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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5杨建民博览群书 一
1961年10月至11月的《光明日报》上,连续三次刊登两位著名学人论争的文章。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可是,双方讨论的问题却是“古人的胡子”,这倒使人产生兴味。两位学人,一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一是著名作家,当时转行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
当年第1 1期《红旗》杂志上,刊出了王力的《逻辑和语言》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我们不能说,外延较狭的概念是高级思维,反映到语言里成为词汇丰富的语言。例如从前有人说英语能把胡子分为beard(下胡子)和moustache(上胡子),这就证明了英语的词汇丰富,表现力强,为汉语所不及。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作者举了中国古代的例子:“胡子要不要区别更细的概念,这完全是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并不是谁喜欢才留胡子,而是身为男子必须留胡子。古乐府《陌上桑》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鬚’,可见当时每一个挑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所以《汉书》称汉高祖‘美鬚髯’,《三国志》也称关羽‘美鬚髯’。胡子对古代汉族是那样重要,所以在语言中表现为三种胡子:嘴唇上边的叫‘髭’,下巴底下的叫‘鬚’,两边的连腮胡子叫‘髯’。”
这一节举例,显然是针对有人说英语区分细致,因而证明英语词汇丰富、表现力强,“为汉语所不及”而发。但是,作者的论述过于简括,较为粗疏。譬如仅仅几个举证,就得出“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结论,“汉族男子”,范围太宽;“古代”,时间太长。当然,可以理解的是王力教授当时主要讨论的是“逻辑和语言”问题,说到胡子,只是顺带一笔罢了。
二
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之后,引起了已从事文物研究多年的沈从文的关注。根据自己研究古代文物、绘画及其他艺术品的心得,他写出一篇数千字的文章《从文物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对王力的结论,进行了颇为严肃的指正。
文章开首即说:“胡子,小事也,但是也需要调查研究,才能够明白它的问题,说它时下笔才有分寸,画它时才不至随便乱来。”这几句话虽短,分量却很重。“有分寸”、“不至随便乱来”云云,牵涉治学态度和学风,对一个研究专家,应该是很不客气的。
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谈王力文中所涉古人胡子问题。他置疑:
“王先生说‘古代’界限不明白,不知究竟指夏、商、周……哪一朝代,男子必须留胡子?有没有可靠文献和其它材料足证?”“其次,只因为乐府诗那两句形容,即以为古代每一个担着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这种推理是不是能够成立?还是另外尚有可靠的证据,才说得那么肯定?”
“其三,即对于‘美鬚髯’三字的解释,照一般习惯,似乎只能作‘长得好一部胡子’的赞美,和汉魏时‘美男子’特点联系并不多。是否另外还有文献和别的可作证明?”
对此,沈从文谈了自己的看法:“私意第一点概括提法实无根据,第二点推想更少说服力,第三点对于文字解说也不大妥当。行文不够谨严,则易滋误会,引例不合逻辑,则似是而非,和事实更大有出入,实值商讨。”
由于长期浸润于实物研究,沈从文不仅仅从书本记载来谈此问题,还加上文物材料来说明它。
沈从文从商代文物——雕玉人头,铜鼎上的人头,以及铜刀、戈钺等器物上人头形反映开始举例起,下到春秋战国人形泥范,彩绘木俑,以及西汉时壁画,汉末神像镜,基石刻等大量早期文物实证,对当时或留或不留胡子,以及各时期胡须大致式样进行了介绍,说明“古代并不一定必须留胡子”。至于“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的说法,沈从文认为,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社会风气或美学观影响,胡子的确为人重视,但是,“魏晋以来有一段长长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通过列举文献,他说:“大致可说的是它和年青皇族贵戚及宦官得宠专权必有一定关系。”“到这时期美鬚髯不仅不能成为上层社会美的对象,而且相反已经成为歌舞戏剧中的笑料了。”另外,没有胡子,在书中虽不见得被特别称赞,可也没什么讥讽,如张良的“貌如妇人”,陈平的“美如冠玉”等;说长的胡子是美男子特点,可通过唐代壁画等其他绘画知道,一些上层人物即使年龄很高也并不一定留胡子,而一些诸如马夫、烹茶火头工等都长了一口好胡子。
文章结尾,沈从文还说:“古代事情文献不足征处太多,如能把这个综合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工作方法,提高到应有认识程度……大胆认真摸个十年八年,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的许多空白点或不大衔接处,一定会可望得到许多新发现和充实。”由此可见,针对古代人胡子这个不算大的问题,沈从文牵涉广远予以举证,除去关注严谨学风,还有提倡古代文献与古代文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目的。这应该是他写这篇长文的重要出发点吧?
三
文章于9月12日写就,15日又加一节附记,因太长,《光明日报》在10月21日及24日分两次载完。针对沈从文的指正,王力很快作出反应。11月8日,《光明日报》刊出王力副题为“答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关于胡子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王力首先指明——《逻辑与语言》中说古代区别胡子的“髭”与“鬚”,是针对有人说英语能区分而汉语词汇贫乏而发的。同时说:“我们也不说古代汉语能多分了就是好的,这只是说明时代不同,社会风俗习惯不同,因而词汇也发生变化。古代男子一般都是有胡子的,所以上下胡子和髯需要区分一下,近代有胡子的人少些,所以就不再需要区别了。”
王力承认自己“措词有欠斟酌的地方”,认为与沈从文的分歧,“就在刮胡子这个问题上”。
王力认为,人在原始社会里是不知道刮胡子的,许多时候也没有刮胡子的器具。因之,“在上古时代,让胡子自然生长……”而当时,据古籍记载,剃胡子是一种刑罚,人们当然不愿自己去剃胡子。再者,古代有宫刑,据文章记载,是同时把须眉拔掉或剃掉。还有文字记一些人因特殊原因,男扮女装,也是将胡子剃去为标志的。可见当时人们多是留胡子的,否则易被人们当作罪犯或女人看待的。另外如年轻人留胡子,历史上记录很多。王力举例:曹彰讨乌桓有功,曹操高兴地捋着他的胡子说:“黄鬚儿竟大奇也!”也就是说,不见得好看的黄胡子,曹彰也没有剃掉它,可见当时男人是不剃胡子的。而《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叙述梁朝全盛时期,贵游子弟薰衣剃面,那是作为恶习来批评的。
对于沈从文所引《陌上桑》“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两句,王力认为是说“罗敷的四十岁的丈夫胡子长得很长,令人觉得很美”的意思。由于大家都有胡子,所以如果一个男子长不出胡子或胡子太少就令人感到不美。王力强调:“这里不牵涉到留不留胡子才算美的问题,而只是长得美不美的问题,因为古人并没有刮胡子的风俗。”
“古人的胡子”,是个很微末的事情,但是,事无巨细,当认真谈起,要说清楚时,可就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容易了。古人的胡子,王力虽只是在举例时略有涉及,可仍引起沈从文广泛而认真的探究。按照他的想法:胡子问题虽平常小事,无当大道,难称学术,但谈学术的专家通人,行文偶尔涉及到它的历史时,若不作点现实唯物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个较全面具体的认识。
王力的回应,也有相当的说服力。读后起码从文献方面有许多收获。当然,他在回应文章中换了一个前提,认为自己与沈先生的分歧“就在刮胡子这个问题上”。这是很利于表述的,并且从这个角度显得有利解决,可这却不是沈从文先生着力的重点。
通过两位学者的论争,使我们对此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另外一点,还可以见出两位著名学者的学风。即使是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题目,既然事关古人社会特征和社会审美迁衍,就应当追根溯源,力求弄得清楚。沈从文先生试图以文物加文献相互佐证的思路,今天仍有学人提出并付诸实践。从双方大量的举证,可以看出彼此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求实求真,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这是我们谈此事有意义的地方,虽然从表面看去,这仅仅是有关“古人胡子”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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