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联合早报
刚刚落幕的法国总统选举，似乎说明旧有的左派－右派对立依然跟从前那样强烈――在法国这个它们的诞生地更是如此。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现代的政治光谱其实是1789年大革命后，法国国民议会上座次编排顺序的产物。当年，坐在议长右侧的是国王和教会的支持者，而左侧则是他们的政敌――后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觉得需要进行体制改革。这种区分是建立在人们总是把右撇子跟信任联系在一起，把左撇子同怀疑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文化习惯上――当然，在这次大选中，则代表了对现状的不同态度。
这种区分，在过去200多年间显然都很有效地对党派政治效忠进行了界定，包括19与20世纪的大规模极端保守或激进的政治运动。但如今，大多数民主国家选民投票率的不断走低，也意味着这种对意识形态差异的观念，可能已经过时了。有人甚至认为，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意识形态和政党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但目前有一种对立正不断凸显，并可能重新塑造21世纪的左右派区分：在政策制定原则中，对风险的预防性态度与“主动性”（proactionary）态度。根据社会心理学，预防性政策制定者把监管焦点放在预防最坏的结果上，而主动性政策制定者则尝试促进最好的机会。
在两者中，预防性原则更广为人知，而且在环境和卫生立法上也日渐普遍。人们一般将其理解为针对全球生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最重要的是不造成任何伤害。相比之下，主动性原则却与那些以未来主义者自封的人相关，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拥有在权衡利弊后，冒风险抢先行动的能力，不管最终的结果是从成功中获益，还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这两项原则的差异最显著的地方，莫过于它们对科学与技术间关系的影响。预防性政策制定者会引用科学上的不缺定性，来遏制技术创新，而主动性政策制定者则鼓励创新，并将其视为科学假设验证方式的延伸。
两者对人类的观念也有微妙的差别。持预防性观点的人希望实现人类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人越少越好，每个人对地球造成的影响越小越好。倾向于主动性的人却乐于无限地增加地球上的人口，对他们来说，不管结果如何，这不过是一系列生存实验。
传统的政治和商界领袖，对这两个群体都无法感到完全自在，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预防性政策制定者，会要求商界把环保看得比增长重要，而主动性阵营则会要求国家鼓励人们打破（而非秉承）现有的行为准则。一间预防性公司就像一个管制型家的缩影，一个主动性的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创业资本人。
预防性和主动性理念中最明显的共同空白处，或许是那种旧有的福利国家理想――无论我们繁衍多少后代，都能够确保他们有个安稳生存的世界。无论在其他方面的分歧有多大，双方都将这种看法，否定为一个只在二战结束后数十年间，于北欧短暂实现过的21世纪童话。
这种否定背后潜藏的是一种认识，认为人类本身正经历一个自我认知上的重大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却同时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我称之为“人类2.0”。
走预防性路线的人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动物本源――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迷失太久了，而主动性的倡议者将加速我们与自身进化历史的决裂。如果他们没有完全用智力更高和更耐用的基质来取而代之，至少也会重新构建我们的生理。
当然，同主流政治论述比较，预防性和主动性原则相对来说依然是处于边缘的。但它们也拥有将意识形态之轴扭转90度的潜力。右派目前已经分裂为传统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两派，左派则解体为社群主义者和技术官僚。将来，我想传统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会形成政治光谱中预防性的那一极，而自由主义者和技术官僚则会成为主动性的另一极。
他们将成为新的右派和左派――或者说上和下――因为一方是扎根大地，而另一方则是仰望上天。
作者Steve Fuller是华威大学社会认识论教授.
英文原题：The Future of Ideological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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