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汉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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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问题的解决不再依靠学术论争，而是强有力的政治干预。党的领导在前线战士和将军们的要求下(当然也是出于整体的文化策略的考虑)，断然中断了“亭子间作家们”的语言旧辙。在丁玲、王实味事件之后，桀骜不驯的作家们纷纷自愿或被动下乡入伍，向工农兵学习，甚至思想改造到一个程度，整个思想感情都与工农兵同化。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艰难的自我改造，最有效的途径和最清楚可见的指标，就是学习工农兵语言，并且运用他们的语言进行写作：
　　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延安的语言的转变在周扬身上有一种戏剧化的表现。
　　1942年以前，周扬的语言思想基本来自高尔基。他当然也以语言的大众化为目标，但他并不同意群众的语言可以成为文学的语言，他认为应该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必须经过提炼和升华的过程。甚至到了1940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的时候，他还坚持这个观点。1941年，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随笔中仍然强调，“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他借用巴尔扎克的比喻说，作家所要捕捉的形象好比是“传说中的浦累求斯”，“文学家就是要和这样千变万化的海神斗法的术士，而除了语言文字他又再没有别的法宝”，所以他借高尔基的话说，“作家必须是一个深历了‘语言的痛苦’的人”。同一年，周扬连续发表了两篇才华横溢的文章。《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这是整个三四十年代除胡风之外唯一系统关注鲁迅前期论文的扎实研究，而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应该也经历了“语言的痛苦”吧。另一篇《郭沫若和他的》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篇摸着了诗人的精神的出色的诗评。即使在20年代中期，《女神》的语言也已经受到新文学内部的强烈批评，但周扬毫不感觉《女神》带给他的语言障碍，甘愿和诗人一起“深历了‘语言的痛苦”’，他说：
　　为他的诗，他觅取了适当的形式――不同于“五四”许多诗人的都留有旧诗词的调子，他和旧传统作了最大的决裂，也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格律诗派一样自造新镣铐给自己套上。他是那样地厌恶形式，主张在形式上绝对自由，他与其艺术地矫作，是宁可自然而粗糙。正如他所曾自比的，他的创作冲动来时就如同一匹奔马，没有什么东西驾驭得他。他的诗正是那样奔放，这里也就正有着形式与内容的自然和谐。你不用惋惜你在他诗中不免遇到的粗率和单调，他在掌握内在旋律，内在音节上所显示出来的天才将会弥补你一切。
　　周扬这篇诗评，颇能使我们想起鲁迅为“语体文”的辩护，或胡适的《谈新诗》。这是对典型的“五四”一代人的语言观的继承。甚至他的终身的对手胡风的某些论调和用语也闪烁其中，比如“格斗”，比如既反对旧形式也不盲目欧化的“新形式”的探索。
　　1942年整风之后，周扬的语言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讲话》发表半年之后，他就这样称赞“鲁艺”青年作家孔厥的小说：
　　由写知识分子(而且是偏于消极方面的)到写新的，进步的农民，旁观的调子让位给了热情的写，这在作者创作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口语的大胆采用更形成了这些作品的一个耀目的特色。
　　但又马上补充说：
　　口语固然增添了人物的真实性，但是一长串的，雄辩而又有条理的叙述既不很适合农民的身份，又容易混入知识分子的口吻和语气，是不是有时反而可以削弱人物的真实性?
　　这段话有些摇摆，不知是惋惜青年作家语言不纯，还是不满青年作家过分使用口语，但这种摇摆在他评论赵树理的创作时就彻底消失了。他不仅高度肯定赵树理对群众的口语的熟悉和大量采用，而且说：
　　他在做叙述描写时也同样用的群众的语言，这一点我以为特别重要。写人物的对话应该用口语，应当忠实于人物的身份，这现在是再没有谁作另外主张的了；唯独关于叙述的描写，即如何写景写人等等，却好像是作者自由驰骋的世界，他可以写月亮，写灵魂；用所谓美丽的辞藻，深刻的句子；全不管这些与他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相称以及有无必要。要创造工农兵文艺，这片世界有打扫一番的必要。
　　至此，他在30年代介绍高尔基的语言观时所持的观点也悄悄地改变了：
　　我们介绍过高尔基的语言理论：文学语言是从劳动群众口头上采取来的，却经过了文学者们的加工，他们从日常语言的奔流中，严选了最正确、恰当、适切的语言。但我们先就强调了加工的一面，而没有着重原料的采集。没有原料，又何从加工呢?
　　似乎只是侧重点不同，却显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立场。原先的人物／叙述者、工农兵的口语原料／知识分子作者的加工(“格斗”)的二元并置取消了，变成群众语言一统天下。40年代后半期解放区文学直至50、60、70年代小说语言都是秉承周扬这种语言观创作的。经过周扬式的“打扫”，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文学与40年代其他地区的文学不仅有生活世界、意识形态、作者构成的不同，更出现了不同文学集团之间一条严明的内在界线：和新意识形态血肉交融的大众化的文学语言。(作者：郜元宝)

一扬扭白为黑，指鹿为马的闹剧，“先进的农民”彰显了文革时期的中国是多么的荒唐。文化不但是民俗的升华，更是精英的学术——如果这场闹剧发生在古代，巫术说将会代替医术，神鬼说将会取代人文理学而占据社会主流，那将是怎样一个黑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