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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报
明代的河（湖）边小型埠头。
1860年法国人绘制的广州地图（复印件），本次发现埠头的遗址，正好在图上标示的明清城墙的西北角墙外。
有胡人舞者的唐代陶罐。
广州“因水得城，依水而建”再次找到考古证据 现场还挖掘出一口宋代水井
“因水得城，依水而建”的广州再次找到考古证据，一个明清河（湖）岸遗存的小型埠头近日在广州盘福路7号一工地被发现，成为迄今发现证明唐代广州城就是一个水城的又一重要例证。专家初步推论，这一区域在唐代以前存在大面积水域，或与文献记载的唐五代的芝兰湖有关。本次发现对复原广州城区西北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研究广州古城的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文/记者黄丹彤 图/记者黎旭阳
考古人员：南越王墓红砂岩从河道运来？
工地位于盘福路西、东风西路以北，北邻象岗山，向北不到300米，就是西汉南越王墓。根据文献记载和以往考古发掘资料，该地块位于明清广州城西北段城墙以外，明清以前更是离广州城区较远。
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工地地表上清理出厚达2米的唐代及更早时期的淤积堆积，距地表5~7米处，清理出一个明代河（湖）边小型埠头和河堤。
小型埠头位于河（湖）东岸，包括砖石砌筑的小路、步级和护岸，保存基本完整。河堤叠压在埠头之上，用红黄色山冈土夹含碎砖、石块堆填而成，残高约1米，宽超过10米。挖掘的现场不到200平方米，就在小型埠头不远地方，还有一口宋代水井，井口离地面5米多深，井深2米多，井壁用砖砌成。
“这一带历史上河（湖）的存在，也为探索南越王墓所用红砂岩石料的运输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广州考古研究人员易西兵介绍，“从现场看出，叠压在埠头之上的河堤具有相当的规模，应当是明清广州城西北的一项重要工程。翻查明清广州地图显示，这一带原有护城河，此次发现的河堤很可能是护城河的河堤。”易西兵向记者展示一张澳大利亚国立博物馆的馆藏，1860年法国人绘制的广州地图（CANTON MAP）复印件，本次发现埠头的遗址，正好在图上标示的明清城墙的西北角墙外。
此次发掘，清理唐、宋及明清时期的堆积和文化遗物，其中发掘出土遗物不多，以唐和明、清时期为主。最有价值是一件唐代长沙窑执壶，褐彩贴花，饰胡人舞蹈形象，十分生动。
湿地专家：秦汉时期码头延伸到象岗山下
“盘福路明清河（湖）岸遗存的发现，再次证明广州是个因水得城的城市，秦汉时期广州象岗山下芝兰湖的码头也是广州最早的码头。也就是说，在古老的广州，码头延伸到今天盘福路附近一带。”长期从事岭南湿地研究的广东著名湿地专家梁国昭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两千多年前的珠江，水面宽阔超过两千米，被广州人称为‘海’。一千多年前，广州城区的水陆形成一大湖、两半岛、三河湾格局，也就是广州第一大湖芝兰湖，两半岛是位于城南的坡山半岛和番（山）禺（山）半岛。”按照梁国昭的研究，广州的三个河湾，依照珠江三石将其命名为浮丘湾（坡山半岛之西）、海珠湾（坡山半岛与番禺半岛之间）和海印湾（番禺半岛之东）。芝兰湖水系多支聚合流入浮丘湾；古文溪（甘溪）两分支分别流入海珠湾及海印湾。历代内港码头就在这些湖和湾中分布。
随着泥沙的堆积珠江北岸线渐渐南移，广州历代港口码头由北而南、从西向东迁移：先后出现了秦汉时的芝兰湖码头，晋至南朝时的坡山（古渡）码头（今五仙观位置），隋唐时的光塔码头，宋元时的西澳、东澳、西湖码头，明时的蚬子步（怀远驿）码头，清代的十三行码头，以及清末至民国时期珠江内外航道诸码头等。
芝兰湖码头是广州最早的码头。秦汉时期的芝兰湖面积很大，今象岗山下的双井街，即为当时的湖岸。
白鹅潭
曾布设航标20多个
唐代，广州港成为世界著名大港，商人云集。正如日僧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述，当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码头区已从芝兰湖移到光塔（唐时作为进港船只的导航塔）一带。宋代，广州城子城两侧加建东城和西城。光塔码头所在的浮丘湾已演化为南濠（当时作为子城的西护城濠）被包在西城之内，而海印湾演化为清水濠（作为子城东护城濠），被包在东城之内。南濠在今海珠中路东面的南濠街；清水濠在今文德路东面的长塘街、大塘街。清末至民国年间，广州内港码头遍布前后航道。1934年编绘的“广州港口图”标示了美英德日等国公司及招商局等的码头。仅在白鹅潭就布设了20多个航标。
来源：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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