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际汉学研究 核心提示：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
本文摘自《读宋词品大宋文化：明月几时有》，作者：李蓉蓉，出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
“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L.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在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日本学者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復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感慨：“正是有了宋版书，当时的绝大部分著作以及到宋代尚流传的更早著作得以保留至今。这些印刷与宋代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材料，证明极度的学习热情恰是12和13世纪中国人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所占据的重要性绝不下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西方的历史。”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西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认为宋代文化和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可称之为成熟时期。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史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西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北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法国学者埃狄纳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法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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