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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汉字网 第二，《俭音》篇对金钱的占有欲有精彩的描写。“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撞牧，膏田水滩之属，洛下无比。契书较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俭音》)身为高官，亲自掌管帐簿，计算收支，乐此不疲，绝不是生活需要使然，而是内心的金钱欲望使然。而这种金钱占有的欲望已经挤压了亲情，使其行为乖张:“王戎女适裴颁，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速还钱，乃释然。”“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音》)女儿借钱不还就给以冷脸，已经送人的衣服又要回来，卖李子要钻破了核以免被人引种―这种种占有欲的表现是丑恶的，又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人性显现。
第三，《汰侈》篇中穷奢极欲生活的描写表现了人欲泛滥的“丑恶”一面。“王君夫以粉精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巾步障碧续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汰侈》)在穷极奢欲的竞赛中，种种“丑恶”的表演都在演绎着一个时代的人性畸变。但《世说》对于这些贪欲、奢侈的描写不无欣赏的意味:“作者对书中那些人物的放荡、颓废、奢侈、淫靡甚至是残忍、凶暴的言行，往往是以同情或欣赏的态度写出的。在《世说》之前，还没有哪一部著作敢如此以欣赏的眼光直面“人欲”的种种表现。如果联系两汉经学窒息人欲的背景，魏晋时代这种“丑恶”应该是人性发展的特殊足迹，是对儒家一向漠视个体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的反动，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从对绝对、无限的理想人格本体的幻想掉人最丑恶的动物性欲求的满足”。人性的历史发展复杂而曲折，有时甚至通过反常的形式―丑、贪婪等表现出来。带有“丑恶”色彩的人生欲望，也正是人性基本之一部分。
三、以丑求真: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世说》中，“真”是文人最崇尚的风度之一。人们常常把“真善美”并举，“真”与“美”往往是相联系的，但《世说》却把“真”与“丑”联系起来，通过“丑”来表现“真”。
第一，“真”是《世说》衡量容貌美丑的重要标准。魏晋士人开始关注人体自身的美丑，虽然人们乐于欣赏人物面容的俊美等外在美，男子也敷粉、修饰，但人们更注重真实自然的风度美，由于对“真”的崇尚，他们常常原谅了“丑”，甚至突出“丑”、欣赏“丑”。“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刘伶虽然容貌丑陋，但不加修饰，所以那种自然真切的形象使人不觉其丑，反觉其美。
第二，对于身份，嗒世说》有时突破了门弟的既定形象，以“不合门弟”的“丑”，来展示一种真淳之美。“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吱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德行》)作为一方长官，对掉落的饭粒“拾以吱之”，不顾“风度”，是令士族高门鄙夷并以之为“丑”的，但殷仲堪出于爱惜百物的一片真素本性，丝毫不觉难堪。
第三，对于言行，《世说》以丑见真的条目更多。不会说话不能算光彩吧?但保持自身的真实性，“能不言”却受人赏誉:“刘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赏誉》)。坦腹东床并不是多么美好的形象，而都太傅偏偏以此而选中王羲之为婿，正是其率性率真，不矜持，不造作，得到了肯定和赞赏。相反，其他王家诸郎虽然“亦皆可嘉”，但因“闻来觅婿，咸自矜持”，不够真率自然，反而落选(《雅量》)。
透过这些以“丑”见真的种种表现，我们看到的是魏晋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觉醒，使魏晋士人意识到“真”的可贵，意识到传统礼教的虚伪。“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古代礼教规定，母父丧不能饮酒，而阮籍却在大庭广众前，饮酒食肉，从外在行为看，阮籍居母丧而饮酒食肉，完全不合“孝”的礼仪，在正统人士眼中是“丑恶”的，而阮籍用自己真实性情的表现来告诉世人，心地纯正，自是真孝，何须规矩约束。
魏晋士人表现出的这种主体意识，不能不受到礼教观念的反对和敌视。也正是这种敌视，促使士人不得不以特别的方式实现主体的精神追求―“魏晋名士以及现存礼俗、违背世俗秩序的行为方式，以不惜表现自己的狂、丑、践踏自己来表达对社会、世界的看法，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这种方式的选择，其实是无可奈何、不得己而为之。但正是这种种的“丑”，为人们展示了魏晋士人对自我的发现，对人生价值的热烈追求。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早期小说的经典之一，《世说》对于“丑”丰富的表现与深刻的洞察，突破了“美美丑丑”的僵化眼光，把人性的复杂性与社会现实、文化传统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以“审丑”的方式，深化中国文学中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方式，使我们在《世说》极其简约的文字中，领会到别一种复杂深刻的审美意蕴。(作者：刘方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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