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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屋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以殉国的名义自杀，这是很多人采取的办法，相对也比较简单；二是活着抗争到底。实际上，这都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道路，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似乎和许多杰出的人物喜欢通过艰难的途径以证明自己一样，文天祥选择了后者。因为一直被关在船上，其实，文天祥并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处都贴了汉族儒生写给自己的“生祭文”。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担心到了北方以后文天祥万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诱，所以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敦促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最终表现自然是令他们满意的，但单有文天祥的一厢情愿还不会有兵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镰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镰的角色则要由元世祖忽必烈来扮演。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贡献最终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肌体的一颗沉郁而坚强、悲壮而慷慨的细胞；而忽必烈在功业上的建树则使中国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此后八百年里的中国再也没能像在他手里那样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战栗。
作为一个蒙古勇士，忽必烈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广阔的草原给了他豪迈的性格和豁达的胸襟，对忠贞之士有着天然的敬意和亲近感。作为一代霸主，忽必烈没有唐玄宗的文采风华，也没有清圣祖的满腹诗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类似于那些出身低贱的汉族君主，善于延揽人才，待之以诚，用之以信，不吝高官厚禄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很早就留心结交甚至强请汉族士人。《元史・世祖纪》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说他“闻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过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铁骑可以轻易踏平一座城市却不能让它繁荣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让无数的南人恐惧却不能让他们忠心臣服。他需要一个配得上他的大帝国和他这个大皇帝的左膀右臂。于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问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6〕群臣的回答其实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断。他下决心要把文天祥收为己用，甚至乐观地认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尽窝囊气的文臣武将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龙活虎起来一样，文天祥也会很快成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不包括书信方式)。第一次的创意是最失败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临安被围时投降的留梦炎。留梦炎的经历和文天祥有点相似，都是状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据此以为他们俩应该比较有共同语言。岂料文天祥对这等忘恩负义的软骨贼最是痛恨不过，留梦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个被派去的是已废的宋恭帝，忽必烈觉得既然文天祥对大宋那么忠心，宋恭帝的话他总该会听。殊不知文天祥所忠于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一见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九岁的小皇帝懂什么？
看到这阵势，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来前大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接下来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诗《闻季万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文璧在宋亡之后为保百姓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和弟弟商议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以继承香火，因为亲儿子都在战乱中夭亡了，这样也算对祖宗有了个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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