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对桐城派的发展

  作者: 魏晓虹

　　清朝乾嘉年间，桐城派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代正宗的地位，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多年主讲于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梅曾亮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同时又吸收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桐城派的领袖，是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梅曾亮（1786―1856），清代散文家，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自少好观古人文词及契以来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辩，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汪尚书书》），与同邑管同交好，尤喜骈俪文。姚鼐于南京主讲中山书院时，二人就学其门，受管同多次劝说，由骈文转为桐城古文，深得姚鼐赞许。与管同、方东树、姚莹并称为“姚门四弟子”。管同早卒，四人古文成就最高的就是梅曾亮。道光二年中进士，授知县分贵州不就，受例为户部郎中。道光中后期他在京师俨然成为古文的宗师，曾国藩非常喜欢古文，多次前往问学，以桐城正宗目之。梅、曾二人过往甚密，王先谦说：“昔日梅曾二人声之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续古文辞类纂序》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梅曾亮居京师20余年，承姚鼐余势，文名颇盛，治古文者多从之问义法，有继主文坛之势。
　　梅曾亮“居京师二十年，静观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无复进取之志”（《答王云鹏书》），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辞官归乡，主讲扬州书院。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克南京，传说梅曾亮适在城中，曾受礼遇，尊为“三老五更”。后梅避居兴化，又移居淮安，馆于江南河道总署杨以增署。咸丰五年（1855），杨以增为之刊印《柏枧山房文集》。咸丰六年（1856）梅去世。关于梅曾亮与太平军之事，章太炎有《书梅伯言事》考证之，引用吴敏树为伯言诗辞“以名高为嘲，以卒于颠倒为诟”，对其晚年进行评价。梅曾亮有《柏枧山房文集》十六卷，《柏枧山房文续集》一卷，《柏枧山房骈体文》二卷，《柏枧山房诗集》十卷，《柏枧山房诗续集》二卷。
　　梅少喜骈体之文，后转桐城古文，兼长骈散两体。年近三十，“始觉班、马、韩、柳之文为可贵。盖因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马韦伯骈体文序》）。又曾引述管同语：“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管异之文集书后》）批评骈体文的矫揉造作。为了追求“人情”的真实，他在30岁以后改写桐城古文，但他仍然认为：“文贵者辞达耳，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复陈伯游书》）在他后来写的一些古文中，骈散结合，采用了不少骈俪句式。虽然梅的散文有骈体成分，但对其文坛地位毫无影响，他成为姚鼐之后“诗、古文功力无与抗衡者，以其所得，为好古文者倡导，和者益众”（姚莹《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受到高度的评价：“我朝之文，得方而正，得姚而精，得先生而大。”（朱庆元《柏枧山房文集跋》）“先生”即梅曾亮，肯定了梅曾亮在桐城古文承先启后的地位。
　　梅曾亮明确地指出义理要关心兴亡治乱，对“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儒，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春秋溯志序》）的状况不满，“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要最”（《复姚春木书》）。明确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答朱丹木书》）。这在桐城派的文论上是一个新发展。文章要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反映不同的现实生活内容。他鄙视模山范水的“世禄之文”，推崇当乎时切乎事的“豪杰之文”（《送陈作甫叙》），然而梅曾亮的写作实践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主张，囿于桐城古文的传统，他的古文多为缺乏社会现实内容的书序、赠序、寿序之类的文字，但他强调文章至极之境，在言有用，对当时学者的繁琐学问提出批评。梅曾亮生当封建制度解体之际，受到时局危难的影响，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梅曾写了《与陆立夫书》、《上某公书》等反映鸦片战争的佳作，与经世派遥相呼应。但他以官僚镇压“悍民”与“督粮”方法不同为喻，说明“因时”是要桐城派更切实地维护封建统治，跟曾国藩后来提倡的“与世变相因”完全一致。早在嘉庆十八年（1813），一般人认为天下比较太平，但梅曾亮已作《民论》数百言，“穷极奸民之害，左道乱政之烈，而以汉之黄巾米贼为喻”。梅曾亮的“因时”思想，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的。他还写了一些家传、墓志铭，表彰镇压白莲教、天理教、农民起义的内容。梅也有一些客观记事的因时之作，如《记棚民事》，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又束手无策，只好“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梅曾亮的散文，学秦汉，学《史记》，又学柳宗元、归有光，吸收桐城古文的长处，稍变桐城义法。《清史稿•文苑传》说：“义法本桐城，稍参以异己之长，选声炼色，务穷及笔势。”梅曾亮的古文创作，书序、赠序、寿序等文字较多，往往选声炼色，姿韵安雅，笔力微弱。梅曾亮在文字上用功夫，不为浮词赞语，亦能达到自然清新的效果。他的一些描绘自然风景的小品文，如《游小盘谷记》、《卜山余霞阁记》等文字洗炼传神，无一长语浮词，富有文采。林纾在《慎宣轩文集序》中曾说：“得桐城之嫡传者，惟上元梅曾亮，顾其山水游记，则微肖柳州。夫学桐城者，必不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异也。……盖既深于文，固无所不可。”
　　梅曾亮的散文创作主张是竭力图变。梅在其《春秋溯志序》中说：
　　百年之来，明儒老师相逐于训诂名物象数之学，凡宋儒说经空虚道术之谈，变之唯恐不尽。当康熙时，公卿多崇尚理学者，进取之士摹时好，以成俗儒，先语录之书遍天下矣，而士或空疏m陋，立词不根，视经传如异物，有志之士慨然思变，义理、考据之学遂判然不可复合，今天考证之风，如昔之言义理者矣。……昔时而能言义理者真考证也，当今之世而能言义理者真义理也，可谓雄俊特出不惑于流俗之君子矣。
　　梅曾亮虽然竭力图变，但他的散文创作显示出来的只是桐城派内部的大同小异。
　　梅曾亮曾认为文章应该注重形式美，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不仅仅为了实用。他在《复邹松友书》中说
　　夫文章之事，不好之则已，好之则必近于古而求其工。不如是，则古文词与括贴异者，特其名耳，又果足乐乎？否也。今虽居文学之职，其用心习技，必以古为师，是习钟鼎文以书试卷，必不售矣。居其职而不称其职，不可也。称其职矣，则所为者又能合乎古而又乐乎心耶？不足以乐乎心，则所为之妨于吾所乐者，文章之败人意与薄书一也。
　　梅认为文章要注重形式美，要“乐乎心”，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否则文章就与公文没有区别了。梅强调文学与实用文体的区别，文学是以“乐乎心”为目的的，实用文体是以实用为目标的，两种文体有着不同的写作目的，文学是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
　　桐城派古文的开创者刘大荨⒁ω咎岢隽恕耙蛏求气”的学文方法，梅对这一方法做进一步的阐发。《与孙芝房书》中说：
　　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一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
　　文字是一种精致的表义符号，文字的抽象性显示着理性的力量，文字阅读伴随着深思、联想和想象。诵读使听觉和视觉相得益彰，把视觉从抽象思维的凝重之中解放出来，把文字的神韵及诗意用声音传达出来。视听结合是因声求气的好办法，能满足人视听审美感受，气脉贯通的文章读起来琅琅上口，给人以美的享受。
　　梅曾亮“少好吟异，长多坎坷”（《柏枧山房诗集自序》）。作文之余，常以悲欢为诗，原本唐音，兼有众体，但终生不以诗名。其《杂咏五首》和《移家诗》，章太炎先生曾细加分析，认为是梅曾亮身在太平天国之时的自嘲之作。
　　梅曾亮是姚氏之后桐城派的领袖，他深得姚氏正传，又因他享年甚高，居京师二十余年，晚年又主讲扬州书院，所以时号大师，当时治古文者无不从问义法。王先谦曾说：“道光末造，士多高于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论，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续古文辞类纂序》）梅曾亮继承了姚鼐的文学主张，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对桐城派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其门下朱琦、龙启瑞、彭昱尧、王锡振等人都是广西人，于是桐城古文传入广西；陈用光的同乡，江西新城（今黎川县）陈学受、陈溥及南丰吴嘉宾，受陈用光、梅曾亮的影响，于是桐城古文传入江西；梅曾亮的朋友与弟子中，邓显鹤、杨彝珍、郭嵩焘、孙鼎臣、曾国藩、欧阳勋等为湖南人；张岳骏、秦湘业、鲁一同等为江苏人；邵懿辰、孙衣言、余坤等人为浙江人；冯志沂、张穆等为山西人，皆从梅问法：于是桐城之学遍传各省。故王先谦选乾隆至咸丰年间39人之文为《续古文辞类纂》，欲以此承桐城方、刘之文，就选录了上述作者的作品。可见在梅曾亮的影响下，桐城派的范围已大大超越了桐城一乡一县。在姚鼐之后，由于梅曾亮的努力，桐城古文又有了活跃的趋势。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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