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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
《札记》与《丛考》中的谬误错乱之处甚多，似由于瓯北聪敏过人，每得一义即笔之于书，而不复检原书。如《伪古文尚书》，至清初已成定案，瓯北独持异说，以古文二十五篇为经汉人重译者，故体制如出一手。(《丛考》卷一《宋儒疑古文尚书》)此为想当然的理由，自无说服力。《札记》中误乱之处尤多，姑举数例于下。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篇，称“松之所引书，凡五十余种”，而所列书名已达一百五十一种，所引书目多谬误，如作《献帝春秋》者为袁迪之孙晔，字思光，竟被误作“孙思光”。卷二一《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篇，“周祖犯阙时，居民得免劫夺者，惟此二赵之里”，二赵谓赵童子与赵凤，按当时科举有童子科目，赵凤曾中之，以此世人习称之为赵童子，此文分之为二人，误甚。卷二四《宋初严惩赃吏》篇，“是时汤焘疏言”，汤焘乃蒋重珍之误。《宋史》蒋重珍与汤q二传同在卷四一一，而汤传在前，瓯北误以蒋疏为汤疏，又误“q”字为“焘”，可谓一误再误。卷二七《辽燕京》篇，“辽以巡幸为主，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其实四楼为具体建筑，各有固定地点，四捺钵为随其所至之地而称之，非实际建筑，地点亦不固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这都是极明显的谬误。
《廿二史札记》的主要贡献，在对各史书既有单独的评述，又有综合的考察，全面地探讨了廿四史，为初读廿四史者起了引导作用，亦为古代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其次，书中使用了归纳比较、分析综合的新方法，亦有创新的特殊意义。又其次，考据家受经学的影响，对于史书只能作个别字句和事件的订正，而本书则进到史法与史事的综合考察，已是一种创造性的成就。这都是应予较高的评价者。但经学的内容虽呆定僵化，其要求甚为严格，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经学家，工作态度比较细致认真。瓯北摆脱经学的束缚是其取得创造性成就的因素之一，同时也容易流于粗疏散漫，因而产生许多硬性的失误。抑尤有进者，所发之议论更时有性质严重的错误，如妄论绍兴和议即其一例。
绍兴和议为历史上一幕丑剧，从当时到后世，凡有正义感者，无不斥之为卖国投降之举。元人修史时，也以暗示的口气说：“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称与之，是谁强之耶？”(《金史・交聘表序》)瓯北独有心立异，先提出一种理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从而得出结论：“高宗利害切已，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卷二六《和议》)此说谬误关键在混淆公正之和与屈辱之和的界限，当时人所力争者为不接受屈辱之和，而宋高宗正是接受了屈辱之和。瓯北之说，实际上为民族败类、卖国分子张目撑腰，不可不予严肃的批判。
在治史方法上，他提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说法，也须予以澄清。《小引》中说：“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L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说，不免贻讥有识。”钱大昕曾誉之为“论古特识”，后人也多从而称道之。其实这个原则在唐以前各史还大略适用，因为那时的野史笔记传世者很少，各史书编纂也比较严谨。后世各史书皆为官修，既多芜杂缺漏，而传世的野史笔记又不乏佳作，所以在宋以后这一条原则便不能适用。这在《札记》本身就有许多明例，尤以《明史》部分采用野史之文为多，可见此说是不能成立的。又乾隆年间，于《辽》、《金》、《元》各史之人、地、官制等译名均重新改定，造成学术界一场混乱，而《札记》之译名，或新或旧，无一定标准，更形成一种意外的缺陷。
四
《廿二史札记》之谬误虽多，究不能掩没其优点，故成书之后，即为世人所重。钱大昕为作序，论之云：“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R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明仲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周中孚作《郑堂读书记》，于《廿二史札记》之论断，全取钱氏之说，可见其评语已为世人接受。而在经学居优势的时期，此书在史学上虽有创造性的成就，未能引起一般人重视。如钱大昕与王鸣盛二人皆重经学，其工作亦较严密，赵氏之书比之则如附骥尾。故周中孚云：“在近儒评史之书，群推王、钱两家，然惟云崧堪与之鼎立尔。”(《郑堂读书记》卷三六)虽有意扬之，而正透露了当时人之重彼轻此。梁启超也说：“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章)
《廿二史札记》在史学上既有其特殊的成就，尤其是为读二十四史者起着入门引导的作用，世人之评价遂渐提高。早年即传入日本，为彼邦人士所重视，并予以翻刻。赖襄子成于丙戌年(道光六年，1826年)所写之跋语云：“王鸣盛有《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有《二十二史考异》，皆与赵书同体，而赵可资实用。”又云：“世人往往贵耳贱目，若瓯北者，措诸古人中极难得者，虽曰史学千古一人可也。”(文久元年谦谦舍刊本)其评价已列于钱、王二氏之书以上。民国时期，梁启超谓钱、王二人之书，“其职志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四节)又说：“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并谓轻视赵书者为“陋儒”。(《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章)梁氏虽以三书并举，而隐示赵书有高于钱、王二人之书者。中华书局编印《四部备要》，独取《廿二史札记》而不取钱、王二书，其《书目提要》云：“在清代史学书中，其实用盖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也。”皆为实有所见之论。到现在，《廿二史札记》为读旧史者必备之书，绝不是出于偶然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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