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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三、听说之术：成功交际的规范性要求（下）
前文业已指出，表达与理解是言语交际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没有表达，理解就无所依傍；没有理解，表达也就是失去其意义。一个成功的言语交际，总是表现为说话者向听话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为后者准确地理解，从而产生说话者所希望的后果。为了确保理解的准确性，《吕氏春秋》又对“听术”即理解的方法和技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其中不乏在中国古代语言哲学历史演进中富于原创性的见解。
1.去尤――破除主观片面性
历史地看，先秦哲学已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成功交际的前提之一就是准确地理解彼此的交际意图，为此就必须破除主观成见，“解蔽”，“别宥”。这一认识同样构成了《吕氏春秋》有关理解的方法和技巧的一项基本内容。一般地看，人的认识总是有其片面性，只有解除蒙蔽，克服局限，才能把握事物的全貌。另一方面，就具体的言语交际而言：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有所尤，[8] 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去尤》）
尤，依许维y《吕氏春秋集释》，借作“囿”，谓有所拘蔽；乡，通“向”。在言语交际中，听者往往有所局限。有所局限，则理解的结果必定谬误。导致理解不能准确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就在于人总是有所喜好，有所憎恶。这就好比向东望的人看不见西墙，朝南看的人望不见北方，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心意有所专，有所偏。这里，《吕氏春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个体的情感、欲望、意向等主观因素对于准确理解言说者的交际意图的负面影响。
在如何破除主观片面性的问题上，《吕氏春秋》十分重视倾听的意义。《谨听》篇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站起来，就是为了倾听贤士们的意见，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与此相反，亡国之主却自以为聪明而目中无人，不愿倾听，于是说者不肯尽抒己见，听者自然也就把握不到正确的意见。从理解的技巧与方法角度看，对倾听的强调旨在捍卫言语交际的平等性，即交际双方应该借助礼貌的行为和言辞来保证对方平等参与交际的机会，应当允许对方自由表达其态度、主张和要求，反对用不礼貌的言辞对对方加以嘲讽、贬低，不能以任何的强制来阻碍对方对自己的主张进行质疑等。
2.辩察――对言辞进行分析
事实上，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对方的交际意图，不仅需要在倾听的基础上破除自身的主观成见，还应该对对方的言辞进行仔细地分析，“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听言》）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分析――根据什么进行分析，又从哪些方面着手分析。以主体间的辩说为例，《吕氏春秋》指出：
辨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辨者，为其由所论也；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所贵法者，为其当务也。（《当务》）
善说者亦然，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岂为一人言哉？（《开春》）
辨而不当理则伪。……理也者，是非之宗也。（《离谓》）
辨，通“辩”，指辩说；论，通“伦”，理也。简单地说，如果辩说不合乎理，就如同精神迷乱之人乘着快马飞奔，神志癫狂之人握着利剑乱舞，必将大乱天下；相反，如果辩说合乎理，则可以判定事物的是非对错，明辨其得失利害。因此，辩说的要务就在于合乎理。
以此为前提，理反过来也就充当着对辩说以及一般言语交际展开分析的根据。“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察传》）纵观全书，“理”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指事物所以然之故。“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审己》）大凡事物之所以如此，必有其原因。如果不知道原因，即便言语和行为合乎外物的变化，也与不知相同，最终必为外物所困。其二，指言语交际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如前文所揭示的交际主体的真诚，言说内容的真实，言说方式的可理解和恰当等。《有度》篇指出：“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有度而以听，[9] 则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度，法也。在交际过程中，只有根据一定的法度、原则来分析和辨别所听之言，才能不犯错误，不被蒙蔽。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一方面要求根据理对言辞加以分析、辨别，另一方面又再三强调要防止把辩察言辞片面发展成为以辞胜人的概念游戏。“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不屈》）如果对言辞的辩察以通晓事理弄清道义为目的，那么辩察就是福；反之，如果辩察旨在掩饰错误愚弄蠢人，则辩察就是祸。所谓祸，主要是指饰非惑愚的辩察因其玩弄词句，强词夺理，容易遮蔽对真理的追求和共识的获得，“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别类》）于是通过批判以辞胜人的概念游戏，《吕氏春秋》就从反面进一步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理既是对言辞展开分析辨别的根据，也是辩察言辞所要达到的目标。
3.言意结合――根据交际意图把握言辞的意义
从言语交际的实践看，为了确保理解的准确性，不仅需要以理（必然之理与交际准则）为根据对言辞展开辩察，还必须结合交际主体的意图、意向来准确理解所听之言辞的意义。对此，《吕氏春秋》也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言者，谓之属也。……故言不足以断事，[10] 唯知言之谓者为可。（《精谕》）
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离谓》）
谓，犹意也。《列子・说符》引《吕氏春秋》，张湛解“谓”作“所以发言之旨趣”；《广雅・释言》云：“谓，指也”，指与d同，《说文》：“d，意也”。此即是说，上述引文中的“谓”、“意”诸字，均指主体的交际意图、意向。依《吕氏春秋》之见，言辞是用来表达言说者的意图的，而对言辞作出理解就是通过言辞去把握言说者的意图。单凭言辞还不足以决断事情，惟有把握了蕴含于言辞之中的意图，才可以做出决断，采取有效的行动。如果执著于言辞的字面意义，而忽视对言说者交际意图的把握，就会造成混乱，言语交际也就很难取得成功。
《淫辞》篇记载有楚国的柱国庄伯和他的父亲、谒者、涓人与圉人之间的一次对话，具体而形象地说明了因不能准确把握言说者的交际意图而造成的交际困难。
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日。”
曰：“在天。”
“视其奚如?”
曰：“正圆。”
“视其时。”
曰：“当今。”
令谒者：“驾。”
曰：“无马。”
令涓人：“取冠。”
曰：“进上。”
问：“马齿。”
圉人曰：“齿十二与牙三十。”[11]
庄伯的前三问，其意均在问时辰的早晚，而其父却以“在天”、“正圆”、“当今”作答。令谒者（掌通报之官）驾，是令其通知车夫准备马匹，而谒者误以为令己备马，故答之以“无马”。令涓人（掌洁除之官）取冠，欲其从内取冠，而答以“进上”，言已进冠于君上。问马齿者，是问马之长幼，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不明庄伯问马齿之意，故以“齿十二与牙三十”对。上述言语交际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孙诒让在《吕氏春秋札》中有很好的分析：“此皆与所使之意不相当也”，即听话者未能准确把握言说者的交际意图。
从理论上看，《吕氏春秋》辨析言意关系所涉及的正是语言的意义问题。一般地，语句具有不以语境为转移的字面意义，即懂得这种语言的人在看到或听到这个语句时通常所理解的意义，它往往由组成这个语句的词或词组本身的意义以及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句法规则所决定。不过，这只是语句意义的一个方面。从语用学的角度看，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语句来表达不同的意图，因而在确定一个语句的意义时，就不能不考虑意向性的因素，即说话者意图在听话者心中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愿。基于对意义的如上理解，说话者所说的某个语句的意义，或者说，说话者利用这个语句所要表达的意义，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语句本身的特性或语句的字面意义。如果执著于语句的字面意义（鉴其表）而无视说话者当时的语境、意图等因素（弃其意），就容易使言语交际陷入困境。以此为前提，《吕氏春秋》对言意关系所作的精辟分析――对“听言者以言观意”的强调和对“鉴其表而弃其意”的批判――其实已经触及到了当代语言哲学给予极大关注的意向性与意义的关系问题，[12]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语言哲学历史演进中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成果。（作者：晋荣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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