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牛河梁遗址群与赤峰红山遗址群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思考

  来源: 中国文物信息网

　

　　　　　 近年，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这是中国东北地区首例准备申遗的史前遗址群，在积极推动牛河梁遗址群科学保护和合理展示的同时，将极大提升西辽河流域的文明起源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牛河梁遗址群的重要学术价值

　　　　　 牛河梁遗址群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此后经过20余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大型积石冢、祭坛、女神庙址的发现以及辉煌玉雕群的确认，使其成为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中心性祭祀遗址，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模式及中华文明起源总体格局的深度思考。牛河梁遗址群的重要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牛河梁遗址群分布范围约50平方公里，共发现有20余个遗址点，多分布在山梁的顶部，经过统一规划，布局合理有序，主次分明，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体现出高超的建筑规划、设计和组织、施工能力，是目前所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祭祀遗址群。
　　
　　　　　 第二，牛河梁遗址群内分布有大型积石冢、三环石坛、女神庙、巨型石砌高台和大型祭祀平台等遗迹，均属国内同期罕见的祭祀遗迹。
　　
　　　　　 第三，牛河梁积石冢内埋葬有石棺墓，大型石棺墓在积石冢内中心部位，规模较大；小型石棺墓在积石冢的边缘，规模偏小，是红山文化晚期等级化社会出现的重要证据。大型石棺墓内的死者多为成年男性，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较多，生前应为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统治大权的特权阶层，可能具有了王者的身份。由此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可能为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的社会统治和管理模式。
　　
　　　　　 第四，在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石棺墓内发掘出土一批具有典型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玉器，由于层位关系、出土位置和组合关系明确，红山文化玉器群最终被科学确认，确立了西辽河流域与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并列成为中国史前时期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之一。牛河梁遗址所出玉器种类丰富、造型多变、工艺精湛、极富神韵，多为中国史前玉雕精品，随葬玉器种类和数量的多寡及组合关系的变化能够明显反映出墓葬的级差，证实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比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
　　
　　　　　 第五，从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看，中国文明的起源不只发生在一个地方，各地在文明起源的进程中带有自己的特色。经过相互碰撞、交流和融合，最后才汇总在一个中华文明的大熔炉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介绍，曾有两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看过牛河梁遗址以后发表感想，他们认为在人类文明起源阶段，像这样大规模和高规格的遗迹应该算得上是世界级的。因此需要很好地保护和研究，研究它本身的特点和发展演变的机制、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整个东北和东北亚远古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牛河梁遗址群与红山遗址群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由及意义

　　　　　 在牛河梁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我们也应注意到还有一处同等重要的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群，那便是分布在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红山文化遗址群，如果说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晚期迄今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中心性祭祀遗址，那么红山遗址群则是国内最早被发现并经过考古发掘的红山文化中期的聚落遗址，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在红山文化及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占据十分独特的地位，将赤峰红山遗址群与朝阳牛河梁遗址群打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今后保护、研究及价值推广工作将产生深远影响。国家文物局巡视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先生指出：“申遗对专业的要求越来越高，系列申报（也叫做打捆系列申报）也更加规范化。过去系列遗产申报随便打一捆，解释一下为什么捆在一起就可以了。现在特别强调，如果是文化遗产就都要属于同一个文化群体，因为它们地理比较接近，或者名字相似，简单的联系在一起，这样是不行的，必须说清它们内在的联系。如果是自然遗产要有相似的地质、地理、植被、生物等各个方面的要素。对系列项目要有内在联系与统一性，对它的组合要有完整性”。
　　　　　 现将两处遗址群的捆绑申报理由简述如下：
　　　　　 第一，赤峰红山遗址群是国内最早被发现并经过考古发掘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第一、二住地进行发掘，发现了多座积满草木灰的灶址，首次获得一批重要的红山文化实物资料。1938年出版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红山文化内涵被首次揭示，直到今天，赤峰红山遗址群仍然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第二，1954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并指出：“红山后的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具有突出的特点，对于研究长城南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195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获得一批重要的实物标本，对日本人所编写的《赤峰红山后》报告中的错误结论予以更正，提高了对于红山遗址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总体认识。赤峰红山遗址群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地，是红山文化时期古代先民的一处重要的生产和生活场所，在遗址的使用功能方面，与牛河梁遗址群具有互补性，两处遗址群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具影响力。
　　
　　　　　 第三，红山遗址群除发现红山文化时期的居住遗址外，还分布有青铜时代的遗存，主要包括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居住、祭祀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居住遗址和石板墓群，文化内涵丰富，从中体现出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古代先民文化传统的阶段性特征及连续发展的脉络，是考察本地区史前时期农业经济繁荣发展及游牧经济兴起的重要地点。对于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游牧经济三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研究，红山遗址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牛河梁遗址群的不足。
　　
　　　　　 第四，红山遗址群毗邻赤峰城区，主体分布范围约10平方公里，融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保存较完整，符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六项价值标准。领略过赤峰红山自然和人文风光的专家学者及各界社会人士均有如下的共识：中国境内名山很多，如果说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的话，只有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先生亲临赤峰红山实地考察后，满怀崇敬之情赞誉红山为“圣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兴起之地，是龙的故乡。2006年，红山遗址群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同属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如果牛河梁遗址群申遗成功，红山遗址群将很难单独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将两个遗址群联合捆绑申报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第五，赤峰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厚，不同时期的古代文化遗址分布密集。就红山文化而言，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全市境内共分布有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800余处，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相比之下，牛河梁遗址群在50平方公里之内没有发现居住遗址。如果能够将红山遗址群与牛河梁遗址群联合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对赤峰市境内的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将产生积极影响。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赤峰市境内红山文化遗址保护的重点区域主要集中在红山区、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和敖汉旗。红山区境内分布有红山遗址群，还有近年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魏家窝铺红山文化大型聚落遗址，有待制定科学的规划、保护、展示方案。翁牛特旗少郎河流域集中分布有数十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两条C形玉龙均出自翁牛特旗，彰显翁牛特旗少郎河流域应该是红山文化时期的中心区域。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近百件红山文化玉器，玉猪龙、箍形器和勾云形玉器组合出土，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相比，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敖汉旗是赤峰市境内红山文化遗址分布数量最多的一个旗，总约400余处，经过多年的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红山文化年代序列，红山文化的年代范围为距今6500~5000年，从早至晚的红山文化遗址在敖汉旗境内均有分布。敖汉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内出土一件保存完整的戴冠石雕人像，高度写实，神态威严，是五千年前红山文化首领的真实写照，被国内外文物考古专家誉为“国之重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三期的区域性聚落考古研究项目均集中在敖汉旗展开，开创了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研究的新局面。
　　
　　　　　 第六，中共赤峰市委、赤峰市人民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红山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旨在传承与弘扬辉煌灿烂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式成立红山文化学会，由时任中共赤峰市委书记的刘云山同志、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担任名誉会长，1993年和1998年成功召开了两届“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赤峰学院共建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召开首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拍摄的六集红山文化考古纪录片《五千年以前的文明》连续多次在央视不同频道播出，对红山文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引起了社会公众对红山文化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东北大学、韩国汉城大学等国外的专家学者多次到赤峰地区进行学术考察，红山遗址群是他们参观考察的首选之地。
　　
　　　　　 综上所述，在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史上，红山遗址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五千年古国的象征，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见证。保护好红山遗址群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将红山遗址群与牛河梁遗址群联合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共同承担起保护、传承与弘扬中华五千年文明成果的重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文物报》2012年4月27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