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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权力越大，皇帝就越辛苦。高度专制的君主政体对皇帝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皇帝要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因为他要日理万机，每天翻阅如山般的奏折和文件。从汉武帝开始，每天就有太监不断地把竹简抬过来让他批阅，到雍正皇帝时虽然竹简已经改为纸张，但他每天还是要挑灯夜战批阅文件，只能在凌晨的时候睡上几个小时。每天面对文山、案牍是非常枯燥无聊的工作，没有超强意志力和职业道德的人是接受不了这份终身职业的。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就为要不要按时上班和开会，和大臣们闹了一辈子的矛盾，而万历皇帝则干脆拒绝履行皇帝的职责，躲进深宫几十年不出来。其次，皇帝还要有健壮的身体和极强的能力。既然不断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就要承担越来越大的工作量。
皇帝的工作是终身的，一天都不能停止，还要在纷繁复杂的危机、难题、抱怨、告状、申诉、邀功和鸡毛蒜皮中发现真相，分清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份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们总是能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西汉的刘邦，东汉的刘秀，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北宋的赵匡胤，清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都是真刀真枪在社会动荡中杀上来的。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而且对自己亲手奠定的江山十分珍惜，所以干起活来不会抱怨，更不会逃避。然而，即便是像朱元璋那样对腐败恨之入骨的工作狂也不能根绝腐败，那我们又怎么能奢望那些生在温柔富贵乡中，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子孙后代们会更加尽职做得更好呢？因此，皇帝的能力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反腐倡廉的力度一代不如一代，腐败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宽松。
第三个原因，作为腐败主体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强大。
无论什么样的信仰，什么内容的政策方针，都需要官僚系统来落实和执行。强大而稳定的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特色。一般来说，在王朝建立之初，草创的政府机构规模还很小，官吏人数也不多，加上信仰尚在、皇帝出色，所以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突出。但几代人之后，官僚系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很容易背离应有的宗旨，发展出独立的逻辑。那是一套保守、中庸的逻辑，以自私求利为目的。于是，官僚系统的部门利益超过皇帝和百姓的利益，也超越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利益。最可怕的是，随着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官僚系统独立的逻辑会不断强化，整个系统会越来越强大。
嘉靖皇帝即位时，内阁首辅杨廷和借新帝登基之际，用登基诏书的形式裁撤编制外人员14.87万人，仅口粮一项每年就可为朝廷节省漕粮153.2万石。应该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遭到了官僚系统的激烈反对。此后，杨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军团团护卫，否则便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裁员不仅直接损害被裁撤掉的官吏的切身利益，而且损害了与之相关联的圈子、部门的利益，多少人的生计和发展，多少部门的面子和权力都寄托在上面，他们哪能善罢甘休，能不把杨廷和视作头号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吗？所以，不断有人整杨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头，甚至朝杨家射箭，或者埋伏在杨廷和上朝的必经之路旁行刺。最终，杨廷和在强大的官僚系统面前败下阵来。这个事件警告后人，给官僚系统『瘦身』是异常危险的事情。
官吏们身处官僚系统之中，目的已经不是为国为民，而是纯粹追求个人利益。金字塔形的结构决定官员要想获取更多的利益，必须向上攀爬，追求升官。于是，王朝发展到中期，官僚系统无不以钻营为能事，以升官发财为目的。
嘉庆初年，被官场斥为迂腐而遭流放的洪亮吉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并感慨地说：『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这样的官场风气，使得各级官吏将公事视同虚设，甩开膀子贪赃、乱作为和不作为。比如清朝中后期，军队极端腐败。军官们的腐败手段远比不上直接管理百姓、负责财政和司法的文官们广泛，可他们依然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搜刮手段，如吃空额、克兵饷、冒功请赏、参与走私、贩卖鸦片等等，大小军官『全不以军务为事』，『寡廉鲜耻，营私肥己』，部队中官兵关系紧张、派系林立、纪律散漫、操演废弛，以至于出现水兵不识水性，骑兵没有马的怪事。就是这样的军队，清朝一直整顿不得，更是裁撤不得。因为军队的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欺上瞒下、抗拒监督的地步了。
乾隆年间，甘肃赈灾案爆发，牵出集体腐败的甘肃官场，其中仅布政使王望一人即贪污白银三百余万两。若依法办事，甘肃府道以上官员要为之一空。这显然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乾隆不得不从宽处理，法外开恩，没有将甘肃官员全部拿下。但即便如此，仍有56名甘肃官员被杀，46人免死发遣，而革职、降调、罚赔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在这里，官僚系统的集体腐败也产生了强大的力量，让执法者投鼠忌器，不敢依法办事。王望是捐纳做的官，乾隆皇帝认识到『纳资授官，本非善政』。他的孙子道光皇帝也感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祖孙俩就是不能废除捐官。直到八国联军把北京给占了，光绪皇帝才终于痛下决心，以上谕形式明确严禁全国捐纳买官。然而，因为捐纳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官府的财政收入、人情网络等等，所以一直到清朝灭亡，捐纳行为始终存在。
一个王朝在初期建立的许多制度，到中后期看来，仿佛就是天方夜谭。比如顺治帝对官员的三年大计，到乾隆以后就流于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维的过场。顺治帝一次性免去969名官员顶戴的壮举，到后期竟变为一个传说。再比如，顺治皇帝曾在1659年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官员贪污十两就抄家，衙役贪污一两就流放，照此标准，清朝中后期告别时互赠上百两『别敬』，每年夏、冬两季地方官员给中央各部委送几千两『冰敬』、『炭敬』的官场，人人都得抄家。
上面的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不过顺治曾规定御史奉差之后『不见客，不收书，不用投充书吏，不赴宴会饯送』，以杜绝腐败。这应该说是可以做到的规定，但如果后代御史不进行人际交往，不用书吏，事事都亲力亲为，估计没几天就被人搞下去了。这就是王朝腐败周期律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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