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

“良知者，心之本体。”“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这是在王阳明文集《传习录》里能找到的话语。近日，手头没离开这部影响后世颇为深远的大书，在字里行间，领悟著王阳明极具启迪意义的灼见，尤其对他的“致良知”思想印象颇深。

王阳明，明朝中叶的思想大家，开启后世思想启蒙运动的阳明学派之创始人。作为一代宗师，他建立了一套庞大而完整的思想学说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主要表现为继承和开拓儒学传统的教育学说，旨在弘扬儒家德治传统，通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革新，拯救明王朝政治与道德危机，“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他的教育学说具有强烈的时代革新意义和对程朱理学教育流弊的批判精神，足足影响了好几代人。而其中的“致良知”思想，更是被后人所不断传承光大。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有其产生的深刻根源。据其弟子王畿《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记载，“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范例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渍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形成与明代的佛、老文化及儒家学术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他在文化观上受到佛、老文化精神，尤其是哲学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对佛、老文化的一些危害性也较之纯儒学者有切身的体验与认识，“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王阳明既能吸收佛、老文化之可用处，又能避其不足，使自己的“致良知”思想有批判醒人之功。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理学日益走入死板僵化，空疏无用，学风和士风江河日下不无关系。理学自元代以后就成为思想统治工具，被列入科举考试内容范围。明成祖时，敕撰《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之类的钦定教科书，致使浅陋之儒除研读此类书外别无学术可言，故形成“此亦述朱，彼亦述朱”的僵化局面。读书人终身只事于辞章训诂，磨勘八股，才识之士亦“相矜以知，相轨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辞章训诂和八股举业不能培育经世致用人才，理学衰落，学术生命委顿，士风衰薄，以致朝无能臣、国无治吏自是难免。目睹此情此景，王阳明极力宣导躬行实践，以矫正士林中读书与德行脱离的“失德”行为，进而逐步形成了旨在匡正这种不良治学之风和学术氛围的“致良知”思想

“良知”一词，出自孟子，王阳明借用“良知”一词，在用意上和孟子相通，但又指出“良知即天理”，这无疑是对孟子学说的发挥。同时他把《大学》里的“致知”结合进来，遂诞生自成一家的“致良知”一说。一般而言，宋明理学在讨论人的本质问题时，往往以“未发之中”来说明人性中有先验的“天理”存在，本体是至善至美的，而教育应当恢复人的本性。王阳明则认为“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无需用功，“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良知是天理之照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这样，他从理论上以“良知”一元论否定了宋儒的“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二元论，否定了在“人心”中存在“天理”与“人欲”本然对立的观点，而把现实的个体人视作健康的、可以进步的教育物件。他认为“致良知”是要人发展良知，而不是教人在“良知”这个“体”上用功，需在“体之用”上用功，也就是在“良知发用流行中”用功，旨在教育人根据自己的道德理性来按“天理”行事，“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如果说朱熹教育人的主张是从外在客观之理的认识再到自慰身心修养的话，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则是教育人由内在道德理性的觉悟后作用于外在的道德知行。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王阳明通过体用关系，把良知与人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使它有了社会伦理的基础。他的“致良知”思想，究其意在于使教育成为实实在在的道德教化，让人们放弃以科举为目的的“功利之心”，在知行过程中切实把培养个人的道德理性自觉放在首位，然后按照“吾心之良知”的“发用流行”去做人做事，以不使自己成为仅是“道学模样”的“痴呆汉”。

王阳明认为 “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障蔽而不自觉矣。”学习儒家经典是为了致良知，是取其有益的东西来发展良知。因此，要让经书为我所用，而不要让自己成为经书的奴隶。而通过学习经典来发展良知，就须依著“吾之良知”的“天理”取独立思考，得独立见解。“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因此，“致良知”不必迷信圣贤和经典，不必在权威面前屈己从人，“舍心外求”。“天下古今圣愚之所同具”者是“吾心之良知”，经典所揭示的“天理”亦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心外无学”，经典不过是我心之注脚而已。以“吾心之良知”去“臆断”经义，无须拘泥后儒的成见，因为“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他还说：“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圣人述经均因其有作为于当时的补偏救弊，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义理，后人学习经典是必要的，但不可死守其章句。他指出：“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以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经学即心学”，人们要本于“吾心之良知”去发展和应用“达道”，当有所作为与创造。“周公制礼作乐，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昭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经学神秘感和圣人权威性，大胆肯定了学习者的独立思考、自我判断选择等能力，强调了个体自由的作用。这些深刻见解，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和尊重个性的战斗精神，对于社会思想和学术空气的活跃，对于冲破程朱理学主流思想的禁锢和发展个性有重要的启蒙作用。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在明中后期被广泛信奉应用，乃至在阳明学激进派那里，成为所谓“非名教所能羁络”的思想武器。

王阳明之后，泰州学派王艮、徐樾、何心隐、罗汝芳及其门生汤显祖等人，扬弃心学，提出平民哲学，影响极为深远，至李贽更是奇峰突起，光芒四射，影响及于以后整个思想领域，对方以智、王夫之、黄宗羲诸启蒙思想家均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晚清康有为、谭嗣同，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郭沫若等也受过王阳明“致良知”等思想的影响。

作者:杨帆   ;  来源：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