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南懷瑾

　 林園與治道
　這裡當然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有一天，齊宣王問孟子，據說文王有一處可養鳥獸的皇家大園林，方園達七十里，有這回事嗎？
　這在當時已經是考古的問題了。當然齊宣王沒有親眼見到，不知道有沒有這件事，我們現在也無法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因為古代的度量衡，和現代的度量衡有所不同。而當時孟子答得很高明，他說在古書上是記載了這樣的事。
　齊宣王接着又問，有那麼廣闊麼？大概孟子認為機會來了，又趕緊抓住機會說，那時的老百姓，還認為文王的這處皇家花園大小了呢！
　齊宣王說，我的森林花園，方圓不過是四十里，和文王的比較起來，範圍已經小得多了，可是我的老百姓們，還覺得太大了，這是什麼道理呢？
　好了，孟子就事論事，發揮起來了。他說，文王的森林花園，雖然方圓七十里，比你的大得多，可是百姓們可以去裡面割草、砍柴，也可以到裡面打野雞、捉兔子。他開放了這座森林花園，和老百姓共同享用。老百姓們嫌它太小，不是很合情理的嗎？
　可是我到貴國來，在還未進入你的國境之前，就先打聽了你們齊國的大禁。當時就聽說，在都城外百里的郊關之內，你有一處森林花園，方圓是四十里。如果有人在這四十里方圓內，殺死一頭小鹿，就和犯了殺人罪一樣，是要抵命的。那麼你這方圓四十里的王家林園，對百姓來說，豈不好比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大陷阱嗎？老百姓們覺得四十里方圓太大了，可不也是合情合理的麼？
　這一段談話內容，和前面他與梁惠王立於沼上談靈台之樂的意義是一樣的，不必重複解釋了。
　但這一段中，有句名言，我們要注意的，那就是『問國之大禁』這句話，也就是後世說的『入國間禁，入鄉隨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措施，尤其近代交通工具發達，超音速的交通，減少了旅途上使用的時間，等於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於是人與人的接觸愈益頻繁。因此，在現代所謂『人際關係』上，問禁與隨俗，更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在進入一個國家之前，一定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的法令；去一個地方時，也一定要先弄清楚這個地方的風俗習慣；到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要尊重當地的法令和習俗，不要做出違逆的事來。對異國如此，對他鄉客地如此，最好對於一般團體也如此。假如你帶了一包豬肉鬆走進一所清真寺去，那就犯了莫大的忌諱。對於個人也應注意到，例如某人精神有問題，見不得紅色，而你穿了一件大紅衣服去看他，結果一定很糟糕。擴而大之，對於某些行業，也要注意其禁忌。比如坐舊式的船，在船上吃過飯後，把筷子擱在碗上，就犯了大禁忌。我們這樣注意自己的行為，一則是對人的禮貌和恭敬，次則是減少自己的麻煩和困擾，甚至減少失敗的因素。可惜許多年輕人都忽視了孟子這句話，認為是幾千年前的陳舊思想。
　另外讓人感慨的是，從孟子那個時代開始，一直到清朝兩千多年來，中國歷代的帝王，都是尊儒家孔孟之學。但他們只是要求別人遵孔孟之學，盡力巨之道，以立身處世。而他們自己，卻忘了為君之道。在這一方面，都和梁惠王、齊宣王樣，甚至比獨享園林還過分的事，也照做不誤。真是『教化自教化，帝王自帝王』，直到孫中山先生領導了革命，推翻滿清，取消帝王專制政體，建立了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這才取消了宮廷的林園。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肢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枯，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個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外交策略——大小之間
　這開頭一段，也是一個大問題，孟子所提出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外交思想的兩大原則。至少在過去，中國的外交思想不出這兩大原則。
　齊宣王提出來問孟子，對於與鄰國的邦交，有什麼好的辦法，好的策略。孟子說：大致可以分成兩種原則。一種是『以大事小』，這是仁者的風範。雖然自己的國土大，國力強，但是仍舊願意配合領土比他小、國力比他弱的小國的政策。像在歷史上，夏朝的時候，湯以毫為都城，地大人眾，國力強盛。而夏朝的另一諸侯，贏姓的葛國，在領土、人民、財力上，都不及湯。葛的故城，在現在河南省葵丘縣東北，在地理位置上和湯為鄰。當時的湯伯雖有專事討伐的特權，但葛在夏朝諸侯的等級上也稱為葛伯，政治地位不下於揚，所以揚在國交上，對葛仍然是尊敬的，順服的，絕對不因自已的權勢大，而去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國。
　更近一點的史實，在商朝的末期，西方的昆夷——即犬戎，那是以犬皮作為戰衣，乘壞車的國家，和在西岐的文王接壤。而文王當時所治的周國，不論文化、經濟，都非常發達，廣土眾民，聲望又高，不知道要比犬戎強盛多少倍。可是文王為了行仁政，絕對不以兵戎相見，為了行仁政，不忍動武，雖然犬戎經常有粗暴魯莽的侵犯行為，而文王還是忍讓着，不願意生靈塗炭，以免苦了老百姓。
　孟子再舉出第二個外交原則：『以小事大』，這屬於明智之舉。他也舉出兩個當時的史例，一個是周太王的例子。商朝末期時，姬周諸侯，由太王當政，這時周國正在積極圖治，而北方自五帝時期以來，就常常在邊界上生事的獯鬻——也就是後世匈奴的一支，這一支游牧民族非常強悍，常常犯邊鬧事，周太王為了致力於內政，為了在安定中求進步，不去和匈奴力爭，而採取退讓的態度，以免擴大戰爭，影響了內政的建設。
　第二個例子，是吳越兩國的史實。越王勾踐被打敗了以後，只好對吳國俯首稱臣，一切聽從吳王夫差的命令，還獻上絕代佳人供他娛樂，討他歡心，以便能夠回到自己的故國。他回國後，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終於雪恥復國。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則。自己力量不夠的時候，就順服強者以圖生存。
　他舉了仁與智為出發點的兩大外交原則以後，又對齊宣王作進一步的闡述。以大事小的外交原則是『樂天』的，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則是『畏天』的。
　這裡所說的『樂天』『畏天』的天，當然不是愚夫愚婦心目中的天老爺。不是討天老爺歡心的『樂天』，或者怕上天打雷的『畏天』等愚妄迷信。這裡的『天」』，在『天人合一』的哲學上，是包括了人事在內。如果作詳細的解釋，會是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限於時間和篇幅，姑且勉強作個簡單的解釋。以現代名詞來說，就是非人力所可違反的定理；拿我們中國的詞彙來說，就是天理。
　那麼以自己的大國之尊去配合小國，就是順應『天地生萬物』的樂天心理，不願意欺負弱小；至於以弱小的國勢臣服於強國大族，不敢得罪大國，就是敬畏天理。否則，天地間的定理，不會容許你成功如願的。最後，孟子進一步說，凡樂天的，效法天地的博愛精神，不以強壓弱的大國，結果一定四海歸心，可以保有天下；而弱小的國家，如果能夠畏天道，服從強者的領導，不懷叛逆之心，那麼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國家。他並且引據【詩經】來支持他的理論，他說，【詩經·周頌·我將】篇中記載着『畏天之感，於是保之。』這個『威』字的含義，是指時代的大趨勢。孟子引用這句話，是對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意思是說，必須以敬畏謹慎的心理，因應國際上自然的大趨勢，把握時間的契機，以維繫自己的生存。
　孟子說到這裡的時候，齊宣王不讓他說下去，在中間打了岔，插進來說，孟先生，你講的這些理論，太偉大了，太高深了。暫時不談這麼高遠深奧的哲理，就目前的現實問題來說——換言之，他不喜歡再聽孟子那些大道理，什麼是畏天戒慎一類理論，他心裡對當時的國際看法，正是認為強權就是公理。因此便直截了當地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這個人愛好武勇。

　 大勇定天下
　齊宣王這一打岔，話題就轉了方向，可是孟子也真高明，立即隨着這個方向，繼續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他說：你齊宣王好勇，不要緊，只要你愛好的不是小勇。你不要專去喜歡摔跤、柔道、弄槍、舞棒這些個人小勇的玩意兒。一個人握着劍把子，把劍抽出一截來，眼睛瞪得大大的，衝着人說，你敢跟我較量嗎？這種只是普通的個人勇武而已，充其量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對打。攻夫好，也許可以把別人打垮；功夫差，自己會被打得鼻青眼腫，難有大志。我相信你齊宣王不會局限於這樣的小勇，我希望你能把好勇的範圍擴大，像【詩經·大雅·皇矣篇）所描寫的文王那樣。當文王得到密國無故攻打阮國的報告時，怒不可遏，立刻整軍經武，出兵阻擋了密國的攻擊，逼得密國退兵，不敢再輕易侵犯別人。同時鞏固了周國自己的國防，增加了周國人民安居樂業的福祉，對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這就是『文王之勇』。所以說，文王一怒，使得天下人民得到安定。當然，文王有沒有真的發怒，不得而知。像文王這樣的人會不會發什麼怒，也很難說。
　在大家的想象中，孟子說話，總是有根據的，他說了文王的大勇後，接着又引【書經·泰誓】所說，『作之君，作之師』的話，對齊宣王說，【書經】上這幾句話告訴了我們一個政治哲學的大原則，這原則要把握住。
　在我國古代，君道與師道是平等的，要同時注意的。除此之外，後世要加一個『作之親』。身為一個領導人，不但要作為部下的老師，教導他們；同時還要像父母待子女一樣，關懷他們，保護他們。今天的公務人員，也應該具備這種精神的修養。雖然以公僕的觀念做事，但同時要具有『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情操。處理行政事務時，要兼帶教導之責，與關懷之情。
　【書經】上接着說：『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局敢有越厥志？』在天時、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有所欠缺時，政治領導者要設法彌補這種缺陷。同時一方面管領四方的百姓，不管他是善良的或邪惡的，都要負起教化、領導的責任。只要我這個領導人在，有誰敢放肆作亂？這一種氣魄，確實是宏大。因此，一旦有人橫行天下的時候，武王就責無旁貸地加以平服，使天下沒有橫行的人，沒有橫逆的事。這就是武王的大勇。所有他一怒之下，便弔民伐罪，把殘暴的紂王滅掉，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孟子最後說，你齊宣王的好勇有什麼關係，只要你所好的不是匹夫小勇，而是如文王、武王的大勇，能夠有大英雄氣魄，在一怒之下，而使天下安定下來。那麼有哪一個老百姓不喜歡大王的好勇？大家只怕你齊宣王不這樣好勇呢！從齊宣王不忍心殺一頭牛開始，一直到這一段，孟子對齊宣王所談的任何事，都是採取誘導的教育方法。齊宣王說自己有好勇的毛病，孟子就說好勇不是毛病，只要能夠擴大這個好勇的境界，齊國就有辦法。好像是假如齊宣王說好吃零食，他也會說沒有關係，只要把點心做得很多很多，人人都能吃到就行。假如齊宣王說好踢球，大概孟子也會說沒關係，只要全國的人都有踢球的閒暇和興致，都把腳力練好，就是好的。這就是孟子的教化，可見他並不是一個迂腐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他並不能像縱橫家們一樣，只用兩三句話，就投其所好，打動對方的心。孟夫子的王道仁政畢竟還是難於被接受。
　齊宣王這裡講到好勇，前面講到好樂，後面還講好貨、好色。在他同一時代的各國諸侯中，誰也沒有這樣坦白的，即使後世那樣多的帝王中，也很少有他這樣坦率的。所以我覺得他是比較可愛的一個人，而在他二十年的當政期間，能把齊國治理得繁榮、安定，實在有他的道理，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他在這裡所說的好勇、好樂、好色、好貨，其實也不只是帝王的心理如此，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心理。誰不好勇、好樂、好色、好貨？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當然他在這裡所說的好勇，也不是孟子所說的那種大勇。他所好的，還是一般人所好的小勇。談到好勇，我們想起兩個好勇的人，他們也是一國的君主。

　　　　　 為強國而改服制——趙武靈王
　其中之一是趙國的武靈王，他是一個好勇任事的國君，最後失敗了，當然這是由於沒有擴大好勇的胸襟所致。趙國的北邊，是和胡人的邊界連接的，那時候的邊疆民族，都是游牧民族，為了生活方便，同時受生活環境的影響，都是好勇鬥狠。所以在服裝上，都是短衣窄袖，甚至露出一條手臂來。而我們中國古代的服裝，受禮樂之薰陶，向來是寬袍闊袖，走起路來『翼如也』，兩隻大袖子像翅膀張開似的，雍容有致，的確是很好看的。當時武靈王為了要使趙國強盛，下命令改變服裝，廢棄中國原來的服飾，改用胡人的裝扮，希望藉此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當時趙國的王室和大臣們紛紛反對。武靈王和這些人的辯論很有趣，也有他的道理。我們姑且不論他這一做法對或不對，看看他的這些辯論，也可想見他當時的思想觀念。
　有一天，趙國的輔相肥義和武靈王閒聊，問趙武靈王有沒有想過世局的變化，軍事的部署，以及先王們如簡王、襄王他們當年的勳業，以及和胡人們的利害相處等等問題。
　武靈王說，後輩的君王，不忘前輩君王的功勳德業，這是作君王的本分。而為人臣子的，則應該研究這些資料，記取歷史的教訓和榜樣，輔助君王，儘量發揮他們的長處。所以賢明的君王，在平時教化人民，有所作為時，就要宣揚先王的功業。作人臣的，在不得其位時，要涵養孝悌、謙讓的德性；在顯達時，就要為老百姓們謀福，同時輔助君王的功業。這就是君道的不同了。
　現在我想向胡、翟這兩個鄰邦拓展領土，以承繼襄王未完成的功業，但是也許我這一生都不可能實現。因為敵人弱小的話，我們才能藉機拓展領土，才能夠用力少而功業多，不必耗盡民力，而得到如先王般的榮耀。但是目前的情勢是強鄰壓境，胡人、翟人都那麼強悍，這就難辦了。
　現在我也有我的構想，然而凡是有卓越功勳的人，在當初往往會留下不同習俗、違情悖理的惡名；有獨到見解的人，在當初又往往得不到人家的信任，往往受到顧忌和反對。譬如我打算要全國的百姓，改穿胡人的服裝，學習胡人騎馬射箭的本領；想來一定會受到物議和反對的。
　而這個肥義卻是贊成他的。他說，對一件事猶豫不決，就難以成功；對一個行動遲疑不定，就難有結果，現在你不妨決定這革新的計劃，不要顧慮別人的議論。俗語說：『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凡是講最高德行的人，往往不能跟着世俗走；要成大業的人，也不必和眾人商議。從前舜到有苗這個地方，曾經隨俗而舞。而禹甚至曾經敞開衣服到裸體國去訪問。他們都不是為了縱慾或享樂，而是為了德業上的遠大理想，而隨俗變通。所謂『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一個笨人在事成之後，都還不明究里；而聰明人在事情還沒發生時，就已洞燭機先。您就照您的意思去做罷。
　肥義說，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所謂『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引用商鞅遊說秦孝公變法的話。他這一派獨裁論，又牽強地把舜、禹辦外交的故事引了進去，於是把武靈王說動了。
　武靈王對他表示，不是對穿胡服這件事的本身有什麼猶豫，只是恐怕天下人笑話。既然肥義你也這麼說，那麼我就下定決心了。於是自己先做一套胡服，準備上早朝的時候，穿起來和群臣見面。
　當時公子成是武靈王的長輩，素有盛望。武靈王恐怕會遭到他的反對，所以先派了一位大臣王孫囗去疏通，請公於成也能響應改換胡裝。
　疏通不成，於是武靈王親自到公子成家裡解釋說，服裝不過是要穿用方便，禮儀也是為了處事方便。古聖先賢訂下的禮法，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禮而來的。像南方的越國人，他們一個個披着頭髮，衣裝不整的露個右膀子，渾身刺滿了花紋；而吳國人甚至把牙齒染得黑黑的，額上刺些怪裡怪氣的花紋，頭上戴的是魚皮帽子，衣服則縫得粗里粗氣。在我們看來，簡直就像野人，但是他們卻覺得安逸而自在。總之，不同的各種裝扮，同樣都是為了因地制宜，只要對大家方便，並不一定要統一。像儒家，同是一個老師教的弟子，他們發揮的文教就各不相同。他量後說出，變更服裝，是為了便利教老百姓習武，以達到開拓領土的目的，以湔雪國恥。於是公子成同意了他的作法。
　但是另一個大臣趙文，又提出反對的意見說，自古為政的原則，就是要輔導世俗合於禮法，提高文化水準。禮制中，衣服的式樣有它的常軌；而人民守法，不違俗禮，是他們的本分。您現在不顧前人的禮法，要改穿胡人服裝，實在是有違傳統文化的精神，希望您還是多考慮一下。
　而武靈王辯論說，你這些都是墨守成規的世俗之見，不是具有創造性的遠見。就說古代吧，三代的服裝各不相同，而他們都完成了稱王天下的偉業；五霸的教化也互不相同，但他們也都有相當可觀的政績。有頭腦的人創製禮法，一般的常人就遵循他所制訂的禮法，循規蹈矩的去做。賢能的人經常會評論世風習俗的好壞，而一般的世人則依照流傳的成規去做。禮制和習俗，都是根據時代趨勢在變化。這種變化是由在上位的人來領導和提倡的，而一般人就照着規範去做。現在正是他們在位者，就當下國情，訂定一套因應環境需要的服制的時候。你放心好了，不必多慮。
　又有一個叫趙造的，也力加反對。他的理由是，推行社會教育，不一定要改變人民原來的生活形態；行政措施，也不一定要變更原有的民風習俗。因民而教，據俗而為，往往收效更大。現在改穿這種奇形怪狀的胡服，很可能會影響人們原來淳善的心理；教人們像胡人般一天到晚騎馬打仗，也很可能會造成好勇鬥狠的社會風氣。反過來說，依循舊制，總是穩當的，遵照原有的禮法，也不至於出什麼岔錯。
　武靈王則對他辯論說，古代和現在習俗各不相同，到底要以哪個朝代的習俗為標準呢？歷代帝王的禮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直沿襲下來，我們又該遵循哪一個時代的制度呢？像宓戲（伏羲）神農的時代，對犯罪的人是教而不殺。黃帝、堯、舜時代，對犯了死罪的人，雖然殺了他，內心還是哀憐同情的。到了夏、商、周，又因時代背景之不同，而制訂不同的法律；因國情的變化，而訂立不同的禮制。總之，都是以『方便制宜』為原則。衣服、器具的式樣，也都基於同樣的原理而有變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一成不變的。一個開國的明主，雖然不承襲古法，仍然可以領導天下。至於夏、商衰敗的時候，雖然他們沒有變更占制、禮法，卻也一樣滅亡。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對，而遵循禮法也不一定好。至於鄒、魯兩國的服裝奇特，但民風不正，那是由於他們沒有卓越的領導人才。
　他最後說：遵循法度的作為，絕不可能有蓋世的功勳；效法古代的成規，也不足以適應現實的環境。我的決定大致不錯，你就不要反對了吧。
　這篇史料有很多高明的道理，可以啟發大家的慧思，所以把原文附錄於下，供大家參考：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跡，計胡秋之利乎？』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事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悌）長（上聲）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去聲）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明翟之鄉，而牢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勛。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離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測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
　王道胡服，使王孫蝶（音薛）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道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
　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望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囗謁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音銳）知（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儀）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判）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去聲）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厚其國也。被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魚是)（音題）冠秫（音術）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木戢)（揖）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史記】無樓煩二字）秦韓之邊。
　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繫纍吾民，引水圍部，非社稷之神靈，即高阝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
　公子成再拜稽（上聲）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作義），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
　王曰：『臣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
　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於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陷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證國，賤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循其死！』
　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避）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音伏）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製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趙武靈王和大家辯論一番後，仍然下令全國上下改穿胡服。大家都系皮腰帶，穿皮靴，把衣服袖子改小，露出右邊的臂膀，只有左手穿着袖子，披着衣拎。同時把乘車改為騎馬，教導人民每天騎馬出外打獵。
　趙武靈王這一番經營，確實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國內的軍隊強壯起來。於是他自己親身帶了部隊出去攻打胡、翟的邊界，拓展了好幾百里的領土。有了這次輝煌的成果。野心逐漸擴大，接着就打算向西邊的秦國進攻。
　據傳說，武靈王長得非常威武，他身高八尺八寸。古來稱男子漢，有『昂藏七尺之驅』的說法，他的身高自然在一般人之上了。而且相貌堂堂，有龍虎之威，滿臉的絡腮鬍須，皮膚黝黑而發光，胸脯有兩尺寬，比起現在的拳王、穆哈默德·阿里，或曾經做過拳王的烏干達總統阿明，還要威武。總之，被人形容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
　他親自帶兵，攻占了別人幾百里土地，接着又開始打秦國的主意。於是他把王位傳給他寵愛的吳姬所生的次子，立為惠王，而自稱王父——太上皇。自己干起情報工作來，假冒是趙招，奉趙玉之命出使秦國。暗中卻帶了一批測量人員，一路上探測秦國的山）；；形勢，居然到了秦國的首都，謁見了秦昭襄王，應對得不卑不亢，也很得秦王的敬重。但到了那天半夜，秦王想起這名趙國的來使，儀表如此魁梧軒昂，不像是一個普通臣子的樣子。而且傳說趙武靈王長得非常雄武，覺得不太對勁。等到天一亮，就派人到大使館去請這位大使來。而趙武靈王推說有病，拒絕前往。過了三天還是沒去，秦王於是派人強迫他來，這時他已經逃走了三天了。
　可是，這位有雄才、有謀略的武靈王結果如何呢？因為被廢的太子與繼承王位的趙惠王爭權，互相殘殺，而他一個人被困在沙丘的宮裡，活活餓死了。真是智足以知人，而不足以知己，才足以取人而不足以自保。至堪浩嘆！

　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聞名的國君是秦武王，他也長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認為天下無敵，因此常常喜歡和那些大力士們比武取樂。當時秦國有兩位前代將領的子弟，一名烏獲，一句任鄙，都因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寵愛，加倍封給他們高官厚祿。後來齊國也出了一個叫孟責的大力士。據說他走水路不怕蚊龍，走旱路不怕虎狼，哪裡都敢去，如果發起脾氣來，怒吼一聲，就像打雷一樣地驚天動地。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見兩頭牛正在相鬥，他上前去勸架，用手把兩頭牛分開來。其中一頭牛聽勸，伏在地上不鬥了，另外一頭牛還要打。他大為惱火，左手按住牛頭，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來，這頭牛當場斃命。
　後來他聽說秦武王正在招納天下勇武之人，於是離開齊國去投奔秦國。往秦國的路上，正要渡黃河的時候，他不按先後秩序，搶着要在眾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槳子在他頭上打了一下。他氣得大吼一聲，這一吼，河水被震動得起了浪頭，翻動船身，一船人都被衝到黃河裡去了。孟賁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撐，腳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離岸射出去好幾丈遠，不多時就到了對岸，下了船直奔咸陽。見了秦王以後，和烏獲、任鄙一樣，也得到秦武王的寵愛，做了大官。
　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長在中國的西陲邊地。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原鼎盛的現象，因此他頗為仰慕中原的文化。他覺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帶觀光一次，則死而無憾了。奈何他好勇，不循正當的外交途徑作正式的訪問，卻計劃要把隔在中間的韓國打下來，以達到他這個願望。後來居然打下了韓國，進了洛陽。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歡迎他，他卻不去覲見。帶了幾個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廟去參觀寶鼎。他看到鼎上分別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圖騰，指着鐫有『雍』字的鼎說，這是秦鼎，我將來要把它帶回咸陽去。又聽守鼎的人說，這九個鼎每個千斤之重，從來就沒有人能夠移動過。秦武王問身邊的任鄙、孟賁兩人，能不能舉起來，任鄙比較聰明，他說我只能舉百斤，這鼎有十倍重，我沒有辦法舉起來。孟賁就不同了，他說讓我試試，他把鼎舉離了地面半尺，可是因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來，眼眶裂開，流血不止。秦武王看了說，你既然能舉，難道我不能舉？任鄙在旁邊勸他，以一國之君的身份，不要隨便去嘗試。可是他不聽，反而說任鄙自己舉不起來，唯恐他能舉得起來。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秦武王也舉起了半尺，他還想走幾步以勝過孟賁，不料一轉步，力盡失手，寶鼎掉下來，把他的脛骨壓斷，昏了過去。當天晚上，就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了。這就是好小勇的結果。
　秦武王身邊三名力氣最大的武士，他們的結果，也不相同。烏獲在攻打韓國宜陽城的時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牆一樣高，用手抓住了城頭的雉諜，可是他力氣太大了，雉諜被他一把抓壞，崩裂下來，他也就掉了下來，跌落在一塊大石頭上，肋骨折斷而死。至於孟賁，則在昭襄王即位後，檢討舉鼎這次事件的時候，被認為是他闖出來的禍，於是把他碟死——裂身而死，並且滅族。而任鄙則因為當時曾經進諫，勸過秦武王不可輕易嘗試，於是派他作了漢中太守。他們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場，值得後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為借鏡。

　 項羽和劉邦
　再將偏好個人武勇，與能任大勇的人，在對立之下，作個比較。歷史上對這兩個人，記載得很詳盡。一個是項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戰時單槍匹馬，闖到敵人的陣中，縱橫馳騁，誰也不敢阻擋。當漢高祖和他最後一次會戰，用了許多兵力，圍困他許久，雖然楚軍已敗，可是誰都不敢接近項羽。在這之前的另一次戰役中，項羽和漢高祖在陣前見了面。項羽說，天下這多年來的戰亂，就只是你我雙方打來打去，今天你我見面了，我們雙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許動手，你我兩人出來單打獨鬥，作一死戰，來決定勝負，免得再打下去，傷了許多無辜的生命。漢高祖說，對不住，我絕不和你單打獨鬥，我是鬥智不鬥力的。這就是漢高祖與楚霸王不同之處。
　趙武靈王、秦武王、項羽等等，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在歷代帝王中，不問他們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從他們的諡號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像趙武靈王、秦武王、漢武帝等等，凡是有一個武字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勇。但這些卻不是中國文化中，孔子所標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精神。
　 墨子談勇
　如何才是正確的好勇？我們再看一段歷史上的紀錄。
　墨子謂駱猾厘曰：『吾聞子好勇。』曰：『然。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斗而殺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斗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駱猾厘式』的好勇，或簡稱之為『駱式』的好勇。現在電視、電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們，聽說某人拳頭厲害，就不服氣，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較量較量，勢必將對方打垮才甘心。以此來表現自己的本領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還自鳴得意，認為自己勇敢，不怕死。而墨子對這種心理，痛下針砭地說，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於自己所愛好的，就加以保護、照顧，而對於自己所厭惡的，則揚棄或者銷毀。就好像你喜歡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討厭吃人的野蓋，就殺掉它。現在你聽到哪裡有勇士就去殺他，這是惡勇，而不是好勇。
　這是墨子所講個人好勇的哲學。老實說，個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過是『任氣尚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眼瞅必報，犯禁殺人而自取滅亡。至於帝王好勇的偏差，則必然會窮兵黷武，以殘殺侵略為能事，那就弄得生靈塗炭，造成社會、國家、人類的大禍害了。最後的結果，不但害了別人，自己的社會國家也同樣受害，乃至於本身生命都不保。現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戰的日本軍閥們，就是如此。只有一怒而『安』天下，這才是大勇。
　不管齊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麼勇，但他和孟子談話時，是很夠味道的。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禮貌，對於孟子所提的意見，講的大道理，都還算能聽得進，認為不錯，可是做不來，不能接受。到了要緊關頭，受不了了，就想開溜，把話岔開。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說到樂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說，你這種高見實在很偉大，只可惜我是個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亻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四：「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回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囗囗胥讒，民乃作懇，方命虐民，飲食若浪，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合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論政
　齊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宮，也許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許是下雪時取暖的宮殿，但應該不是辦公室，或會議廳之類處理政務的場所，多半是供享樂納福的別墅——和孟子見面，他就眼前的享樂和設施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問的話一樣。可見戰國時那些諸侯們，不顧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我們可以想象另一種畫面，好像老農夫們一天工作完畢，吃飽了晚飯，在門前大樹下一坐，一支煙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雖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覆他說：有啊！誰有了這種環境都會感到快樂的，誰都希望能有這種享受。不過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這樣的享受，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老百姓如果因為得不到這快樂，而埋怨國君，實在是不對的。然而一個領導人，沒有做到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一個領導人，以人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就會以領導人的快樂為快樂。領導人能把人民的憂苦，看成自己的憂苦來解決，那麼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的憂煩，看成為自己的憂煩去盡忠。所以，如果領導人以天下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人的憂苦為憂苦，而說他不能行王道於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又在這裡推銷王道了，他好像推銷員似的，隨時隨地都在叫賣：『王道！王道！』這也可見他憂世之急切了。
　他說了這番理論，似乎意猶未盡，又舉出一件事例，企圖說服齊宣王，他舉的正是春秋時代齊景公和相國晏嬰的一段故事。晏嬰是歷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就是他的大作。
　當然，齊景公是姜太公的後人，而現在和孟子說話的齊宣王已經不是姜太公之後，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權臣田家，後來篡了位，而傳給宣王的。孟子舉出這段故事來也是一種很高明的說話技巧。從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說出他人（晏子）的意見來，而實際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出的這段歷史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齊景公對晏子說，我想去看看轉附和朝亻舞這兩座名山，然後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為止。你看看，此行要怎麼樣才能夠比得上先王他們那樣的壯觀呢？從『放於琅邪』和『比於先王觀』這兩句話上看，很明顯地透露了齊景公當時，也是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並不是普通的觀光旅行、遊山玩水而已。只是當時有尊周——尊重中央政權的口號，不便把心意直接說出來。
　晏子不愧為名相，他很聰明，聽了景公的問話，就先用一套歷史哲學答覆他說：『善哉，問也。』你這問題好極了。中國的佛經常有『善哉！善哉！』的說法，當時的譯文就是套這些書來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譯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辭。後經佛家多年的開口『善哉』，閉口『善哉』，慢慢地似乎這兩個字，就含了更多的意義，而有濃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說了『這個問題很好』之後，接着就說，依照禮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諸侯那裡去巡視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而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見天子，名為『述職』，意思是向天子報告自己職務以內的事務。如果天下安定，沒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話，在春天，要出外視察民眾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況欠佳的，就要設法補助。在秋天，則出外看着大家的收成和賦稅狀況，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設法貼補。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時候，民間流行的諺語說，君王不出來走走，我們哪裡能喘口氣？君王如果身心不適，我們又怎麼得到他的幫助呢？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來玩玩，好沾點光，得些好處。所謂『龍行一步，百草沾恩。』龍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養。所以那時候天子每次出來巡狩，不但給諸侯、大臣們一個警惕，同時也為『注意民生疾苦』樹立一個榜樣。
　晏子說了過去的，又說到當時的。他感嘆今不如昔地說，現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諸侯們離開國都，一有行動，就帶了大批的軍隊侍衛。於是後勤的各種補給，諸如糧食的供應，一大批、一大批地運送出去。如此一來，原本吃不飽的老百姓們，大家工作得更勞苦了。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老百姓的眼裡難免就有了怨恨之色。閒話、怨言當然也就開始了。日積月累地，就造成社會上的反感心理。諸侯們的這種行為，違背了天理人道，對老百姓不但沒有善盡保護之責，反而加以虐待。只要『流、連、荒、亡』四種現象一出現，政權就要出問題了。今天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真讓人擔心啊！
　像隋煬帝出遊揚州，極盡奢靡，老百姓沒有飯吃，他也不管。國君們只要動一動，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慘兮兮的。天怒人怨的結果，只有『好頭顱』被搬家了。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明朝的小故事。從前的某些小廟，相當可憐，住在廟裡的小和尚，等於是地方官紳們的僕役，常要聽他們的差使。有的人做了官，衣錦榮歸，事先通知廟裡和尚準備素齋，約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廟裡聯歡，吟詩作對。有一次，這些大人先生們，吃罷素齋，悠遊半日，大為讚賞，對和尚說，大家勞碌半生，今天這次清游，一頓素齋，太舒服了。老和尚說，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們已經忙碌了三天啦。這就是『勞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釋說，領導人的生活墮落，遂其私慾，像水勢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違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連』。時常像野獸那樣衝動，暴發獸性而不加節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滿足，就叫做『亡』。這些都是領導人容易犯的錯誤。您景公方才問到，如何才可以比於先王的壯觀。據我所知，先王們是不會有這樣的『流』『連』之樂，也不會有這種『荒』『亡』的行徑的。你自己看看該怎麼辦吧！
　齊景公聽了他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同時以身作則，走出深宮內院，接近百姓，訪察民情，並且積極從事地方建設，注意到社會福利。景公將行政工作處理妥當以後，就把兼管國史、文化、禮樂的太師找來，要他在國史上記下這件事，並且為他和晏子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譜下一段樂章。【徵招】、【角招】兩篇樂章，就是由此而來。這樂章中有一句詩，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君雖然是欲望大，但是沒有關係，這並沒有錯，因為他擴充他的大欲望，建設了我們這個康樂的社會，正是一位好的國君。
　這裡孟子又針對齊宣王愛好享受的心理，藉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民共享的精神。這次他運用的是鑑古以觀今的手法，拿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加以闡述，孟子的用心，可謂良苦。他所講的晏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名臣賢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讀【晏子春秋】這本書，相信也會獲益不淺。
　由齊宣王在雪宮中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又聯想到齊景公與晏子的另一則故事，幾乎和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同樣有趣。這個故事簡短而生動，而且更有內涵，並不像孟子的長篇大論。這件事故的資料記載在【晏子春秋》裡。有一年的冬天，連下三天的大雪。齊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宮裡納福，他對晏子說，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沒有什麼寒冷的感覺！晏子聽了便說，一個賢明的君主，自己吃飽的時候，應該要想到社會上還有飢餓沒飯吃人的。自己溫暖的時候，更應該想到世上還有沒有衣服穿，受寒凍死的人。齊景公聽到晏子這樣一說，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脫了下來，當然他脫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氣，他是被晏子說醒了，覺得自己過分享受，忘記了百姓的饑寒，當着晏子有點不好意思。所以齊景公到底還不失為當時的一個好國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盡忠而直言無隱。可惜孟子碰到的齊宣王，比齊景公要差了些。原先的記述是這樣的：
　景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
　古書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簡記述，便說明了一個領導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為上，應當如何自處的道理，內涵豐富而精闢。如果用現代話來寫，又要用很多字了。所以講中國文化的復興紮根，實在應當要注意國學的素養，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寄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什麼明堂
　有一天，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要把明堂拆毀，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如一般人所說，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還是保留下來好呢？
　所謂『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築。也就是天子的廟堂，舉凡祭祀、朝會諸侯、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等，意義重大的活動，當在這裡舉行。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徵，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在【禮記】中有一篇，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以及政教活動的內容。以現代觀念而言，它象徵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壘，比起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不可同日而語，具有特殊的內涵與神聖的精神。
　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直到漢朝還存在，後世才逐漸湮滅。當然，它表徵了中國文化，同時象徵了當時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嚴。在齊宣王的心目中，雖然久已不聞尊周的口號，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胆地提出滅周的主張。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毀明堂，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釘子，不敢開口，於是藉口是外面有人傳說。換言之，是民間的輿論如此，藉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否則的話，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根本認為不可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還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覆齊宣王的話，卻也避開正面，不談尊周與否的問題。他只說，這是王者之堂，象徵着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齊宣王就說，你所說的王政，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對於王道仁政，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而這裡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也許是根本沒興趣，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各方予以好評，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併，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
　再反過來看孟子，他也很難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來個太極拳的推手，推得遠遠的。於是他又『打蛇貼棍上』式的，再順着齊宣王的話，接上去，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實在苦得也很可憐！他們兩個，雖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
　在這裡，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自然有點興奮了。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標榜。而孔子對於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風範的。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覆說，以前周文王在歧山發祥之初，走的就是傳統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線。第一點：『耕者九一』，對農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
　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後世稱作『井田制度』。當時地廣人稀，沒有私人財產制，土地均屬國有，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每一田園，在規制上區分『井』字式，分成九部分，收穫的時候，四周八分，分別歸八戶農民所私有，中間一份公田，收成歸政府，所以說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後世稱此為『井田制度』。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也只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究竟實際情形如何？這種制度，歷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但到底還不夠詳細，同時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態了，商鞅只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在歷史上，秦以後，曾經有不少人嚮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經有幾度，意欲恢復它。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想恢復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財產制。當然，王莽並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復古而已，所以沒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想走這個路子，因為用人不當，也失敗了。
　孟子說到第二點『仁者世祿』，是說當時的政府官職，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但在孟子當時，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因為在那個時代，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我們以現在民主思想為基礎，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為封建餘毒。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討這種制度的精神，則可發現，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總之，我們論史，應該儘量客觀厚道，就『時』論事。不能純出主觀，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無；也不能以古之所無，便否認今之所有。
　第三點，孟子說到『關市』方面，關卡和互市，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這在文王時期是『譏而不征』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順便了解貨物的議價狀況，並不需要收什麼關稅、交易稅之類。因為在戰國當時，征斂相當繁瑣、嚴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這一點。
　再其次，說到周文王時『澤梁無禁』。澤為水澤，梁指山林。廣義地說，就是無論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山林資源的開發，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產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節制，不至於弄到資源枯竭。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那時候的社會結構，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個人犯罪個人承當，自己受法律制裁，與家屬無關。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覺得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本來就是如此，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有許多情況，都是罪及妻孥，乃至於一人犯罪，可以誅滅九族，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謂『人主』者，朕即國家，朕即法律，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子講這句話，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說孟子相當大膽，憑他的浩然正氣而對宣王進諫直言。
　接着，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他說：鰥、寡、孤、獨這四種人，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文王當時，凡是仁政愛民的措施，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他同時引用了【詩經·小雅·節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後兩句『哿以富人，哀此煢獨』來強調窮人的可憐。詩的意思是說，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對這些人，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說『王政』說到這裡月側才一開頭，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又打起太極拳來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說，你講得好，講得很好。又把『王政』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夫斯張，於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金，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寡人好貨
　孟子采緊逼盯人的姿態，追問齊宣王，您既然認為很好，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齊宣王答得很妙，他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非常愛好財富。
　古代『貨』字的意思和現代的『財』字相同，包括了金錢、物資等等。齊宣王這句答話，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答非所識問，但也很妙。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這當然是要花錢的，而他卻說我愛錢，捨不得花鈔票啦！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你從後面緊逼盯人，我就來個轉身，擺脫你。奈何孟子還是不放鬆，對他說，這沒有關係呀！周朝的先祖公劉，就是一位好貨的人，而且有詩為證呢！
　公劉，據【周紀】說，是棄的後代。棄是唐堯的兄弟，到虞舜時，被封為后稷，有相當偉大的德業，傳到不(上穴下出)這一代的時候，因政治的衰退，不富丟了官，就流亡異域，到戎、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帶去求發展（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分阝縣至耀縣會沮水。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當傳到公劉的時候，才又振作起來。【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劉】篇，就是歌頌這段故事。
　孟子又繼續引用【詩經】的記載作補充說明。他說，公劉當年好貨，但能推己及人。他首先教導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產。在秋天豐收時，將糧食堆滿在倉庫里，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只好堆積在倉外。另外，製造乾糧，放在橐里、囊里，以便人民遷移時，可以隨身攜帶。由於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逐漸地便富強起來了。於是他又整軍經武，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等這些都差不多了，才帶了弓箭，裝備着干戈斧鉞等各種武器，浩浩蕩蕩地由漆沮出發，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邑，復興他祖先后稷的舊業。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穀倉，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乾糧，如此準備妥善，才向自地進發。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漸漸興盛起來。
　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您身為一國之君，喜歡財富是應該的。像周朝的先祖——公劉，創建基業時，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從事生產工作，藏富於民的話，如此，齊國得以富強，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在這裡，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以及緊逼盯人的技術，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
　齊宣王的『太極拳』由『好樂』、『好勇』，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貨』了。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好貨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包括四件事：『聲、色、貨、利』。在歷史上只要帝王好『聲色貨利』，那個社會。國家，沒有不亂的。這四件事，沒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壞事。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沒有不好的，他全都愛好。
　後世一些讀書人，讀了【孟子】這一類的書，學了這一派的論調，每提到『聲色貨利』，就視同毒蛇猛獸，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聲色貨利，沒有不愛好的。只是對這四件事的欲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並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正是『聲色貨利』最先進的國家。反之，就是尚在落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
　從這裡，使我們想起齊桓公，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但在當時，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能在當世成大功，後世歷史上成大名。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管子對話的記載。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我這個人，有很不正經、很邪門的三個嗜好，你看多糟糕！怎麼辦？喜歡打獵，常常跑出去玩，有時追捕獵物，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第二天當然沒有精神理政問事了。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我喜歡喝酒，講究口腹之慾，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齊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來吃。他的一個部下易牙，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滿足他。有一天，他吃喝得高興了，對易牙說，天下的美味，我都吃過了，可就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問易牙這是什麼肉，易牙說是人肉。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來取悅於桓公。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一點仁心都沒有，怎麼談得上『忠』。這是另一段公案，我們暫時不去討論。易牙是壞蛋，歷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麼程度。他自己也對管仲說，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說，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兩項，更不乾淨的行為，說起來都難為情，我還喜歡女色。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還有尚未出嫁的。他的姊妹為什麼不出嫁，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難以啟齒的話。只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齊宣王嚴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麼說呢？他說，你這三個大毛病，的確很不好，壞是壞透了，但對你現在來說，還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事實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如果管仲說，要他馬上改，反而會弄僵了。管仲只是說，一個作領袖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不愛天下人，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這才是最大的忌諱。因為沒有愛心，不能『愛民』的話，就不會有群眾和人民擁護他；不夠積極，不能『勤政』的話，就會政務荒弛。因此，『勤政愛民』，是領導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
　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幾千年來直到現在，我們一直都標榜管仲是歷史上的大政治家。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實行家，連孔子都很推崇他。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內容，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內容是一樣的。而談話的態度與方法，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所不同的一點，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至於我們這位孟夫子，則更偏重於政治哲學的原則，同時帶着師道的誘導方式，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可惜效果上，卻差了許多。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老闆，在人格、個性上，也有許多差異。因此，在歷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聲、色、貨、利』四事，我國歷史文化上，幾千年來，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直至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尤其是看不起商人。過去習慣上所謂的士、農、工、商，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致使工商業不發達，科學不進步，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滯的一面。

【貨殖列傳】的一斑
　中國文化真是如此呆滯醜陋的嗎？我們不必歸罪於什麼理學家、道學家或哪一家上去，只是由於少數讀書人，把觀念搞錯了，把大家的觀念帶到歧路上去。中國文化的本身，並非如此。歷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貨利』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當時別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只有他特別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也是中國討論經濟哲學思想的好著作。另外，【平準書】也是財政學上的重要資料。
　司馬遷看法與眾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娩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吵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谷、糹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木丹)、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進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匾少。』財匾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大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灣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會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從略。）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致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頃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謂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轅，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主自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釘的衣眼；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騷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別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本來老子的說法，在我看來，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說法並沒有兩樣，不過老子是對理想境界描寫，儒家的【禮運篇】則是原則的敘述。二者都是根源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們硬分為兩派，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遊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來』，不出國門，活着有什麼意思。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於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先從近處說起，就在台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台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而現代許多曾經環遊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後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着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麼不好？為什麼要『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至治之極』，以及接下去的描寫。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麼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麼又有誰不願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別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現代的澳洲人，位於南半球，一般人過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牆；我們與大陸之間的一衣帶水。由此可見，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歷史社會演變的趨勢
　所以司馬遷說，人類最好往這種美好的理想去努力。但是近代（司馬遷當時的近代），一般人都只圖聲色耳目的享受。、已經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境界了。
　接着他又發表他史家立場的意見說，神農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像【詩經】、【書經】這些書上所記載的事跡、自虞、夏兩代以後，由於社會的演進，人們都偏好物質生活的享受，喜歡追求聲色之娛，以及口腹之慾。身安逸樂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稀奇。這種風俗的演變，不是一天形成的。自從虞夏時代開始，就逐漸轉變成近代這個樣子。社會風氣到了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戶地去勸他們，放下物慾，尋求精神生活的趨脫，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來，最高明的為政方法是『因之』。依着百姓的本質和稟賦，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這樣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順着他們的興趣嗜好，針對他們重視現實的心理，『利道之』，以利為引導，導致他們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誨之』，如果還是不能，於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較強硬一點的方法，教育他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是應該的，什麼是不對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沒有效果，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齊之』，以法令來糾正了。糾正不了的話，等而下之，『與民爭利』，和百姓對立相爭。
　從這套理論來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等而之下，在與民爭利之中。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也同樣認為人類文化，是在競爭當中發展的。
　司馬遷這幾句話，把人類社會演變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勢，全都說完了。我們無論研究政治、哲學，或者經濟、歷史，對司馬遷這裡所說，和孔子【禮記·禮運篇】的敘述，互相參合研究，便可成為一部中國文化歷史演進哲學的專書。
　其次，司馬遷舉出當時中國所發現的資源情形，也相當富饒，很有利用價值的。但是現在我們新發現的資源，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許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介紹了，且看他對於物資利用的觀點。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工而成之』，然後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製造。『商而通之』，最後，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於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着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並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各儘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儲存在那裡，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製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着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
　『各勸其業，樂其事』。各人安於本分，敬業樂群。這種趨勢，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樣，是很自然的發展，用不着特地訂立法令規章，自然而然就來了。一切物資的生產分配，也用不着刻意去營謀，社會上自然會有妥善的調配。這不就是老子『自然』之道嗎？
　接着他又引據【書經】上的話，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像齊國的姜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裡靠海邊，土裡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直到現代，山東煙臺一帶的刺繡、抽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在台灣具有這種技術的人，也在生產從事外銷，可能就是從古老的姜太公時代所流傳發展下來的。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冠帶衣履天下』，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地往美國跑一樣。
　後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並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建築，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於朋友的關係，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