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的医疗作用

  作者: 郭维森

　　辞赋具有医疗作用，首先由枚乘的《七发》所发明。《七发》开头便说：“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吴客分析了楚太子的病因、病状，接着便有针对性地说了七件事来启发他。终于使得楚太子“萑缓钩觯霍然病已”。那么，楚太子得的是什么病呢？文中称其病状是：烦躁郁闷，情绪恶劣，耳目昏昏，喜怒无常，心惊失眠，不爱听人说话，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显然，这是精神性的疾病。现代医学称作“抑郁症”的便是。“抑郁症”的病因有多种，据《七发》分析，楚太子主要是因为：住在深宫之中，内有保姆，外有傅父，生活圈子狭小，没有什么交游。另一方面，生活过度享受，饮食是高脂肪、高蛋白，穿衣则追求华美轻暖，动步就乘车，住在“洞房清宫”之中，左右总有许多美女围绕着，“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怎么能不生病呢？《老子》早指出声色犬马是会使人生病的，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吕氏春秋・本生》也已说过与《七发》相似的话。
　　病状、病因分析清楚了，对症下药，吴客认为这种病不必用药石针灸，“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便讲了七件事来启发（或激发）太子。这七件事是：音乐、饮食、车马、宫苑游观、田猎、观涛、要言妙道。七件事说完，太子的病便好了。七件事中，前六件都是讲的享受游乐。以前的注释，多认为这是带批判性的，是反面文章，是为了衬托最后的要言妙道。其实不然。既名“七发”，当然七件事都有启发作用。而且文中已透露七件事中“田猎”“观涛”就已有医治“浩唐之心，遁佚之志”的作用。再说汉赋受楚辞的影响，《楚辞・招魂》，为了引导“魂兮归来”也大量铺叙了各种生活享受。其中描写宫室、美女、饮食、歌舞、游戏都主动具体，极尽形容，展现了作者渊博的知识、语言的才能。《七发》也是如此，如写音乐，经他夸大形容，那琴无疑是天下第一名琴，鼓琴者、歌舞者也都是古今第一名家，悲歌一曲，感动得鸟不能飞，兽不能走，连虫蚁都动弹不得了。这其实是借助语言的力量来发掘音乐的文化内涵。写饮食、车马等等也无不如此，其作用是在激发太子生活的兴趣，以摆脱萎靡不振的状态，并非提倡或批评奢侈享受。比如田猎是古代的体育运动并具有军事训练的性质，经作者的一番形容，楚太子已经“阳气见于眉宇之间”有些活气了。但真要请他参加，还是“仆病未能也”。“观涛”是描写潮水的奇文，海潮澎湃，声如擂鼓，那样的气势，那样的壮观，是足以让人“澡概胸中”、“发皇耳目”的。作者的形容确实也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但要他强起观之，他还是一句“仆病未能也”。在作了这些铺垫之后，作者最后才提出了“要言妙道”。当时儒家尚未“定于一尊”，所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还必须有庄周、魏牟、杨朱、墨翟等人参与。最后担任总结的则有孔子、老子两位，而孟子则起了特别的作用，他拿着筹码来计算，大概是分别各家各派的异同得失。这样总结出来的“要言妙道”当然是万无一失了。这种“要言妙道”不是某一学派的教条，这是对真理的探求，是生活的指南。提高思想境界，才是开启心智的良药，种种精神性的疾病，当然就不治而愈了。
　　枚乘提出了辞赋治病，看来确实有效。汉宣帝时，太子患病，症状是：“苦忽忽善忘，不乐”，宣帝便命王褒等几位辞赋家，到太子宫中，陪侍太子娱乐，早早晚晚“诵读奇文及所造作”，太子病好了，才又回到宣帝身边，所谓“奇文”大概指《僮约》、《责髯奴文》之类的赋体作品。太子尤其喜爱王褒作的《甘泉》及《洞萧颂》等赋作，“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见《汉书・王褒传》）。汉宣帝和他的曾祖父汉武帝一样，是一位辞赋爱好者。他认为世俗都喜欢穿戴好看的服饰、听流行音乐，辞赋与之相比，“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同上），他将辞赋定位为高尚娱乐，不仅能让人开心，并且能扩充见闻、增长知识，弄得好，还能像古诗一样，有讽谕教化的作用。辞赋的娱乐功能早经发现。它往往虚构人物，互相较量，利用层进、夸张、形容铺陈排比等手法，将一些事、物说得天花乱坠。在文学类别还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它又像小说，又像戏剧。尤其是它的音乐性值得重视。汉大赋中堆砌了许多同义、近义的辞汇，诚如鲁迅所说，简直无法加以区别。汉赋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且成为一时之风气呢？固然这里有识字教育的作用，一篇大赋就像是一部字汇。但更重要的是其音乐效果。大赋或韵或散，朗读起来，铿锵有力，有一泻千里之势，笔者曾听过昆曲中的辞赋朗诵，深为之折服，并悟出汉赋以“颂”命名的道理，这正是对其音乐性的提醒。音乐有助于治疗，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所以说辞赋具有医疗作用，既有文献的记载，又可以从事理上得到说明，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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