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言志辨》看朱自清先生的治学

  作者: 张海涛

　　《诗言志辨》是朱自清先生的一部文学批评论文集。共收《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篇论文，研究了“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条诗论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此书是朱先生学术生涯中影响很大也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吴周文在《朱自清论》一文中评价说：“《诗言志辨》是他功力最深的著作，对‘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方面的诗论，纵向作了精微的考察，理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和衍变史迹，从而纠正了谬说。”（《朱自清研究论文集》）李广田《朱自清先生的道路》也评论说：“……例如《诗言志辨》，是朱先生历时最久，功夫最深的一部书。”（《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部论文集是一本小书，但朱先生的治学方法及治学态度却宛然可见。
　　首先，谈一谈朱先生的选题及处理方式，即小题大做。
　　先说“小题”，朱先生选的这四条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是粒沙，大海中的一滴水，小得不能再小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当中有多少这样的批评概念，恐怕很难说得清，但是朱先生做的就是这样的题。其原因当然和他那个时代文学批评的现状有很大关系。他在《诗言志辨》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西方文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意念。”
　　又说“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
　　“文学史的发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学的发展，一面也跟着文学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的史学很快的进步，文学也有了新的成长，文学史确实改变了面目，但是改变面目是不够的，我们要求新的血和肉，这需要大家长期的不断的努力，一般的文学史如此，类别的文学史更显然如此。而文学批评史似乎尤其难，一则一般人往往有种成见，以为无创作才的才去做批评工作，批评只是第二流货色，因此有些人不愿意研究它。二则我们的诗文评断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则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批评一类也还没有发展；在各类文学中它是最落后的。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能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
　　从这三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学批评的现状，一是刚刚取得与诗歌散文的平等地位，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学科；二是人们的观念中并不重视它的存在，对它还有误解，因此缺少一支研究队伍；三是诗文评断片的多，成形的少，支离破碎，现代文学批评还没有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状况，朱先生才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就是朱先生搞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态度，他的目的是以此来增加文学批评“新的血和肉”。季镇淮在《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一文中评价他的这种做学问的方法道：“朱先生这样研究文学批评史，就方法和精神说，都是科学的。朱先生自谦为从‘小处’下笔，实际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夫。有了这个基础，而后才便于建造批评史的大厦。”范宁对此论述得更详细：“朱先生不止是一位散文家，同时是学者。他对我们诗文评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诗文评中有惯用的一套抽象的性状形容词，如什么雄浑呀，清丽呀，神理呀，气味呀，不一而足。这些性状形容词，具体含义令人捉摸不定，感到含混模糊。朱先生说：‘若有人能用考据方法将历来文评所用的性状形容词爬罗剔抉一番，分别确定它们的义界，我们也许可以把旧文学的面目看得清楚些。’（朱自清《中国文评流别论》）其实不仅看清楚中国文学的面貌，而且建立一门学科，一门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因为每一个性状形容词概括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的特征，所以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又说：“朱先生在诗文评中用语方面，对一些性状形容词的含义的辨证，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建立科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必不可少的，应当后继有人。”（《完美的人格》，三联书店1987年版）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朱自清先生做“小题”研究的意义。虽然朱先生这种选题的方式是受了文学批评现状的限制，但小的论题容易把握，易于研究出深度，却是大论题不能比的优点。
　　下面就来谈一谈小论题的深度，也即“大做”。朱自清为什么能把四个小题做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研究中贯穿了“史学意念”。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白告诉我们，这四篇论文研究的是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一个点本来是很小的，但要从它延伸开去，就会画出一条长长的线，深度和广度就都具备了。且让我们以《诗言志》为例，看一看朱先生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这篇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献诗陈志，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志与政教不分，言志不出于讽与颂，且讽比颂多，献诗是公卿列士的事。二是乐以言志、歌以言志、诗以言志是传统一贯，《诗经》原来全是乐歌，徒歌大都出于庶民，“缘情之作”是为了它们的声调。第二部分赋诗言志，主要谈借诗言志多用于外交，赋诗往往断章取义，颂比讽多。第三部分教诗明志，论及诗与乐分家的历史。从孔子到两汉，演述了诗乐分离的过程，义逐渐被重视，声逐渐被轻视，无教化作用的诗则陈诗以观风。此时代“虽还不承认‘诗缘情’的本身的价值，却已发见了诗的这种作用，并且以为‘王者’可由这种缘情的诗‘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诗言志辨》）。志的意义此时也发生了变化，文中这样写道：“那么‘缘情’作诗竟与‘陈志’献诗殊途同归了。但《诗大序》既说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情性’，后二语虽可以算是‘言志’的同义语，意味究竟不同。《大序》的作者似乎看出‘言志’一语总关政教，不适用于原是‘缘情’的诗，所以转换一个说法来解释。到了韩诗及汉书朝代，看得这情形更明白，便只说‘歌食’‘歌事’，只说‘哀乐之心’‘各言其伤’，索性不提‘言志’了。”（《诗言志辨》）从前三部分我们已可清晰看到两条史的线索，一条是作诗从公卿列士下移至庶民，另一条是诗的主旨有扩大的倾向，“诗言志”的志从关政教到允许表达普通人的感情。第四部分作诗言志，更是从史的角度叙述了志的演变的流程。从吟咏情性到兼指一己的穷通出处，再到德性、诗缘情，至六朝人论诗，一面要表明诗的缘情，一面又不敢无视诗言志的传统，后来发展到志情含混更标准化了，“志”含穷通出处、政教、德性等丰富内涵，到现在，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来论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样，“诗言志”这条诗论在各时代的意义和作用的演变就描画出来了。
　　正是因为有了“史学意念”的参与，这几个小论题变得厚实有深度了。读朱自清的四篇论文，你经常可以看到“战国以来”“汉兴以来”“东汉时”“到了正始（魏齐王芳）时代”“六朝人”“梁代”“唐代”“直到清代”等等类似的清晰表达时间的字眼，也经常可以看到作者追根溯源的话，如“‘诗教’这个词始见于《礼记》”；“言语引诗，春秋时始见”；“他该算是开山祖师”；“逆气生恶言的见解，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郑玄《诗谱序》的四个来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这都是他的“史的意念”的体现。
　　

　　推测朱先生这样做学问的原因，一是和他治的专业有关，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因此很重视史学对文学的作用，他在林庚著的《中国文学史》序文中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是史学，广义的史学。”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用吴祖湘的《佩弦先生》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朱先生并不是历史家，然而近年来所写的文字中，却大都有一个史的观点，不论是谈语文的，谈文学思潮的，或是谈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历史的演述，从简要的演述中，揭发出历史的真相，然后就自然地得出结论，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当前的任务。”（《完美的人格》，三联书店1987年版）简要的历史演述，易于揭发历史的真相，得出结论，是朱先生在研究中时时透着“史”的意念的重要原因。
　　《诗言志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选材及处理材料的方法，由此可见朱自清先生治学的严谨、怀疑精神。
　　读朱先生的《诗言志辨》，在他的选材上，感觉就是丰富。笔者对他行文中加注的材料加以统计，结果分别是《诗言志》63则，《比兴》65则，《诗教》31则，《正变》34则，共计193则，全书字数十万三千字，基本上每五百个字就会有一则材料（没包括未加注的材料）。朱先生这种对材料的掌握程度是值得敬佩的，李广田如此评价道：“然而读过全书，你几乎看不见作者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一种科学工作，只要无成见，勤搜讨，多辨析，自然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果。”（《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季镇淮在他的《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也写到：“他讲语文，讲注释，讲文学评论，讲文学源流发展，处处可见其留意考据，不做无根之谈。”（《完美的人格》，三联书店 1987年版）
　　关于材料的来源，作者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诗文评的专书里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评，文体的史的发展，以及一般的理论，也包含着一些轶事异闻。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专书以外，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即使不更多，诗文评的材料，直接的或间接的。前者如“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后者如庄子里“神”的意念和孟子里“气”的意念。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至于选集、别集的序跋和评语，别集里的序跋、书牍、传志，甚至评点书，还有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诸注里，以及小说、笔记里，也都五光十色，层出不穷。这种种是取不尽、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
　　这段文字启发了我们做同类研究时所应注意的领域。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前一段也说“这个得认真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三句话强调的是考证辨析，一堆材料不做考证辨析，那是一堆死材料，反之，辨别它的真伪，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真理，总结出规律。朱先生的四篇论文之所以能廓清对四条诗论的认识，让读者对四个概念有个宏观深透的理解，是和作者考证辨析材料之功分不开的。在此须指明的是朱先生的考证辨析用的是现代人的立场，是批判的接受。譬如他谈“诗体正变”，就批判了不少旧说，以为陆机的“诗缘情”说的发创是以新尺度代替了“诗言志”的旧尺度，但他又认为这只是以文学眼光绳诗去代替了儒家的诗教，却还不能看到评诗的真正尺度，他指出中国古代的诗大多出于士大夫，而士大夫与君主是同处一个封建集团，维系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集团的传统与文学标准即“儒雅风流”，言志派以“儒雅”为尺度，还有一类自居缘情派，则以“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的目光去评诗，实质是以“风流”为标准，朱自清认为应该否定“儒雅风流”的标准，而以人民的绳尺看“诗体正变”。他指出中国的“诗体正变”，直到五四出现新诗，才算得“变之极”、“归于正”。
　　朱先生的《诗言志辨》中的观点是历史的，立场是人民的、现代的，是科学的扬弃，是推陈出新。他在《古文学欣赏》中也提到自己的这种治学立场，他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
　　朱自清先生做学问的谨严态度，在书中还有具体的表现。比如谈及自己的看法和认识时，常用一些推测性、不太肯定的话：“献诗陈志的事，照上文所引的例子，大概也是周代才有。‘志’字原来就是‘诗’字，到这时候，两个字大概有分开的必要了，所以加上‘言’字偏旁，另成一字。”又如：“然而按他所举那‘纵伎’的例，似乎就是这种狭义的‘诗缘情’也可算作‘言志’。”“在哪一句发兴，大概凭文义而定，就是常在兴句之下，那似乎凭叶韵。”然后举了《汉广》篇首章，《终风》篇首章，《绵》篇首章的例子，继续说：“‘兴也’都不在首句下，却依次在次句和三句下。这些似乎是依照叶韵，将‘兴也’排在第二个韵句下。”五十一页：“《毛传》所谓兴，恐怕有许多是未必切合‘作诗人之意’的。”七十七页：“‘主文’疑即指比兴。”不轻易下一断言是朱自清谨慎治学的一个方面。吴祖湘在《佩弦先生》一文中回忆他讲课时的情景：“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他讲得太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喏喏的，显得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忙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这段话可以作为朱先生严谨治学的一个补证。胡适说：“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广西师大的莫道才教授在上课时说：“做学问要“处处皆疑，无一处不疑；时时须慎，凡作文务慎。”“小心”“慎”两词最能形容朱先生的治学精神。同时，朱自清也是具备大胆怀疑的学术品格的，在《诗言志辨》中我们也能经常看到这样的话，如66页：“但作诗时代，《左传》有记载的只有《硕人》、《清人》、《载驰》、《黄鸟》四篇。据这四篇而推论其余的一百五十六篇，风诗皆春秋中叶后随时所作，实难确信。”再如84页，在引用了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凡例中的话后，作者评价道：“照沈氏说，诗爱怎么理会就怎么理会，这不是无中生有吗？”另外 145页，说“孔颖达《诗大序疏》中的话将诗的发展看得太死了，有些强词夺理，并追溯此说的源头为孟子”。
　　一批批学人读着朱自清的《背影》、《春》、《匆匆》、《荷塘月色》、《绿》等散文成长，印象当中的朱自清就是一个很好的散文家。及至读了他的《诗言志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和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文章，“学者”的概念在头脑中才清晰起来。“狼藉丹铅送岁华”，朱自清先生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也是一个勤奋严谨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