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名家袁世凯去世百年 身后为何出现传统文化炼狱

对话名家袁世凯去世百年 身后为何出现传统文化炼狱

民国纪念币

对话名家袁世凯去世百年 身后为何出现传统文化炼狱

袁世凯墓碑

【导言】河南袁林，当地人称之为袁坟。1916年夏，袁世凯安葬此地。经历近百年的风雨冲刷，墓身依然坚固如初。墓碑的正面，镌刻有九个字：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然而墓碑的背面，却是一片空白，没有只言片语的评论。

一百年前的这天，也就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病逝，时年57岁。谢世当日，他的书案上有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还是发布命令，以国葬之礼，拨款50余万银元，将他安葬于当年隐居过的洹水之畔。总统令中称赞袁世凯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要求国务院为他举行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出殡当日全国下半旗一天，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

对话名家袁世凯去世百年 身后为何出现传统文化炼狱

河南安阳袁世凯墓（又称袁林）

从1881年以一个打酱油的小军官身份初涉戎事，到1916年权倾天下却众叛亲离，袁世凯35年的政坛生涯，留下太多的争议。他集中国之华盛顿、真正的改革家、独夫民贼、窃国大盗、卖国贼等各种标签一身，死后一百年来，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差评压倒性地多于好评。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写到：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以一篇雄文口诛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更是恶评其为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

但是，随着很多历史材料的发掘与分析，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渐渐去政治工具化，变得不再是一边倒的否定。标签化、口号化、泛政治化的评价，退让于以理性、客观为前提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的进步。站在一个更加纵深的历史上，将时间的座标尺、历史的光谱延展开，以同情之理解去看待前人在中国近现代化转型的各种尝试，也许更有助于今人来重新认识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大变革。

近日，湖南省社科联硏究员、〖船山学刊〗原主编张以文先生历时近20年研究之新著〖袁世凯时代〗脱稿。该书摆脱传统的述史格局，以＂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为视角，广泛吸收了海内外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全面论述和评价了袁世凯时代及其个人的功过得失，深入探索了晚清民国的政党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诸问题，视角新颖，新见迭出。那么，在他看来，袁世凯的改革对中国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有何作用？ 他希望恢复大国自信的举措，是否影响到民族文化的重建？后袁世凯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劫难频仍？就此，张以文先生接受了独家专访，以下为采访实录：

对话名家袁世凯去世百年 身后为何出现传统文化炼狱

湖南省社科联研究员、〖船山学刊〗原主编张以文接受专访

凤凰国学：袁世凯去世已经100年了，人们仍在讨论着关于他的话题。过去我们教科书上对他的描述，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纠纠武夫，一个专制横暴、卖国求荣的统治者。从您的研究看，是这样的吗？他有没有做过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

张以文：袁世凯去世已经一百年，但人们仍在关注着他，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重要。和孙中山一样，在近代历史的书写中，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但和孙中山死后备极哀荣的结果截然不同的是，袁世凯死后痛遭诟病、谤满天下。这种状态与国民党宣传家戴季陶、冯自由等人的定论是有关的。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出发，丑化政敌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任意塗写历史的方式，是时代特定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者发表了专著、论文、传记，对袁世凯早年生活及其成长道路，进行了梳篦整理。实际上，他出身在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书香世宦之家，他的叔祖父袁甲三和曾国藩是同朝进士，极亲密的朋友，且同在理学大师倭仁门下研习学理。父兄一辈都是读书出身，多有成就于社会，他自已在少年时代就怀抱救国宏愿，算得上一个有志之士。

晚清十年新政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在袁世凯的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改革由经济、军事、文化的现代化起步，逐渐深入到政治领域的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并为后来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

他在总统任上，为抵抗列强侵吞外蒙古、西藏、东北三省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日本人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要独占中国东三省，压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在国力困乏的不利形势下，他运用种种外交技巧和政治斡旋，以局部经济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守卫了国家主权，使日本吞并东北的野心失败。国民党当时为推倒袁世凯政权而宣传他卖国，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作依据。

凤凰国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袁世凯从崛起到陨落，也就是说，从走进政治中心到恢复帝制后众叛亲离，过程并不算长，但折射出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思想纠结。您觉得袁世凯选择帝制，真的只是权力膨胀的结果吗？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张以文：这应该是评价袁世凯历史地位的核心问题。辛亥革命以后，国内四分五裂，蒙古、西藏面临肢解，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重建自己的国家。派别不同的政治精英，为社会提供了三种可能的选择。

以宋教仁为首的稳健派，主张在维持袁世凯为总统的前提下，推动政党政治，用议会力量，逐步取得政权，过渡到民主社会。

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主张再起二次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推倒袁世凯夺取政权，以便＂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

而以杨度为代表的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国家贫弱，外敌凭凌，内部四分五裂，首先要统一国家，巩固中央集权，保护工商业发展，积累财富、强大军队，中华民族才有可能立足。他认为，民主是重要的，但是，是第二步的事。

作为执政者，袁世凯坚持这一政治路线。他希望借皇帝的政治权威，安定社会，他的称帝，是在国内动荡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果。应该指出的是，他试图建立的洪宪帝制，和传统的封建专制帝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洪宪帝制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是传统专制国家走向现代民主的一个折衷的步骤或一种初级的形式。世界上有二十二个亚欧国家，以这种方式完成了社会转型。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他抱有个人权势欲望，但从历史的客观事实出发，当时社会潮流的推拥，是他接受君宪的重要因素。

凤凰国学：我注意到，您是以中国现代化为自己研究的视角。那么，您认为袁世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大的贡献是什么？袁死后，他的成果是否有所保留？

张以文：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从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时断时续、强弱不一。袁世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民国初年，大力推动经济立法，主持制定和颁布了50余部工商法规，废除了晚清残存的垄断经营制度，解除了对民间兴办各类企业的限制。这些经济法规积中国数十年推行工商兴国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构建和确立了走向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这些法律与法规，有许多至今仍然是我们经济立法的原则。其所产生的社会成果，也为当代经济学家所肯定。

袁世凯死后，袁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由于符合民族资本发展的实际要求，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这正是费正清称后袁世凯时代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的重要原因。1930年以后，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推行统制经济政策，把国内大部分重要企业强行国有化，从而逆转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历史课题。

凤凰国学：您为什么认为后袁世凯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炼狱？

张以文：首届国会制宪期间，以陈焕章等人为首的一百多名国会议员，基于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针对当时社会腐败、道德沦丧的现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草案，要求确立孔教为国教，以凝聚民族精神。由此而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论争的热潮，政治反对派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专制政治混为一谈，捆绑批判，历时数年，震撼强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梁启超、章太炎、戴季陶、吴虞、易白沙、胡适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把矛头指向孔子。号召打倒孔家店，宣称中国二千年的历史是吃人史，二千年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知识精英找不到方向，转而都愤怒地斥责民众麻木、愚昧、保守、贪鄙。他们以嘲弄自已民族的文化和民众的落后为快事，留学归来的教授们甚至宣称：中国文化没有美的情感、没有宗教的情感。主张把耶稣的伟大人格和崇高感情培植到中国人的血液里去。

知识精英们总结了中国的不可弥补的残缺：第一、中国文化不行，二千年混沌世界，无政治可言；第二、中国文字不行，钱玄同倡议废汉字，全部拉丁化，知识精英纷起响应；三、中国人种不行，血质低下，感情不崇高；四、中国人思维方式不行，没有苏格拉底似的欧式思辨，主因是缺乏宗教情怀；五、中国土地不行，农耕太久，地力疲乏，以至于产生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激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的一切，给予了最彻底的批判，就连为中国治过洪水的大禹，也被批成了一条虫。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空前的文化暴力，它几乎滌荡了中国人残存的自信和最后的尊严，不但是普通的民众，知识精英也大多失去信心。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和富有者大举外迁或纷纷将子女送出国门，与此关系莫大。

凤凰国学：从您最早开始关注袁世凯，到写成〖袁世凯时代〗书稿，前后花了多长时间？期间学界及主流意识形态对袁世凯的评价有没有大的变化？从民国到现在，研究袁世凯的人很多，您的创见在哪些方面？

张以文：我一直热衷近代史的研习，大学毕业时，林增平先生旧著「中国近代史」重版，他送了我一套，这使我格外珍视并加强了相关人物的研究。但直到90年代初，我才把注意力放到袁世凯方面。我从长沙晚报调到省社科联，希望偷闲做点研究，但新岗位仍要求我主办报纸且兼任杂志主编，因此进展极慢，历时漫长。当然这也好，让我有充分的时间，吸收学界的新成果。此期间，除了阅读大量的史料，我先后拜会过骆宝善、侯宜杰、郭剑林、苏全友、张华腾等袁世凯问题专家，访问了天津历史博物馆、保定直隶总督博物馆、小站练兵博物馆、武昌起义纪念馆、南京总统府、河南安阳洹上袁林博物馆等地方，收获不小。

开放以来，国内近代史研究包括袁世凯研究进展很大，大量的历史真相得到澄清，比如，以前都认定戊戌政变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发生的。诸多学者包括戴逸先生的论证，否认了这一结论。历史教科书的一些修订，也反映出了这些新的评价。

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成就，已经开始为研究者注意，人们以＂实用主义＂来定义他的成功。但是关于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和特点，没有什么人涉及，我在本书中做了初步的探索。

袁世凯政府主持下，民初在经济领域大规模立法，从而奠定了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方向，在袁世凯研究中，一直不为人们注意。近年有一些经济学研究者开始挖掘出新的史料和提出了新的见解。我在综合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确立走向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为专题（第四章第六节），进一步强调了民初经济立法的时代意义。这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

洪宪帝制问题，是人们一直不能容忍和理解的。这是一个沉重敏感的话题，很多人都认为，讨论君主立宪，似乎就是想恢复皇帝，就是想开历史的倒车。我从中央集权和立宪原则两个方面，对此提出了新的探讨（第四章第十四节）。作为一种观点，期待各界批评。

此外，我对近代史事的一些判读，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事例琐碎，不一一例举。

凤凰国学：近一百年来，中国政坛上如走马灯一样出现过很多人物，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但凡不支持暴力改造中国社会的人，往往被视为反动、保守，至于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对中国文化及其他领域的贡献，均很难见诸教科书。您怎么看待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这群所谓的反动者？今天对他们的评价如果有必要进行修正，您认为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张以文：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产生这种状态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逐步糾正的。为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人物，历史必将给予其应有的地位。关于北洋派人物的评价，我在书中有较多的提到。

事实上，现在出版的大量的著作，己经在做着修正工作，当然，有的评论并不准确。习近平今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这应该是我们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