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1)

  来源: 中国文学网

一  

　　  
　　延安文学是一种经历了较大自我嬗变的文学形态，以1942年夏季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作家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全面走向民间的文艺运动。在这场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中，“民间”其实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民间伦理、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形式，也包括熟知并在民间传播这些民间文化的民间艺人；既是指一种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空间，也是指这些底层民众的存在样态。延安时期对“民间”的意识形态化改造和利用，正是以这个总体性的民间作为对象的，因为毛泽东希望，党的宣传教育部门能用新的意识形态去把一切民众组织、发动起来，能让新的意识形态占领民间的每一个角落。本来，知识分子和新的意识形态在抗战期间对于民间意义的发现是从发现农民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开始的，因此，在探讨延安时期民间的生成及其意义构造时，应该始终把“人”当作“民间”的传承主体来考察，应该始终考虑到工农大众的接受水平及其话语习性。也正是在这意义上，延安作家在其话语实践中就颇有必要学习和运用民间的语言。  


　　但是，这个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在延安文学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它跟延安文学本身的发展一样，也可以文艺整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整风之后的延安文学，或更确切地说，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问题。在当时，“语言”问题其实不仅是个文学形式问题，更是一个体现了延安作家思想观念的问题；它在延安文学的发展中也不仅跟民族抗战的功利主义立场联系在一起，更是与延安作家对待工农大众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个方面日渐呈现出来的问题，也就不能不跟毛泽东正在积极创构的意识形态话语发生着某种潜在乃至显在的碰撞，此种碰撞到了1942年春夏间日益表面化。这就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把整风必然地引入文艺与文化领域，并使延安作家心态受到一次强制性的大调整。  


　　其原因首先在于，毛泽东思想构建进程中的重要依赖在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渐次形成。而这一理论的本质性贡献在于改变了以往正统马列主义主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做法，而把中国最为广泛的农民纳入其意识形态范畴之中，并且因其在抗战期间认为中国抗战主要是农民抗战，其主力是农民，士兵为穿上了军装的农民，因此，以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及其农民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构中享有独特地位。农民在毛泽东的思想视域中是一个带有某种民主主义意味或革命现代性意味的范畴。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谁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和利益，就是伤害了他正在创构的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就会必然表现为他曾予以严厉批评的自由主义观念。抗战初期，由于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用，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性设定和中共中央多元化领导局面的事实性存在，更由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体系还正处于积极创构和调适之中，因此，他对延安作家及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二元论观念，以及他们对根据地农民和士兵所怀有的“五四”式启蒙观念，都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就当时在延安媒体上所公开发表的言论与作品来看，这种启蒙观念对农民的塑造在毛泽东看来肯定是充满了偏见的。茅盾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农民意识中最显著的几点，例如眼光如豆，只顾近利，吝啬，决不肯无端给人东西，强烈的私有欲，极端崇拜首领，凡此种种，也还少见深刻的描写。”这里所言“农民意识”，指涉的均是负面、消极的要素，透露的是一种典型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眼光。反映在文学观念上，就是“民族形式”论争期间周扬、茅盾等人对于传统民间形式所内含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及其利用限度问题的讨论，从总体上显示了他们对民族文学旧传统的某种程度的质疑。表现在创作实践上，那就是在文艺整风前的延安文学中，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知识分子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存在一定的隔膜。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妨略举几个例证如下：  


　　例一：葛洛在小说《我的主家》中写道：“农民们都是很傻瓜，很怕惹人的。”  


　　例二：雷加在小说《孩子》中有这样一些句子：(1)“可见老百姓唯利是图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2)“于是贫弱的言词覆盖不住的飞腾的感情，使她(指农妇――引者)满脸烧得通红，急颤着，露出了一付文化教育贫弱的格外可怜的窘相。”(3)“这是第三者的问题，不是她们两个的事，向来是悲剧以外的人才觉得悲剧的崇高!”  


　　例三：马加在小说《通讯员孙林》中写道：“老乡蠢笨的摇了一下手，向着一条清冷的大道走开了。”  


　　例四：徐仲年在一篇小说里写一位妇人骂丈夫的话，是这样的：“你利令志(智)昏妄想在枪尖上跳舞!我看你在这片成千盈万的同胞的血所染赤的疆土上能立足几时!你是人还是畜生?是人还是魔鬼?胆敢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倘若需要，这样的例子还可继续开列下去。由此可见，延安作家在整风前描写根据地农民确实存在居高临下、不贴切的问题，其中所用的语言学生腔甚浓，所表达的感情也多为知识分子想当然的感情，更有与毛泽东设定的文化(文艺)观念存在颇不一致之处，这就是对农民的丑化现象的不断发生。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就表露了相当警觉的态度。周扬曾在“民族形式”论争中写过一篇题为《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的论文，发表前送呈毛泽东斧正。文中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新旧交错的社会，但一般地说，旧的因素依然占优势”，因而在“落后的农村”生存着的依然是一个“老中国”的子民，作家理应对之采取批判的启蒙态度。毛泽东对此特别严肃地指出：“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于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因此，“五四”式启蒙观念或鲁迅式改造国民性观念与毛泽东意识形态化了的农村和农民观念是相抵触的，除非对之加以符合意识形态化的转换性改造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