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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文网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 “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 M .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 George 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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