大典》所存，采用新的体例，如诗文按体分编，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考订也较粗疏。就此而言，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1925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这几本都保存了文献出处，讳改部分也未改尽，行世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清辑本的缺憾，也逐渐明朗。其大端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