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的现代观念(2)

  来源: 中国汉学网

清朝末年，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学大师章太炎与黄季刚两位先生，在宣传革命思想与参和革命活动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说：“合此三者（按：指文字、训诂、声韵），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仅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章太炎将“小学”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标志着语言文字学学科观念的产生。太炎先生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创始者。在学科观念的支配下，太炎先生撰著了《文始》，这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我国的第一部语源学专著。太炎先生撰写《文始》之初，黄侃先生曾参与了条例的拟定（见黄侃《声韵略说》）。在继承太炎先生“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上，黄侃先生进一步发展了学科观念。黄先生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②］该书还记载道：“黄先生云：‘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也。’以上黄先生语。”黄先生的界说中，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研究对象，即“解释语言”，而且没有“时地之限域”，这较之于古人的训释古语显然是扩大了范围；第二是理论和方法，即“法式”和“义例”；第三是研究目的，即“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黄侃先生对训诂学所作的这一界定，是在明确的学科观念下作出的。即使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界说也称得上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是训诂学观念发展史上
的一个巨大进步，黄先生对训诂理论的建议，并没有局限在观念的更新上，而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初步创建了训诂学的现代理论体系。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他便拟定了训诂学的理论提纲，定名为《训诂学讲词》，并且在多所大学施以讲授。该提纲由“训诂述略”与“十种小学根柢书”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属理论与方法部分，后者属训诂要籍介绍。这虽然是一份简略的提纲，但其中已明确有了理论与方法，对象分类等当代学科思想。黄先生在他的教学活动与著述中，具体阐述了他的理论与方法，并施之以实践。可以说，黄先生是中国现代训诂学观念的提出者。


    二 现代观念的发展与分歧


    黄侃先生的训诂学界说问世后，有关训诂学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


    齐佩ｒóｎｇ③说：“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③］这可以称为“古语义学派”。在这种观点中，历史观点是其重要支柱。


    王力说：“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但是在治学方法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④］王力先生一方面认为二者在方法上差异很大。学科的大致相当表明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当，而从大致相当的对象却导出了方法上的“很大差异。”这表明王力先生对训诂学的认识还不太明晰。近年来，王力先生的弟子们明确宣称：训诂学就是语义学。这可以叫做“语义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