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四、关于大河村彩陶纹饰
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仰韶文化第三期白衣（或红衣）彩陶钵，造型优雅，纹饰精美。据《郑州大河村》考古报告，30件标本中AⅠ式有14件，其中有4件可复原。这四件标本为，F1：26、F19：1、F20：38、F1：28。由于F1：28为素面，所以AⅠ式彩陶钵可复原的仅三件。根据《郑州大河村》报告所附AⅠ式F1：26、F19：1、F20：38三件彩陶钵的图版、彩版可判断，《郑州大河村》报告所附所有彩陶钵线图的纹饰都画得很随意、潦草，与原件不合或者不可靠。
AⅠ式F1：26彩陶钵（彩版一三，2；图版四0，1）应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11页上图所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这个钵的彩照图又见于孙英民、李友谋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彩版第1页上图（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这件白衣彩陶钵肩、腹部绘画两周白彩红地纹饰：上周用红褐色绘出三个梳形纹三等分圆周布设，每个梳形纹均24齿，其地纹为大片白色弓形块面，梳形纹背上中央涂一个红色圆点；三个梳形纹之间是三组六个（每两个一组）六爻坤卦符号，均用红褐色地纹衬出六爻十二个白色小方块，每组六爻坤卦符号之间又夹一个左右尖角相对的阴阳交午图形“ ” 、两个上下尖角相对的阴阳交午图形“ ”，其中间是一个红褐色菱形块面。下周用白彩绘出六组竖线纹六等分圆周布设，每组五条竖线，其地纹为红褐彩；六组竖线纹之间是六个左右尖角顶对的阴阳交午图形“ ”，其地纹为两个相背的弓形块面，中间涂一个红色圆点。按笔者理解，这件彩陶钵至少设计了两种历法的历数，而且均可作历书使用：其一，十月太阳历。上周六个六爻坤卦符号计36爻72个白色小方块可纪十月历一季两月七十二天（阴阳交午图形中间夹正菱形其含义类同于半坡彩陶盆100格网纹），下周六组竖线纹每组五条可纪十月历一年五季（五时），可连续纪历六年。其二，十二月历。下周六组竖线纹每组五条计30条可纪一月三十天，上周每个六爻坤卦符号计12个白色小方块可纪一年十二月（也可用其他纹饰纪月，如上周的12个白色三角形，下周的12个白彩弓形块面等）。此外，这件彩陶钵上周的三个梳形纹每个24齿正与二十四节气合，计72齿合一年七十二候（古人以五日为一候），再加六个六爻坤卦符号72个白色小方块，计144数合“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周易・系辞》），而上周梳形纹背上的红色圆点以及下周阴阳交午图形中间的红色圆点，应象征或表示大火心宿二或太阳。这件彩陶钵纹饰之精美、内涵之丰富、构图之严密都堪称史前人类杰作，但是《大河村报告》的线图对其纹饰作了写意性的绘画：下周的六组竖线纹仅画出三组，而且有两组还画成了四条短线（俯视图）；上周的梳形纹一个画成22齿、两个画成23齿，梳背上还省略了实心圆点，六爻坤卦符号有一个画成五爻（俯视图），侧视图中的梳形纹未画实心圆点，仅有的一个坤卦符号画成了五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205页图一一四：1，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AⅠ式F19：1彩陶钵（彩版一二，1；图版三九，5）纹饰的基本格局和构形同于AⅠ式F1：26，但也有区别：据彩图可以看出，上周的梳形纹为29齿且梳纹背上没有涂实的红色圆点，背线仅构成一个钝角；上周坤卦符号为七爻，上、下周纹饰之间还有几组方格纹。AⅠ式F20：38彩陶钵（图版四O，3）纹饰也基本同于F1：26和F19：1，但也有区别，其上部梳形纹为30齿，梳纹背后中央有红彩圆点，上周坤卦符号也有七爻。由于图示的局限（也没有另外可供对比的彩图），无法完整地了解和判断这两件彩陶钵纹饰的整体状况，比如F19：1的梳纹是否都是29齿、F20：38的梳纹是否都是30齿、两件彩陶钵上的坤卦符号是否都是七爻等。《郑州大河村》发掘报告对这两件彩陶钵及其他彩陶钵的文字说明也没有介绍纹饰的结构、布局、形态及数量关系等（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204页），所以我们无法详尽地知晓这两件彩陶钵纹饰的具体情况。但是将已知的AⅠ式F1：26、F19：1、F20：38三件彩陶钵纹饰的情况结合起来看，笔者认为F19：1、F20：38上周梳形纹的29齿、30齿可能与表示十二月历法一个月的天数有关，作为表示太阳或心宿二的红色圆点则可以省略，而每组两个七爻坤卦符号计有28个白色小方块，与二十八宿之数吻合。据碳14测定，F1―F4距今年代为5040±100年，F19、F20距今4500±140年，F19、F20年代晚于F1几百年（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324页），所以F19：1、F20：38彩陶钵纹饰即使并不存在严密的历数设计，也是正常的 ，而且并不影响F1：26彩陶钵纹饰内涵表达的成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同一考古学文化中年代早的器物纹饰设计和刻画严谨、认真、精致，而后逐渐简省、潦草、写意化是一常见现象）。与F1：26一样，《郑州大河村》报告所画F19：1彩陶钵线图纹饰也很随意，与图版所示不合：它的三组六个坤卦符号都画成六爻，而三个梳形纹一个画22齿、两个画25齿（侧视图上的梳形纹则仅画出17齿），上、下周纹饰之间应有六组方格纹，也只画了五组，而且整个图都不清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205页，图一一四：2）。《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认为F19、F20“出土遗物中的鼎、钵、罐、器盖和纹饰、白衣彩陶图案等，与F1―4所出完全相同”（《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324页）是不符合实际的，如F19：1、F20：38、F1：26彩陶钵纹饰互有区别。该文所画F19：1彩陶钵线图纹饰与原件也不相合：它的三个梳形纹分别画为23齿、26齿、27齿（侧视图上的一个梳形纹则画为22齿），彩版上所示的29齿则不见踪影；它上周的三组六个坤卦符号都画成七爻（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图二O：25，《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与彩版所示吻合，但因彩图所示有限、线图绘画有写意作风又无明确的文字说明，这种吻合反而又让人不敢相信了。《郑州大河村》似乎没有画出F20：38彩陶钵的线图，但可以判断，《郑州大河村》、《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关于彩陶钵的线图都是难以让人相信的。
吴汝祚《略论长江、黄河两流域史前时期的太阳神崇拜》所附大河村F19：1彩陶钵线图的错误与《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文中F19：1的线图大体一致，前者很可能源于后者，但前者还有一点小的不同，其俯视图上周三组六个坤卦符号中除五个为七爻外，还有一个为六爻且画得很不工整（《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79页图五：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所附大河村彩陶钵线图的错误可能与吴汝祚先生文及《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的错误一致（因未复制该图，故不能说得很具体。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5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王大有著《三皇五帝》（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附有三幅大河村彩陶钵线图：第一幅上周的坤卦符号均为六爻且梳形纹背上中央有一个实心圆点，据此推断它当为F1：26彩陶钵，但梳形纹为29齿且彩陶钵上面单独画出的一个梳形纹又为24齿，所以不知线图画的是F1：26还是F19：1，实际好象综合了二者但又二者都不是（《三皇五帝时代》455页图201）；第二幅为俯视图，上周坤卦符号及下周纹饰都与F1：26相合，梳形纹背上也都有一个实心圆点，但三个梳形纹分别为25齿、26齿、27齿，与原件不合（《三皇五帝时代》457页图204）；第三幅特别潦草，从上、下周纹饰之间有示意性的方格纹看，它可能表现的是F19：1，但上周梳形纹一个作23齿、一个作24齿、一个仅能数出20齿中间有空白，坤卦符号有一个看得出来是七爻，其余则混乱、模糊不堪，无论与哪个彩陶钵纹饰对照，都显得过于潦草（《三皇五帝时代》446页图197：1）。王鲁昌《论郑州大河村彩陶的生殖崇拜图纹》所附大河村彩陶钵线图因太小很不清晰，根据该图上、下周纹饰以及梳纹背上有实心圆点可判断该图绘画的是F1：26，但它的梳形纹齿数与坤卦符号都很难辨析，有两个梳形纹梳齿部分中间近乎断缺，有一个梳形纹画的29齿，也与原件不合（《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45页图一）。关于大河村白衣彩陶钵纹饰的含义，吴汝祚先生认为F19：1的上部先施白衣，再用红彩绘弓形纹饰，在其下有短斜直线。这样的纹饰，与反山M12：98“琮王”上的神像形纹头部戴的冠的形态相似，也应是太阳的象征（吴汝祚《略论长江、黄河两流域史前时期的太阳神崇拜》）。王大有先生认为是“颧兜祝融部落联盟图腾徽铭及其演变略图”、“后土裔子噎鸣主日月行星行次图”、“噎鸣值月彩陶”等（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446页、455页、457页）。王鲁昌先生认为彩陶钵上的三角形、菱形都是鱼纹，他认坤卦符号的地纹“ ”为鱼骨纹，梳形纹为莲蓬是鱼类所生活的空间，鱼和莲蓬都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王鲁昌《论郑州大河村彩陶的生殖崇拜图纹》。陆思贤先生认为彩陶钵上的梳形纹是大风图，梳形纹背上的圆点纹表示鸟头，其作鲲鹏展翅之鸟形，说明鲲鹏寓言不是子虚乌有，其中也寓意夏至节令（陆思贤著《神话传说》70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这些观点差异之大，显然也是与彩陶钵纹饰没有从整体上得到认识和理解有关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正文前所附插页彩图第4页第25图为大河村白衣彩陶钵。据其纹饰结构、布局判断，该彩陶钵当为F1：26，但是它上周的梳纹为25齿，下周的短线纹有一组为四条短线，与《郑州大河村》彩版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附彩图有区别，即与本文所理解的F1：26纹饰有区别。这个梳形纹多出的一齿、短线纹少了一条是修复时所致或原本如此，尚不能得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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