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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文网 让我们回忆一下早期西方两位哲学家的看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明确地意识到了哲学与实用性领域的严格界限。说“无论干什么也比研究哲学强”，自然是出于哲学没有实用性。但对柏拉图来说，这正是哲学的幸运，他以此来嘲笑那些追求实用的人：“谈哲学和听人谈哲学，对于我向来是一件极快乐的事，受益还不用说。此外的谈话，尤其是你们这班有钱人和生意人的谈话对于我却是索然无味的。你们既是我的同侪，我不能不怜惜你们，自以为做的是天下事业，其实毫无价值！”15我们不必像柏拉图那样把实用性的东西看得毫无价值，而只需肯定哲学并非完全不值得从事即可。亚里士多德断定哲学不是一门有关制造的技术学术，它不能满足人的日常需要并给人以娱乐，它没有任何实用性的目的，也极其不实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不如具有实用性的技术学术。但是，由于哲学是追求最高的智慧、寻求万物之理的学术，因此它是一门比实用性学术更高的学术，是一门上窥天机的具有神圣性的学术。这样的一种学术在社会中何以可能发生呢？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实用性的技术和种种发明帮助人们解决了日常所需并使人快乐安适，正是在此之后哲学出现了。哲学家“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命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16由此而言，谁向哲学要求实用，谁就找错了方向，谁就向哲学提出了一个他不该提出的要求，谁就加深了对哲学的误解，谁也就成了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对象：“人们相信自己可以得到经验并且容易得证如下：哲学‘生不出任何东西来’，‘凭哲学什么都干不了’。这两种尤其在科学教师和学者中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们的确定信念的表达，而其信念确有不容争辨的正确性。谁反对他们而仍试图证明，最终还是有‘某些东西生出来’。实际上，谁就只是加剧和巩固了盛行的误解，此误解所从出的先入之见认为，人可以按照日常生活的标准来评判哲学，就像人们按照这种标准来估价自行车的效用和评断蒸汽浴的实效一样。”17实际上，正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的那样，哲学一开始就处在实用性需要和实用性目的之外。虽然实用为它提供了条件和闲暇，但它本身并不提供实用。它有点像花花公子，在享受日常的需要之后，兴致勃勃地转到了风雅韵致上。贺拉斯（Q.H.Flaccus）盛赞哲学，说“哲学与富人和穷人都有用”，“无论是孩童还是老叟，谁忘了哲学，谁就要吃苦头。”18但他所说的“有用”，肯定不是实用。对哲学具有深情厚意的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M.A.Antoninus），认为哲学对自我是最重要的：“人所执著的是什么呢？啊，除哲学别无他物。唯哲学可以保持我心中的神性，使我们免受伤害与屈辱，使我们超然于苦乐之上。使我们不致装聋卖傻或矫情掩饰，使我们无需仰人鼻息，使人驱使。何止于此，哲学使我们的心灵虽遭逆顺而安之若泰。”19很明显，奥勒留所说的哲学对个人的重要，自然也不是实用上的意义。
哲学家决非无自知之明，他也不是有意识地加以保留，他们没有轻易向人们许诺哲学具有“实用性”，即便是傲慢的哲学家在这一点上也保持了谦逊的态度。对于同一问题哲学家们的见解和立场一般很少一致，但他们在相信哲学没有实用性但也有用这一点上似乎比较接近。许多哲学家的确都曾向人们许诺这门学术有用，甚至非常有用，如冯友兰相信它是“无用之大用”。名符其实的哲学对于哲学家自己首先是有用的，肯定这一点，不是哲学家自欺欺人。金岳霖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就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的哲学问题，对于这样的人，哲学是非常有用的。”20如果有人怀疑哲学家这段自白的真诚，那么我们就只能说那个人对哲学家心存偏见。哲学像其它学术领域那样已经职业化和体制化很久了，哲学失去了昔日的雍荣和华贵，哲学家丧失了优雅和浪漫，从事哲学研究，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业余消闲，首先它是一项也要按钟点计算的工作，通过这项工作他领取薪水，并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从事哲学的前提变成了从事哲学的结果。因此，从最低的限度来说，哲学供养着一批哲学家。假如哲学融入到了哲学家的生活中，成为他的兴趣和爱好的一部分，那么哲学对于哲学家来说意义就多了一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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