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与梁代文学

  作者: 钱汝平

　　唐李延寿在《南史・梁本纪》下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又同书《文学传序》也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为何梁代文学能独标一时，达南朝文学之极致呢？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认为：“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可谓卓见。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由封建专制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势必会对社会思潮、时代风气、文学的发展嬗变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汉文帝尚黄老，汉武帝尊五经，对道教、儒学的兴起都产生过重要作用。唐诗的兴盛、明清制艺的繁荣，也与唐代以诗赋取士和明清以来以八股选士的制度相关。梁代文坛如此兴盛局面的形成，的确是梁代统治者爱好和提倡文学的直接结果，而梁武帝则在其中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南朝是一个非常重视门第阀阅的时代。《文苑英华》卷七六引《寒素论》云：“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族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伍。”然而这种界限有时也会因文学而被打破。《梁┦椤ふ弄率传》：“其年，迁秘书丞，引见玉衡殿。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余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张率，字士简，吴郡人。张率一家为江东土著甲族，虽奕世贵显，但与渡江而来的北方高门如王、谢相比，族望却逊一筹。而秘书丞是天下清官，宋齐以来一直是王、谢之类的北方高门子弟的起家之选。而此次这种惯例却为“东南胄望”的张率所打破，而造成这种突破的就是文学。又，到溉因其祖到彦之曾担粪自给，被世族何敬容讥嘲为“尚有余臭”（《南┦贰さ姜彦之传》），而他却官至吏部尚书，几个兄弟也都见荣于梁世。再比如庾於陵天监年间拜太子洗马，“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尾⑦此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梁书・庾於陵传》）。庾於陵是庾信的伯父，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庾氏一族本“负洛而居”，值永嘉之乱，中原乏主，始迁南阳新野县，因而为南阳新野人，继迁南郡江陵县。庾氏虽是渡江而来的北方高门，但其政治地位却远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辈（《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故萧衍有是说。于此可见，由于梁武帝大力提倡文学和举拔人才，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的确与以往不同了。就统治者来说，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取士”的一项重要标准，对包括一部分寒族在内的知识分子而言，它是较为直接便利的进身途径。梁武帝的这些措施无疑会对社会上尚文之风的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钟嵘《诗品序》云：“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从中可见全社会对文学的普遍爱好。《南史・到彦之传》：“（任）P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他们聚在一起，不外乎是吟诗赋文，切磋技艺，成员未必固定，也不一定有明确的主旨，却是后世文学社团的先声。当时还出现了不少文学世家，梁武帝父子自不必说，刘绘为“后进领袖”，诸子个个“雕龙”。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南史・刘孝绰传》）。王筠一门，“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南史・王筠传》）。这些现象，只有在文学空气极为浓郁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它反过来也会促进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南史・曹景宗传》：“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赋韵。时韵已尽，惟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从曹景宗的启求赋诗来看，当时流行的主要诗体――五言，在上流社会几乎成为人人可以运用的形式，而且时人皆以会诗为能事，连武将也以不会作诗为耻。这种文学氛围的形成，武帝实有推进之功。
　　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由于南朝历代帝王的提倡和文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地深入。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学摆脱了长期以来一直是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学科。宋文帝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一文学馆；宋明帝改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文单独为一部，就是新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梁武帝正是顺应了这种形势，在他下诏组织的一些文学活动中，为了评定诗人才能的高低，还设立了一些规矩和限制，让诗人们在这些规矩和限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挖空心思，翻新斗奇。如《梁书・王僧孺传》：“是时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诗为工。”又《梁书・文学・丘迟传》：“时高祖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丘）迟文最美。”又《梁书・刘孝绰传》：“高祖为《籍田诗》，又使（徐）勉先示（刘）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高祖以孝绰尤工。”在这种文学活动中，往往梁武帝自己先作诗，然后文学家蜂起相和，皇帝作了榜样，臣下自然是积极响应。有时是限字数，如梁天监初“武帝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二百字”。又《梁书・王规传》：“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王）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有时是既限字数又限时间。如《梁┦椤ゑ要翔传》：“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乐游苑，别诏（褚）翔与王训为二十韵，限三刻成。”有时是限韵，如前面所提到的曹景宗诗限用“竞”、“病”两韵即是一例。梁武帝还是一个善于在文学活动中调节气氛，能充分提高与会者创作热情的领导者。他除自己命题作诗以作出榜样外，还对与会者的文学才能作出评价。《梁书・刘孺传》：“（刘）孺后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时孺与张率并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题戏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其见亲爱如此。”又《梁┦椤ふ弄率传》：“（张率）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又《梁书・谢F传》：“（谢览）尝侍座，受敕与侍中王┪诗答赠，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复合旨。乃赐诗云：‘双文既后进，二少实名家。岂伊止栋隆，信乃俱国华。’”又今本《玉台新咏》卷十收有梁武帝《联句诗》一首，当是其在宫廷文学集会中所作。又今本《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收有《清暑殿效柏梁体》七言一首。联句者有梁武帝、任P、徐勉、柳~、谢览、张卷、王峻、陆杲、陆、刘洽、江葺诸人。又今本《太平广记》卷二四六亦收有《五字叠韵诗》一首，联句者有梁武帝、刘孝绰、沈约、庾肩吾、徐ぁ⒑窝分钊恕４由鲜霾牧峡蠢矗武帝的确积极投身于这些活动中，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帝王身份，他的这些诗都诙谐幽默，颇富人情味和亲和力，体现了一个文学活动组织者善于调节气氛、激发与会者热情兴致的领导才能。梁武帝有时亦提倡数典用事之风。《南史・刘峻传》：
　　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刘）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
　　又《梁书・沈约传》：
　　

　　（沈）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
　　他们所讨论的，是每个人能记起多少关于某一事物的典故，刘峻露才扬己，让武帝脸面上不好看。沈约深知武帝有文学争胜的心理，可私下里的话又让武帝知道了。从这两则材料来看，梁武帝颇有文人相轻的积习，不惜以帝王之尊与文学家争胜。梁武帝喜好数典用事，可能和他前期所预的南齐王俭文人集团有关。齐永明元年，萧衍曾为王俭东阁祭酒。王俭本琅邪王氏，族望赫赫，又是一代学宗，当朝权臣，萧衍于其学风有所承袭，当可理解。《南史・王ご》云：
　　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惟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机扇，容气甚自得。ず笾粒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げ俦时愠桑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つ嗣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ZK）]
　　可见王俭集团也颇好策事数典，逞炫博富。上述梁武帝在数典用事上炫耀才能、追求博奥并与文学家们争胜的事例，说明了武帝对自身个人才能的看重，也无疑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学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给大家提供写作时检索典故词藻的方便，天监十五年，武帝还组织了由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组成的班子，历时八年，完成了七百卷大型类书《华林遍略》。在他的影响下，后来萧纲在雍州也组织了陆罩、萧子显等三十人，于中大通六年编成了《法宝联璧》，时人比之《皇览》。
　　梁武帝对文学活动所设的种种规矩限制和对数典隶事之风的注重，深刻地影响了梁代文学创作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诗歌创作的随意性、盲目性比以前减少了，但不少时候成了为写作而写作，诗人并没有真情实感的流露，变成了刘勰所说的“为文而造情”。同时由于这些活动大多是在宫廷宴会上进行的，它自然脱不出酒宴赋诗和描绘宫廷以内的事物的窠臼，势必造成题材的渐趋狭窄。况且这种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方式，也极容易导致创作的相似性和趋同性。在宫廷宴会酒酣耳热的情况下创作，艺术上的思维定势就会发挥作用。即使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也很难在限制严格的情况下别出心裁。再加上一定的题材和体裁，还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手段，这样形成创作上的相似性和趋同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当然形成创作上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各人的创作势必要受到文学活动组织者的深刻影响。组织者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作风，往往为文学活动的风格奠定了基调。所以读齐梁诗，特别是梁后期的诗，立意构思和遣词造句方面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是颇为明显的。王夫之指出：“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饬，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降而萧梁宫体……所翕然从之者，皆一时和哄汉耳。”（《姜斋诗话》）的确，萧梁诗人的时代风格很明显但个人特征却不突出。也就是说，在萧梁诗人的创作中，共性多于个性，时代风格掩盖了个人特征。但另一方面，事物总是辩证统一的，也正是由于作诗有了这些规矩限制，比以前要求更严，难度更大了，所以也容易使诗人为了不落窠臼，高人一筹，而在艺术构思、语言、声韵等方面精心琢磨、争奇斗艳。这对诗歌形式本身的积累无疑又是有利的，对诗歌技巧的提高也是一个推动。闻一多先生说：“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宫体诗的自赎》）由于梁代文学是在特殊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掌握在帝王和世家大族的手中，由于生活的优裕和视野的狭窄，使得他们的创作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现实，一个总的倾向便是作品的题材越来越狭窄，形式讲究越来越细致繁琐，多少妨碍了诗歌的成就，如《太平广记》卷二四六收录的《五字叠韵诗》一首，实为梁武帝与沈约等人的联句之作：
　　后牖有榴柳（萧衍），
　　梁王长康强（刘孝绰）。
　　偏眠船舷边（沈约），
　　载匕每碍埭（庾肩吾）。
　　六斛熟鹿肉（徐ぃ，
　　膜苏姑枯卢（何逊）。
　　这一首联句诗由六人各吟一句而成，诗句全用叠韵。诗人们为了趁韵，完全不顾诗句的意义，读来不知所云。这样的游戏笔墨，也许在古音韵学上有一定价值，而在文学上则完全堕入了形式主义的恶趣深渊，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梁代诗歌讲求声律和用典，体现了梁代诗人在艺术形式探索方面所拥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它使诗歌形式本身获得了丰富和提高。总之，萧衍以开国之君的身份提倡文学，积极参与并组织文学活动，他的文学观念总的说来又能兼容并包、堂庑开阔，所以在侯景之乱前的四十多年里，社会崇尚文学蔚然成风，形成了“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的局面。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