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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也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之一。北宋时期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使以往的中国帆船沿岸航行发展为跨洋航行。南宋时期,指南针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搭载200-300人。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身长达16.87丈,载重约1000吨,其规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注:本师韩振华认为,郑和的“宝船”实际上身长15丈。参见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船的尺度》,《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第292页。)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一改前朝中外贸易以蕃商、蕃舶为主的态势,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
当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主角后,其活动领域之广也远非前代可比。唐代初年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皆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浩浩荡荡的郑和下西洋所历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活动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