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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爲核心的傳統文化歷來很重視擔當精神，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較有影響的擔當觀，本文擬對此進行初步探討。
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使岳陽樓著稱於世 ...
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使岳陽樓著稱於世
我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爲核心的傳統文化歷來很重視擔當精神，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較有影響的擔當觀，本文擬對此進行初步探討。
儒家擔當觀的形成
何謂『擔當』？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接受並負起責任』；【辭海】的解釋是『擔負；承當』。其基本意思都是勇於接受，並承擔起責任。它具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以及由此而來的憂患意識。檢索【四庫全書】，『擔當』這個詞直到宋代才出現，但有關『擔當』意識在先秦時期就有較爲充分的表達。
先秦時期儒家擔當觀開始形成，這一時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關君子的記載非常多，而君子必須具有擔當意識。【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認爲君子處世，就應該像天那樣保持生生不息的強健氣勢，頑強奮鬥，永不停止。【易傳】還引孔子的話說，『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在【論語】中也有關於擔當的思想，如曾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則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屈原【離騷】中有『哀民生之多艱』，『吾將上下而求索』等。這些都表達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懷，對百姓生活的關心，以及對自己肩負責任的清醒認識。也正是在這種擔當觀的影響下，出現了【呂氏春秋】所描寫的『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的現象。典型的例子，如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時，李膺『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爲己任』（【後漢書·李膺傳】，陳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後都慷慨赴難。
宋代儒家擔當觀是隨著理學的興起而深化發展的。五代十國時期，朝代更迭頻繁，社會動盪不安，風氣敗壞，士大夫的擔當意識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後，爲了改變這種社會及政治上之頹風，倡導、重視氣節，理學興起，儒家擔當觀也進一步充實、完善。理學大師們都有很強烈的擔當意識。如北宋張載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程顥、程頤重視忠孝節義的氣節觀。檢索【四庫全書】，文獻中較早使用『擔當』這個詞的，是程顥、程頤弟子整理的【二程遺書】。如『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其中『擔當』的意思就是『承擔，並負責任』。朱熹使用『擔當』最爲頻繁，【四庫全書】中可檢索的就有30多次，【朱子語類】【晦庵集】中多次出現『擔當』一詞。如他談到孟子時說，『決然不爲小人邪說所亂，不爲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爲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從文獻看，南宋時期『擔當』一詞不僅理學大師們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廣泛使用。如名臣李綱在信中就提到：『萬一急缺，雖無指揮，亦須擔當。』文天祥在給皇帝的奏摺中寫道：『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元明時期『擔當』的使用更爲普遍。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勇於擔當，不畏強權，爲民請命，大膽彈劾朝中權貴。顧憲成說過：『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隱求鄉里不講正義，不配稱爲君子。』陳繼儒更以『擔當』爲視角對人進行觀察、評判，說『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明末清初，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王船山也呼籲『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總體來說，宋代以來，尤其是理學成爲社會主流思想以來，擔當精神不僅爲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成爲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儒家擔當觀的主要內涵
『擔當』一詞在使用過程中出現過抵擋、擔任、傳承、裁決、掌握、承受重擔等多種意思表達，但最基本的還是接受並負起責任的意思。我們認爲儒家擔當觀的內涵包括強烈的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責任意識和深沉的憂患意識以及君子人格、奉獻精神等。
責任意識。這是儒家擔當觀的核心內涵，儒家典籍中有很多敢於擔當、敢於負責的名言，士人、官吏中也有許多敢於擔當、敢於負責的事例。早在先秦時期，擔當就是君子的美德。春秋時子產鮮明地提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孔子生活的時代，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混戰，爲挽救危局、拯救人心，孔子奔走列國，雖飽受磨難亦不肯放棄。他不避艱難，敢於擔當，勇於任事。當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現時，便致力於平民教育，培養了大批人才，而其思想更是影響了後世幾千年。孟子救世心切，聲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國語】中也有『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的擔當思想。東晉時祖逖爲北伐中原，『聞雞起舞』，中流擊楫。唐代韓愈也是雄心勃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到宋代，理學家們爲重建社會秩序，積極承擔培養治理天下人才的重任。如周敦頤志向遠大，『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張載評價程顥『救世之志甚誠切』；陸九淵坦陳『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苟不用於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范仲淹自少年時起便慨然『有志於大節』，常自誦『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朱熹在任漳州知府時寫過這樣的對聯：『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過；門庭開豁，江山常在手中握。』正是因爲有這種強烈的責任意識，以致顧炎武在回顧宋代歷史時稱『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于謙『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清代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名言爲無數後人景仰。總體來看，宋代以後的文獻中涉及『擔當』一詞大都強調『接受並承擔責任』的意思，如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就有『所以用程昉者，爲河事無人諳曉，又無人肯擔當故也』；元代劉因撰【四書集義精要】稱『如謂任俠者，是能爲人擔當事也』；明代海瑞稱『自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此者，何其故』，由此可見敢於承擔責任是儒家擔當觀的核心內涵。
憂患意識。儒家擔當觀另一個重要內涵是憂患意識。儒家典籍中關於憂患意識的內容很多。如【周易】中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君子以恐懼修省』，『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論語】中也有多處，如『君子憂道不憂貧』。【荀子】也引孔子的話，告誡君子要善待百姓，『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孟子也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淮南子】則稱『諸子皆起於救世之弊』。【元史·抄思傳】總結了人在三種情況下可成就一番事業，即『知恐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最典型的反映儒家擔當觀中憂患意識的，當是范仲淹的名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湯一介先生就說過，『自孔子以來，從中國歷史上看，儒家學者多對社會政治抱有「以天下爲己任」的憂患意識』。正因爲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心態，謹慎、小心、周詳地考慮問題，有爲君子、士人才能成就擔當的責任，完成歷史使命。
君子人格。儒家重視君子文化，注重培養士人的君子人格，強調道德，注重節操。先秦典籍中提到『君子』的語句很多，據錢念孫先生統計，【周易】中提到53次，【論語】中提到109次，【孟子】中提到82次，【荀子】中提到304次，【詩經】中提到180次。儒家擔當觀的內涵也包括君子人格。因爲敢於擔當，就必須要有無私無畏、爲國爲民奉獻、服務的精神，這就需要具有一定的精神境界。【大學】中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強調大丈夫人格，『善養浩然之氣』，要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攀龍在解釋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時說『當死便死』，『雖然殺身也要成得一個仁字才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曾國藩也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也正因爲儒家倡導君子人格，在我國古代形成了一種文死諫、武死戰的優良傳統。每當民族危難之時，就有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爲國分憂，爲民請命，可歌可泣。
奉獻精神。肩負擔當的使命，往往要付出，甚至會付出生命的代價，這就需要有奉獻精神。翻閱史書，我們可以看到爲擔當而奉獻，甚至獻出生命的比比皆是。南宋初年岳飛英勇抗擊金軍，令金兵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但由於秦檜等陷害，最終屈死風波亭。明代張居正誓言『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作爲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他輔佐萬曆皇帝開創了『萬曆新政』，【明史】稱，他爲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但仍然沒有逃脫死後被清算、抄家毀墓的命運。至於因勸諫而遭懲罰的事例也俯拾即是，如宋代宋敏求、蘇仲、李天臨等熙寧三舍人，就因犯顏直諫被罷官；明代楊繼盛爲彈劾奸臣嚴嵩遭『棄世』。即使這樣，仍有許多志士敢於擔當，勇於奉獻。像南宋時期理學家胡宏，鑑於道學衰微、風教大頹，聲稱『吾徒當以死自擔』；明代海瑞曾備棺上諫。所以魯迅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儒家擔當觀因具有強烈的責任意識、深沉的憂患意識、倡行君子人格、勇於奉獻，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對促進國家統一、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等發揮過積極的作用。時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值得傳承與借鑑。
（作者分別爲【中國組織人事報】總編輯、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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