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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此地税负较低，明北方的边民，以及内地的百姓，就因不堪大明王朝的横征暴敛，逃亡于此地，并逐渐形成了蒙汉百姓聚居的“板升”。 张居正作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曾在万历皇帝当政时任内阁首辅，辅佐万历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10年中，张居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财政上，他清仗田地，推行了“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致使“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一时之间，“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王朝政体为之肃然。 就个人命运而言，张居正五十八岁猝死之前，就已被授予太傅、太师，是明代唯一生前被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的大臣。悲哀的是，由于他功高盖主，为万历所忌，一俟去世，即被抄家，直至明熹宗天启二年才为其恢复名誉。可怜的是，他一直为大明江山的两大祸患所焦虑，即所谓的 “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而“板升”之患，即张居正的最大捐税焦虑。 令张首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明江山万里，或许并不缺少“板升”弹丸之地的几斗碎银，几捆柴草，几石粟米。问题在于，长期的人才、技术、税源流失，有损大明财政，也有辱大明形象。而且，作为顺民的百姓，其品行为何如此善变，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背弃大明天子，甘愿背井离乡，投奔茹毛饮血的蛮野之族。 答案就在于，“板升”虽是一个地名，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之蒙汉百姓聚居的地方。蒙语baixing 为汉语百姓之音译，有城、屋、堡子之意。但据史载，明嘉靖时期，蒙古俺答汗就统率土默特部驻牧于丰州滩（板升）。因为此地税负较低，明北方的边民，以及内地的百姓，就因不堪大明王朝的横征暴敛，逃亡于此地，并逐渐形成了蒙汉百姓聚居的“板升”。 明王朝的横征暴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史载，“万历中年，户部岁入本（本色，指实物）折（折色，指折收的银子）钱粮，总1461万有奇，其折色入内库者600余万，入太仓库者368万有奇”。就是说，国家征收的田赋，竟有2/3流入了宫廷的内库。为此，内阁首辅申时行不禁惊呼：“太仓之蓄有限，近日之费无穷……入少出多，势必难继。” 与此同时，明神宗的挥霍无度，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以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民怨沸腾。特别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地压榨，已经把百姓逼到了绝境。正如时人所说：“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 而且，据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的揭发，矿监税使搜刮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因此，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就在山东临清爆发了反对明王朝横征暴敛的抗税风潮，矛头指向税使马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江南也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在明王朝长期无度的苛求与压榨下，对百姓而言，为了减轻税痛，为了生存，用腿表达自己的捐税意愿，逃亡，无疑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而逃亡定居“板升”的汉人，其成分也就比较复杂，有发配戍边的囚徒刑犯，也有大量逃难的农民。且对明王朝的好感不多，不是恨之入骨，就是心怀不满。毋庸讳言，在此民情土壤下，白莲教等反对明王朝的秘密组织与边官将士也会积极活动和聚集。 可想而知，面对此种景象，大明首辅张居正自然寝食难安。这些大量涌入“板升”之地的百姓，不仅带走了人才、技术和资金，而且会长期挤压大明江山存续的物质基础——税源。更为要命的是，各种反对、脱离明王朝统治的力量在悄然加剧。而这些聚集在“板升”的大量无视大明王朝威权的汉族精英们，已经成为板升地区的实际主导者，并做了俺答汗的管家或谋主。 当然，事情的发展，并未像张居正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有一个偶然的事件，即俺答汗的一次“乱伦”闹剧，完全改变了“板升”发展的轨迹与命运。因为俺答汗事后追悔莫及，宁肯以求取“封贡”而换回孙子，才使“封贡”赢得了汉蒙之间从隆庆四年（1570年）至崇祯五年（1633年）的几十年和平。即使“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也是人民捐税负担因此大幅度减轻，“税痛”消减。据史料记载：“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 张居正的捐税焦虑告诉我们，捐税轻重与优劣，直接关系国民的品行善恶。在好的优良的捐税体制下，国民的总体品德水平就高。相反，在坏的恶劣的捐税体制下，国民的总体品德水平就低。 （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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