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3）

  : 文史参考

1040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日西有一珥。此时正是元昊与北宋在陕西进行一系列战役期间，元昊大臣杨守素利用这次天象劝元吴进军攻取延州：“此吾军胜象也。”[1]157日食本来是凶兆，杨守素利用日食中发生的日珥现象，把它解释为进军吉兆，这可能在心理上给西夏军队一种鼓舞。此月，元吴攻破金明寨，生擒号称“铁壁相公”的宋将李士彬，接着又取得著名的好水川战役的胜利。
1086年闰二月，太白犯荧惑，术者谓“国有兵丧”，群臣上表请禳；1088年春正月，太白昼见，占曰：“不利用兵。”当时权臣梁乙逋正在对宋边界州县进行一系列战争，西夏朝中有人希望借此星象劝梁放弃进攻，梁不听。1098年九月，有星出东井西，如太白状，占者云：“宫中有忧。”太后梁氏不听，继续发兵攻宋延边堡寨，十月，亲自率兵40万攻宋平夏城，大败而归。1112年二月，白虹贯日。西夏仁宗李乾顺命群臣直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上疏：“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这是大臣利用天象劝西夏皇帝不要只重文饰，应加强边境武备防御，不可放松对宋的军事戒备[1]313、321、347―348、371。天文星占在宋夏双方的军事策略、军事行动中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因素。

三、历法颁赐与宋夏关系

历日颁赐即所谓颁布正朔，“正”是指一年之始，“朔”是指一月之始，正朔是历法的基本内容。颁赐历法、宣布正朔是王朝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威，制定时间节律的一种垄断性特权。这种宣布正朔的特权是拥有上天赋予的治权的一种象征，而接受正朔就是承认王朝的统治权，是臣服的象征[7]。正朔的发布与接受是关系到王朝的治权能否实现的大问题，自古就为王朝统治者所重视，《周礼・大宗伯》：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历法制定了王朝的时间节律，一切行动都要符合于这种节律，即所谓正岁年以序事。颁定历法实际就是取得建立时间坐标的权力，接受赐历就表明承认这种时间坐标，所有的活动也随之纳入这种时间体系中。王朝向周边国家的历法颁赐实际上是制定统一的时间标准，这既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圈朝贡体制的基础。
西夏与宋之间，是否奉宋正朔是衡量二者间关系的一个指标，服则奉正朔，叛则不奉正朔。宋初，“西夏自保吉m扰，羌戎不知正朔几十年。德明遣供使表请，真宗以新历并新历赐之。初，诏延州牙校赍往，比闻德明茸馆、修道路以待朝命，乃命x门祗候往赐，德明受而行之。”[1]105李继迁在和宋战争期间是不奉宋朝正朔的，宋真宗景德三年，李德明接受宋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封号，宋夏迎来一个和平时期。景德四年，李德明即奉宋朝颁定的仪天历，这是西夏奉宋朝正朔的最早记录，德明茸馆、修道路以受赐历法，宋朝起初派牙校前往赐历，后改派x门祗候前往赐历，显示双方对此都非常重视。“德明时，行中国《仪天万年历》垂三十年”；天圣元年，真宗命司天张奎制成《崇天万年历》，“未及颁，而囊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李元昊叛宋称帝，不行宋之正朔而自制历法。元昊设立“大恒历院”编制颁行历法，元昊显然认为唯有颁布自己的历法正朔才是拥有天命的表现。仁宗庆历四年，宋夏达成和议，元吴称臣，宋册封元吴为夏国主，庆历五年复向西夏颁赐《崇天万年历》[1]209。
此后见于记载的宋赐历西夏有：英宗治平元年赐西夏谅祚治平二年历日[8]卷二三，赐夏国主历日诏；元丰八年，哲宗刚即位，即诏：“夏国遣使进奉，其以新历赐之”[6]运历一；哲宗元v二年，宋册西夏李乾顺为夏国主，双方互有和战，元v四年仍赐李乾顺元v五年历日[9]卷二六，赐夏国主历日诏；元符三年徽宗刚即位，又赐西夏元符四年历日[10]922，实际上并无元符四年，次年即改元建中靖国元年。这一阶段虽然宋夏之间战争不断，但名分上西夏仍臣属于宋，奉宋之正朔，故宋赐历于西夏。
但可能这种赐历并不是连续的，在双方激烈对抗的时候，赐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绍圣四年，宋筑平夏城扼制西夏，乾顺则侵宋大理河东葭芦河境上空地，双方关系又变得很紧张，宋“诏罢赐西夏历日”[5]11527。北宋灭亡后不久西夏就停用宋朝历日，“故事：每于上年孟冬受中国赐历。时高宗以乾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不行中国历”[1]396，这其实是南宋完全无力经营西北的一种无奈之举。
历法颁赐还可以反映宋夏在西北沙州地区的军事争夺和势力消长。沙州曹氏政权也曾接受宋的颁历，奉其正朔。据邓文宽研究，敦煌地区瓜、沙二州，唐德宗兴元以前一直用唐历，吐蕃攻陷敦煌地区以后，王朝权力象征的历日无法颁行，从这时起敦煌地区开始自编历日，即所谓“小历”；建隆二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遣使入贡；太平兴国五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卒，其子曹延禄遣使入贡，宋让其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对沙州曹延禄的拜官诏书中称：“奉正朔以惟恭，修职贡而不怠”[6]蕃夷五之一[10]943，大概就是在这前后宋王朝开始向敦煌地区颁历，敦煌地区又开始有中原王朝正式颁赐的历法。敦煌遗书中S0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应天俱注历”，其正文首书“大宋国”，下有“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刊定大本历日”字样[11]513，其底本可能就是宋的赐历。这种颁历可能一直持续到仁宗景v三年西夏攻陷敦煌地区前后。即使西夏攻陷敦煌地区以后，沙州也曾多次遣使入贡，保持与宋朝的联系；与此相应，宋朝的纪年还在使用，敦煌莫高窟第444窟窟檐外北壁，保留一则淡墨汉文题记“庆历六年丙戌岁十二月座□神写窟记也”。庆历六年距西夏攻占沙州已10年，仍使用宋朝纪年而不用西夏纪年，表明敦煌仍认同于中原的大宋王朝。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皇v四年，此后沙州就没有再向宋遣使入贡，宋朝纪年的题记也不再出现，而西夏纪年的题记开始出现，最早的西夏纪年题记是一则汉文墨书“天赐礼盛国庆二年”的题记，位置在莫高窟第444窟开宝九年所修窟檐门南柱内侧。天赐礼盛国庆是西夏惠宗李秉常的年号，国庆二年是1071年，这时距西夏攻占沙州地区已经30余年。西夏纪年取代宋朝纪年表明西夏到这时才更有效地控制了敦煌地区，而宋对敦煌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则逐渐消失[12]209―229。对敦煌地区颁历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夏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