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根基 六经之阶梯

  作者: 彭　林

　　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0，正在漳州任上的朱熹刊行了他编注的《四子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大概连朱熹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这部文字浅近、篇帙并不浩繁的著作面世之后，势头甚至盖过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成为此后七百多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献。
　　
　　一、三教并立格局下的儒学隐忧
　　
　　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弟子，从此，经书就成了儒家的经典。秦火之后，《乐》经失传，《六经》变成了《五经》。汉兴，《五经》被列入学官，每一经都有专门的教授，负责指导博士弟子。经学变成官学之后，借助于行政的力量，流传更为广泛，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但是，进入官府之后的经学，性质和作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孔子将济世救民的理念渗透在《六经》中，希冀以此教化学生，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可是，作为官学的经学并非完全如此。教师出于教学的需要，关心的是如何从文字、训诂的角度来说解这批古奥难懂的先秦文献。不少学者皓首穷经，用毕生的精力来注解经文，从学术层面来说，这固然是推进经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原本充满人文精神的经书，已经慢慢地淡出读书人的精神境界，变成了纯粹的学术问题，甚至成为读书人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儒学的悲哀。
　　正当儒学成为学者高头讲章之时，佛教和道教悄然走进了中国人的凡俗世界。东汉以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不久道教也开始兴起。唐、宋政府都将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作为基本国教。佛教和道教有玄妙而生动的心性理论，无论地位高下、文化深浅，都可以轻松进入它的堂奥。它们有彼岸世界，可以许诺实现信徒的种种愿望，解脱他们现世的诸多烦恼，走向极乐世界，所以很快风靡于世，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趋之若鹜。
　　相形见绌的是儒家，它除了没有佛道的上述优势之外，还有文献本身的诸多问题，处境最为窘迫。孔子整理的《六经》，都是用先秦的语汇体系撰写的，中古时代的学者读起来已经感到处处隔膜，不易亲近，一般学者初读，不容易触摸到明晰的脉络。《论语》和《孟子》是先秦两位圣贤的言论汇编，由于是语录体，章节之间缺乏明快的衔接，也给人以吉光片羽，不成体系之感。这些正是它不能像佛道经典那样在世俗社会广泛传播、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重要原因。
　　
　　二、韩愈、李翱、二程对《大学》《中庸》的提倡
　　
　　如何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找出某些能够明快地彰显儒家思想体系的文献，是唐宋儒者最为迫切的任务。唐代学者韩愈和李翱最早注意到，《大学》和《中庸》是足以与佛道心性理论相抗衡，并且能够梳理出儒家理论体系的最佳文献。
　　《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礼记》是孔门七十子论礼的文集，共有四十九篇，作者多数不甚清楚。相传《大学》是曾子所作，《中庸》是子思所作。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论语》作注时，并没有对《大学》、《中庸》作特别的提示。《中庸》主要讲天道与人道关系，阐述天命与性的关系，《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J《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似乎有个别人做过单独的研究；《大学》在唐以前无单行本传世。凡此都表明它们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韩愈一方面写下了著名的《论佛骨表》，痛斥佛教的妄佞；另一方面，写下了著名的《原道》，提出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到孔孟的“道统”，以抗衡佛家的“法统”。指出佛道两家虽然也讲道德，但那是缺乏灵魂的空洞名词，这灵魂正是儒家道德学说中反复提倡的仁义。
　　李翱是唐代第一位比较集中地提出儒家心性理论的学者。李翱依据《中庸》作《复性书》三篇，指出《中庸》就是论性命之道之书，可叹“学者莫能明是”，所以都“入于庄列老释”求之。李翱说，性为“天之命”，情为“性之动”，性原本寂然不动，感物而起，流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之情。人之所以不同于万物，是因为人有道德之性，人应该努力修德，恢复本善性，进于圣人之域。
　　在韩愈、李翱的影响下，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和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宋儒表彰《中庸》者很多，从张载的《正蒙》、司马光的《大学广义》、王安石的《礼乐论》、程颢的《定性书》、程颐的《与吕大临论中书》等，都紧扣《中庸》来讨论性命之道。张载早年就留意《中庸》，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张载传》，他的代表作《正蒙》，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提出了人的本性、心知、道德修养等性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二程将《大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将《中庸》看作“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最为玄妙，认为“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中庸章句》注引语。“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中庸章句》注。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比较粗浅，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迅速在天下推行的程度。真正达到这一目标的是南宋的朱熹。
　　
　　三、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晚号遁翁，别号考亭、紫阳，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
　　朱熹出入经史，学术赅博，是南宋最著名的学者。可是朱熹的仕途相当坎坷，终其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黄干《行状》，仅仅在同安、南康、漳州等地做过九年的地方官；宁宗时虽然成为帝王之师，却只有短短的四十天。庆元元年1195，韩腚械橙斯セ鞯姥为“伪学”、指责朱熹是“伪学罪首”，朱熹因此而落职罢祠。这对于胸怀经天纬地之材、匡时救世之志的朱熹而言，实在是一种可悲而又无奈的现实。庆元六年，朱熹溘然长逝。
　　朱熹平生主要是一位学者，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他与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的鹅湖之辩，是传颂千古的美谈；他兴复白鹿洞书院、讲道武夷精舍、修复岳麓书院等等，也是文化史上的佳话。不过，最为学者所称道的，还是他的《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编注《四书章句集注》，是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在漫长的岁月中，千锤百炼而成就的。
　　朱熹从30岁时就措手于《论语》、《孟子》，到孝宗乾道八年1172他43岁时，才完成了《论孟精义》此书后名《论孟要义》，又改名《论孟集议》，可谓浸透了心血。此书将二程说解《论语》、《孟子》的文字“L辑条疏，以附本章之次”，又兼采张载、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等九家之说，以佐证二程之说。之后，朱熹以《论孟集议》为基础，“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提炼出《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在每条之下先注音，次释字义，次释大旨，次引诸家论说，次列己见。朱熹对《论语》、《孟子》的注解，旨在融会诸家之说，所以称为“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将他取舍的原则，以及与学生的问答编成《论语或问》、《孟子或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朱熹日后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论孟集注》的修改上，《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已无暇顾及，其中的问题也不复厘正，所以《论语或问》与《孟子或问》二书始终没有付梓刊行，仅仅在学者中私下流传。
　　《大学》、《中庸》都是朱熹幼年时代诵读、成年之后深思的经典，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一书，自己“蚤岁即尝受读”，其后有过多年的“沉潜反复”，“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可见他的慎重。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60岁，感到所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已经比较成熟，“稳洽于心”，方才为之作序。
　　

　　朱熹认为《大学》有阙遗之处，而且次序有颠倒错乱之处；《中庸》论述性理、天道，是圣人心传的要诀，学理深奥，虽然没有残缺，但是章句浑沌，条理不清。因此，需要对二书的文本进行处理。文本的分节，没有照搬郑玄的成说，而是根据二程等学者的意见和自己的研究，重新调整了次序，分别章节，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所以称为“章句”。他认为，《大学》开头的“大学之道”以下二百零五字是“经”，是曾子记述的孔子之言；后面的文字，杂引经传之说，略显散乱，但朱熹认为“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当是曾子门人记述的曾子之意，其性质属于解经的“传”。《大学》的章次，二程认为有错简，为此重新作了编定。朱熹的编次，或从程本，或从旧本，间出己见。此外，他还依据上下文意和自己的理解，增写了“格物致知”章的134字。他认为，如此一来，就显得“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中庸》的文本也作了调整，分为33章。每条之下先注音，再释文义，然后引证串讲，发挥义理。经过朱熹的处理，二书神明焕然，面貌一新。
　　朱熹在《四书》的每篇之前，都有一篇序，提示该书的性质、由来，作者的生平与学行等，文字洗练，钩玄提要，非常方便读者。正文之前，又有一段简明的文字，介绍二程对此书的评价。《大学》每章之后，都有提示章节大旨的说明，如“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右传之二章，释‘新民’”；“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等等，全篇之末，又总括全篇结构，并叮嘱读者需要注意的事项：“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对《四书》的注释，朱熹一改汉儒的繁琐之风，务求简捷明快。汉儒重考证，宋儒重义理，彼此各为营垒。朱熹是宋儒中既重义理、又重考据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十分尊重汉儒，对郑玄等学者的学术成就评价很高，但是，他的《四书》注却没有汉儒诸经的生硬面孔，他在尽行吸收前人的考证之后，用近乎口语化的文字来表述，举重若轻，足见功力。注文尽可能使用常用字，对原文中较为偏僻或者有异读的文字，则尽量用直音法注音，帮助读者消除阅读上的困难。与宋代学者轻改经文的习气迥异的是，朱熹在变动文本的次序时，都会在章节之后加以说明，使读者了解原文在何处，以便案复，表现了朱熹对历史文献的尊重，以及他为学的严谨和慎重。
　　《四书集注》经过朱熹的覃思精研、反复修改，他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直到临死前三天，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因此，称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精品佳作，《四书集注》是当之无愧的。
　　
　　四、读《四书集注》要注意什么
　　
　　朱熹的《四书集注》体大思精，宏纤毕贯，百般读之，犹不能尽其奥蕴。那么对于初读者来说，以下三点是需要留意的。
　　1．读《四书》的次序。
　　儒家的经籍文献相当之浩繁，学者应该遵从怎样的次序去学习，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程早就谈及这一问题：“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故如此而不可乱也。”《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二程的这段论述对朱熹影响很大，他不仅主张《四书》是学习“《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Ｎ澹而且主张读《四书》要有次序，但他提出的次序与二程略有差别：“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一四这种阅读顺序，既是从《四书》的难易来考虑的，也是从《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考虑的。
　　《大学》既有“规模之大”，又有“节目之详”，其中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讲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步骤和最终的功效，是为学的“间架”和“修身治人底规模”。《论语》讲日常修德从政，《孟子》谈心论性，内容浩瀚广博，情理兼茂，正可以尽其蕴奥，充实《大学》的间架。《中庸》是谈玄说妙之书，讲“上达处多”，是形而上的学问，最后会归于此，可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进入理论探讨的层面。“尺度权衡之既当，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四书或问》李方子引朱熹语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书集注》的本子，大多不是朱熹提出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而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是不明就里之人所为，违背了朱子的本意，殊不可取。
　　2．读书与修身不可偏废。
　　我们读《论语》，可以看到孔子对修身的重视。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把修身当作治人的基础。孔子把修身进德看作是君子的日课：“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大学》发展了孔子修身为本的思想，提出“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修身方法，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关系到治国平天下。《中庸》强调诚为修身之本，提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而要做到“诚”则又强调“反求诸其身”，提出“君子必慎其独”的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
　　但是，后世儒者读《论语》、《孟子》等经典，大多把它当作射取名利的工具，很少与修身相结合，因而人心浇薄，世道浸衰。朱熹主张体用合一，要求学生虔心涵泳，真实履践孔孟之道，他说：“《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充扩之多。”《论孟精义序》又说：“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其心矣”《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他在《论语序说》中引程子的话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可见，朱熹非常强调读书与做人是一致的，不能做成两张皮。朱熹的这一思想，至今依然是我们读《四书》时应该遵循的原则。
　　3．建立了理学的理论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学术思想的结晶，它的特点，是通过注释阐发理学的哲学世界观和心性学说，构建了以天理论为最高范畴的，包括天理论、人性论、格致论、道统论、教育论、政治论等在内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这是它与传统经注的不同之处。注文大多是朱熹自己所写，所引诸家之说，主要是二程及其门人的文章和语录，显现了极其浓郁的学派色彩。
　　朱熹继承韩愈以来的“道统”说，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十六字坐实为尧舜以来传授的“心法”。十六字中包含了“人心”、“道心”、“精”、“一”、“中”等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以此阐发《中庸》的“纲维”和“蕴奥”。他从理本论出发，认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当气化成形体时，理也赋予其中，这就是性。人物各循其性的自然，日用之间皆有当行之路，这就是道。人类的性道虽然相同，但气禀有差异，所以有过或不及之差，圣人用礼、乐、刑、政来品节人性，使之复归于中正。人应该不断完善自我修养，“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天理论的核心，是“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本。在“性论”中，朱熹承继“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并加以发挥，提出“道心”、“人心”等概念，从而将《中庸》理学化、本体化了。朱熹为《大学》补写的“格物致知”章，堪称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精髓。类似的例子在书中在在多有，读者可以仔细寻觅和体味。
　　

　　
　　五、《四书集注》的影响
　　
　　《四书集注》是朱熹倾尽平生精力而作，所以学者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学术成就远在他的《易本义》、《诗集传》之上。
　　赵顺孙说：“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书，一章之旨、一字之义，或数年更易而后定，或终夜思索而未安。”《四书纂疏》自序杨载说：“《四书》者，王道之骨髓，五经之根柢也。”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序汪克宽说：“《四书》者，六经之阶梯，东鲁圣师以及颜、曾、思、孟传心之要，舍是无以他求也。孟子没，圣经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诸儒先抽关发，以启不传之秘，而我紫阳子朱子且复集诸儒之大成，扩往圣之遗蕴，作为《集注章句》、《或问》，以惠后学，昭至理于白，盖乎不可商矣。”倪士毅《四书辑释》序刁包说：“尚论诸儒，必以《四书》为标准，《四书》无所得，虽经史淹贯，不可以为学也。”蔡清《四书蒙引》序王义山说：“晦翁《四书》与《六经》并行于天地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业，为万世开太平，此书也。”周焱《四书衍义》
　　学术界有许多名儒都将《四书集注》奉为圭臬，将诵读《四书集注》作为每天必修的日课，成为一时风气，如真德秀“每晨起坐堂上，炷香开卷，必点校一章，从而演说其义，子侄皆立侍焉”。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后，《四书集注》风靡于世。在历史上，朝鲜是儒家化相当彻底的国度，但平心而论，朝鲜的儒学主要是朱子学，而朝鲜的朱子学主要是四书学。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韩国学术界。
　　《四书集注》中的许多词语，成为全社会最为熟知的名词，最典型的如“格物致知”一词。《四书集注》问世后，一时之间，许多学者开始将医学、数学、生物学等称为“格物致知学”，如朱震享的《格致馀论》，曹昭的《格致要论》，胡文焕的《格致丛书》等。明清时代，中国学者普遍用格致学来称呼西学，如熊明遇的《格致草》，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汤若望的《坤舆格致》，陈元龙的《格致镜源》等书，都冠以“格致”的名目，就连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最初的中译本也题名为《数理格致》。京师大学堂同文馆设“格物馆”，徐寿与傅兰雅在上海开设“格致书院”等，也都属于此类。乃至留日的章鸿钊、留英的丁文江在归国后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大学》的“三纲领”也作为传统教育思想的理念被广泛传播，例如，清华大学旧有的学生宿舍楼的“明斋”、“新斋”和“善斋”，就是依据“三纲领”来命名的，要求学生时刻铭记大学之道。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想必读者诸君都很熟悉。
　　元延v年间恢复科举，鉴于《四书集注》文字浅近，说理深刻，加之在学术界得到的充分肯定，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政府决定将《四书集注》定为科举用书，明、清二朝承袭了这一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四书集注》都是天下学子必须首先诵读的经典，其影响之大之深，可想而知。
　　不无遗憾的是，当《四书集注》成为科举用书之后，也进入了官学的行列，在某种意义上重蹈了汉代经学的老路，成为天下学子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违背了朱熹的著作本义，这是朱熹所不曾想见、也不愿意见到的结局，其间的责任是不应该由朱熹来承担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