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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物信息网
背景
中国环境考古从1987年起步，至今已历经25年，对于一个学科来讲，25年是一个短暂的时段，但是在这25年中，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环境考古学也在这种日新月异的环境中飞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今天环境考古学在中国考古界和地学界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最近十年中，环境考古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已经确立，主要研究手段也多被掌握，主要科学问题也都得到充分关注，并且新方法、新手段和新的科学问题也层见叠出，使环境考古学始终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昭示着环境考古学广阔、深远的发展前景。
迄今，中国环境考古学大会已举办四届，第一届会议于1990年在陕西西安举行，第二届会议于1994年在河南洛阳举行，第三届会议于2002年在山东济南举行，第四届会议于2006年在浙江浦江县举行。
会议
2012年9月15~16日，中国第五届环境考古学大会在兰州市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兰州大学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办。本届会议主题为“古环境与古文化”，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2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兰州大学相关院系的教师和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9月15日，开幕式在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报告厅举行，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主持，兰州大学副校长陈发虎教授致欢迎辞，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城环学院莫多闻教授致开幕词，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周昆叔研究员致辞并做了题为“中国环境考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大会报告。
此次会议学术报告与讨论部分包括大会报告与分会场报告，大会设三个分会场，共进行了11场大会报告和55场分会报告。大会报告包括青藏高原人类适应、遗传学研究所揭示东亚地区末次盛冰期以来的人类活动、稻作农业起源、遥感考古等内容，三个分会场主题分别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农业起源与传播。此次会议为广大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学者提供了充分展示其最新研究进展的良好平台，也为大家提供了充足的交流讨论时间。
在报告聆听与激烈讨论中，与会学者深刻体会到环境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的飞速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度交叉、某些科技方法在环境考古应用中的高度发展和某些环境考古领域科学问题的炙手可热。
成果
中国环境考古学在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方面的长足进展
1. 新的科技手段不断被引进，原有的科技手段向更精确、更深入发展。新科技手段发展势头迅猛，应用范围广泛，应用前景广阔，已经和正在产出大量科研成果。利用现代人DNA提取与分析技术研究古代人类分布与迁徙在现代考古学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复旦大学的金力教授报道了其团队利用遗传学技术对东亚地区末次盛冰期以来的人类活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研究显示东亚人群由东南亚人群在距今4~3万年之间扩散至中国，并且现代东亚人群在遗传结构上具有明显南北差异，而此差异与环境适应有密切关系。利用孢粉、植硅体和淀粉粒等植物微体化石分析方法，从微观角度定量检测人类的植物资源利用策略与行为，在近几年的环境考古学应用中发展成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吕厚远研究员利用其发表的粟、黍植硅体鉴定方法，对关中地区六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距今6000~1200年期间,古人类以种植黍为主，而此结果与考古发现的炭化植物记录不一致的原因目前仍在探索过程中。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小强研究员报道了其在黄土高原开展的大量孢粉学研究对古植被进行了重建，讨论了其对农业的影响。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技术，从宏观空间层面分析人类活动及其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现代环境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此次会议有多个报告涉及GIS和遥感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分别报道了研究者在数据库建立、河西历史时期绿洲重建、文物普查数据的GIS空间分析、沙漠环境中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的识别以及3S技术在敦煌石窟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的王心源研究员综合报道了遥感考古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应用，已有方法的新拓展与深度发展，使蕴含于考古材料中的更多信息被提取出来，尤其在获取人与环境的相互响应关系知识方面，提供了更多探索途径，使大家耳目一新。
2. 特定遗存的环境属性、特定遗址的环境背景和特定区域的环境面貌的分析和重建，由点到面的多层次的研究，为我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积累了各个层面的新证据和新认识，使我们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认识更全面。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木炭的分析、天水盆地5200-4300 cal BP基于木炭化石记录的古植被古气候重建、洛阳盆地新石器―青铜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石刀基于表面残留物分析的功能研究、安徽禹会村遗址出土龙山晚期薄胎黑陶表面淀粉粒分析研究等工作，体现了植物遗存在环境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宁夏水洞沟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广西鲤鱼嘴遗址等遗址的地貌学研究和多指标分析，为探讨遗址的形成过程与人类的环境适应提供了重要信息。结合考古学与古环境研究，一些研究者讨论了灵宝铸鼎原地区的聚落演化与地貌演化之间的关系、渭水流域全新世中期的环境变化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中全新世黄河流域耕地格局重建、两汉时期的大渡河上游的文化、生业与族群、拓跋鲜卑的生业模式等问题，从人类生计和文化发展方面深入分析了环境变化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
3. 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和传播、中华文明起源的环境背景研究，作为历届环境考古学大会的热点问题，在本届会议中再次掀起研究与讨论热潮。“起源”是人类探索自然的永恒话题，无论是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还是文明起源，都存在起源背景-起源过程-起源规律-起源机制-发展趋势等不同层次的科学问题。这也正是环境考古学可以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有希望获取研究突破的领域。宁夏水洞沟遗址和甘肃大地湾遗址的环境重建与旧石器考古遗存研究，为理解现代人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出现过程提供了重要信息；广西鲤鱼嘴遗址和山东扁扁洞遗址环境背景重建与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对于研究新旧石器过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植硅体、淀粉粒、植物大化石等遗存分析，使旱作-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不断向深入发展；粟作和麦作农业发展成熟之后在甘青地区传播和传播研究，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古人类定居青藏高原提供了可靠证据。环境变化在社会演化、文明兴衰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考古学中，将环境与文明联结起来，给研究者以众多启示。
4. 环境考古学在过程、规律、理论研究等方面显示出明显发展。以某一大区某一时期的总体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进行高层面的总结归纳是环境考古学研究的高远目标之一，兰州大学陈发虎教授所领导的团队进行的古人类向青藏高原的迁移与定居过程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陈发虎等人研究显示，古人类占据青藏高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期间环境变化、人口压力及农业畜牧业发展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环境考古学研究材料、数据与经验的积累，环境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进展也日益凸显，北京大学的夏正楷教授以其近几年在二里头遗址开展的水系地貌演化、植被重建、农作物遗存鉴定和自然资源开发研究为例，强调了环境考古学要服务于聚落考古学的理念。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周昆叔先生对中国环境考古的回顾与展望，为年轻学者们理清了中国环境考古发展的历史脉络，鼓励大家在将来的工作中继续团结合作、精益求精、脚踏实地，共同促进环境考古学的发展。
表彰
经过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讨论，从本次会议开始设立“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以奖励长期奋斗在环境考古第一线、为环境考古学科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大会宣布第一届“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周昆叔研究员和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巩启明研究员，并分别由莫多闻教授和吕厚远研究员颁发奖杯和奖状。
周昆叔先生颁奖辞
创第四纪孢粉学研究之先，发现气候变化和植被演替规律。开泥炭沼泽调查与研究之篇，解泥炭形成分布规律与环境意义。建周原黄土标准剖面，揭示自然地层与文化地层耦合关系。分析“水、气、土、生”，究中原文明核心之原因，破“中文化”哲学密码。100多篇、部著作，代表了我国几个学科方向的开创和发展历史。勤奋刻苦、富于思考、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团结互爱、关心后学、诲人不倦的人格风范，为大家树立了楷模。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历千辛万苦、呕心沥血，创建学术组织，主办或支持主办五届全国环境考古大会，开创环境考古学科，使其发展成为中华学术百花园中一朵奇葩。授予周昆叔先生第一届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实为彰奠基之功，铭筑路之史，立仿效之范，增发展之力。
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
二O一二年九月十六日 于兰州
周昆叔，孢粉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环境考古学家。1934年出生在鱼米之乡的长沙县龙头铺乡东流村坝子头。在长沙读高中，在西安西北大学学习生物学系，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第四纪地质科学研究，在刘东生先生指导下负责建设我国第一个第四纪孢粉分析实验室。
1987年他为了更好完成上宅遗址的研究任务提出了环境考古研究方向。此前我国已有学者意识到环境考古问题，他也用孢粉分析研究过遗址的古环境问题，但把古环境作为考古学科的研究方向并付诸实践却还是件新鲜的事。
80年代后期，他从上宅遗址到平谷盆地，到北京平原作环境考古调查，写成我国首篇环境考古论文《北京环境考古》。由于以新的思维和视角看北京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从而得出了两点重要认识。第一点是认识到全新世中期暖湿气候环境下，战国以前的人们生活在二级台地上，到全新世晚期气候变凉干，故人们自秦汉才下到低谷一级阶地与泛滥平原上。第二点是认识到北京东北与红山文化联系密切，北京的西北与西北文化联系多，北京西南与中原文化联系多。从中看出北京人类活动区域的形成与变迁受气候和水系控制，也看出北京的区位优势导致文化汇聚，有利经济、文化、政治的发达和国都建成。
90年代后，周昆叔把环境考古扩展到我国文明的主要策源地中原地区。这里系黄土高原的东南缘，从1989―1992年，他花了三年的时间，调查行程上万公里，终于理出头序，提出周原黄土的概念。1995年发表了《周原黄土及其与文化层关系》的论文，首开中国全新世自然地层黄土与人为地层文化层结合研究，完善了全新世地层，也从中看到地层环境的变化与文化演进有耦合关系。
本世纪以来他将我国环境考古推进到深入研究阶段。他运用“天人合一”理论研究环境考古，注重从中国环境特点阐释中国文化特点。他以系统论的方法分析中原古环境与古文化关系后，指出有一个嵩山文化圈，它是我国文化的核心。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在我国中原中岳嵩山及其周围中域所形成中国、中华、中庸等冠中的人文文化，可称之为“中文化”，并指出要义是“大道为中”。这就使我国“天人合一”哲理变得更加丰富、生动，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也将我国古环境对古文化影响的认识，从冷暖、干湿对人类行为、文化的一般作用，提升到精神层面了。
他与同仁以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以其探索我国古环境对我国古文化深刻影响的重要成就成为中国环境考古学奠基人。先后出版了《第四纪孢粉分析与古环境》、《铸鼎塬觅古》、《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嵩山行》、《自然与人文》等论著，发起成立中国第四纪研究会环境考古学专业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一、二、三届我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主编了《环境考古研究》第一、二、三辑。
巩启明先生颁奖辞
您想见识温、良、恭、谨、让的样板吗？巩启明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您想学习在科学研究上勤于思，敏于行的学者吗？巩启明先生是这样的人。由巩先生主持的距今6000多年姜寨新石器遗址发掘中率先引进了聚落考古，也同时引进了孢粉分析与动物鉴定，从而他开辟了仰韶文化研究的新篇章。在当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工资都困难的情况下，巩启明所长克服重重困难，上下奔走呼号，终于促使周昆叔先生发起的我国首届环境考古大会得以举行。有鉴巩启明先生为人谦和，领导开明，尤其巩先生对我国新兴的环境考古学的展开做了最初的重大贡献，表彰巩启明先生既是对他的为人与环境考古科学贡献的肯定，也是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
二O一二年九月十六日 于兰州
巩启明，考古学家，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1935年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市颍水之滨繁城镇。1955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56年转入考古专门化学习。大学期间，在陈直先生带领下，参加了唐兴庆宫、大明宫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以及汉水流域的考古调查，对考古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70年代主持了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发掘，历时八年，进行了十一次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1.8万平方米。于遗址的下层发现了一处距今6700年前保存基本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遂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一致认为是国内外史前考古学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该遗址的发现为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环境考古研究及复原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生产、生活情景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发掘姜寨遗址的同时，展开区域史前文化调查，对关中，陕南，陕北，豫西，晋南的重要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或复查；试掘、发掘了渭南史家、铜川李家沟等遗址。这些田野工作对研究姜寨遗址的分期，乃至对整个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典型划分等都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全国考古工作的深入，投入到陕西夏文化探索的课题。经过几年的工作，调查和试掘了临潼康家、神木石峁等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石峁二期可能是属于夏代纪年的文化遗存；同时调查发现了蓝田怀珍坊、西安洪庆商代墓葬（后称老牛坡遗址）等商代遗址，并复查和发掘了华县南沙村商代遗址，在南沙村和老牛坡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由此肯定了夏代的西部疆域已达陕西中东部一带的认识。这一时期创办了《史前研究》杂志，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巩启明在主持的重要考古发掘中，一直非常重视对遗址古环境的考察。1989年与周昆叔先生考察了关中地区的古环境和古遗址，踏查了多处重要地层剖面，同时全力支持周昆叔先生倡导的第一届全国环境考古学研究会在西安召开。使我国环境考古学顺利的迈出了第一步，为全国环境考古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0世纪90年代，巩启明承担了关中唐十八陵课题的研究，对前人的工作多有补益。
巩启明在考古研究中善于思考，勤于著述，主要科研成果有：《中国原始社会》（1978年）、《姜寨――新时期时代遗址发掘告》（1988年）、《仰韶文化》（2010年）、《唐睿宗桥陵调查、勘探、测绘报告》（2002年）及100多篇考古简报、报告、论文及其他文物考古文章等。1993年被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
半个世纪以来，巩启明为推动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环境考古学的广泛开展以及陕西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奉献毕生。现虽已77岁高龄，仍极为关心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对国内的重要考古发现了如指掌，对学术前沿热情关注，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笔耕不辍。
（《中国文物报》2012年10月12日5版 作者：兰州大学 张东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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