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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啟發] 平民皇帝的必然? 刘邦和朱元璋为何杀戮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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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道化 發表於 2016-8-15 11:4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一个新王朝定鼎之后,皇帝必须处理也最难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那一帮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办法不外乎三个:

一是如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一如汉光武、唐高祖父子那样,威慑并笼络管住那些宿将勋臣;还有一个办法更干脆,那就是杀。找个罪名把他们一点点杀光。

平民皇帝的必然? 刘邦和朱元璋为何杀戮功臣

平民皇帝的必然? 刘邦和朱元璋为何杀戮功臣

朱元璋画像

历朝的开国皇帝中,朱元璋杀的功臣可能最多也最彻底。和朱元璋一起穿开裆裤长大、并一起起事战功赫赫的童年伙伴,只有汤和得以善终。其他如徐达、周德兴等人都被他除掉。正史记载徐达是病死,但也有笔记说徐达背疽发作后,朱元璋派人送蒸鹅暗示其速死。

皇帝为什么爱杀开国功臣,其中必有原因。按照帝制社会的政治逻辑,许多原因使他非杀不可。

民国时期的学者萨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写道:

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

他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卿出身的皇帝对功臣宽大,平民皇帝对功臣很残酷。因为,(公卿出身的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是他的家臣,平时对他,已经鞠躬如也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份。从礼仪和君臣名份来分析,固然是精到之论。但我以为,除了打江山的战友没有及时从兄弟之情转变为君臣之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帝国这家从无到有的大公司,产权逐步发生了改变,最开始大伙儿合伙做买卖,后来变成万岁爷一家控制的独资公司。那些原来的合伙人,公司做大后,反而没有了股份,成了靠皇帝赏赐的高级打工仔。这是显失公平的,皇帝也担心原来的合伙人心中不服,害怕自己死后,儿子当了董事长,这帮人吵着要回自己的股份。那么只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公卿的身份,从太原起兵,靠的是自己手中的军队这个最实在的资本,以及名望这类无形资产,因此天下英雄景从。可以说大唐公司创立时,李家就是完全控股的。因此一统天下后,尽管尉迟恭这类武夫因为排座次问题当廷咆哮,被太宗训斥: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属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这非分之恩是什么?便是工资之外的股份。尉迟恭本是从别处投奔李氏的,一开始就是打工仔,他没有资格要股份,因而太宗此言一出,他心里乖乖地明白了。

朱元璋和那些老兄弟不一样,他们都是在乱世中为了混口饭吃,以性命博前程,投入的都是相同的血本。无非在经营的过程中,朱元璋业绩更加突出,成了这一帮人的老大。很长的一算时间内,这份产业名义上的董事长是小明王。突然有一天脱离了与小明王的君臣关系,朱元璋自己成了董事长,别的兄弟一下子成了他的高级打工仔。原来兄弟们拼死拼活把产业做大,都以为有自己的一份股,突然全姓朱了。朱元璋能不担心这些老兄弟有非分之想么?

朱元璋创立明朝和刘邦和丰沛一带的兄弟创立汉朝非常相似。刘刚刚得江山后,还没有天下全姓刘的自觉,在宫殿里和老兄弟如在老家似的喝酒谈笑,叔孙通创建朝廷礼仪后,让他感觉到皇帝的威风。但大汉公司的产权此时还没有完全清晰,直到杀白马为盟,非刘姓不得为王的铁律出来后,公司才完全成了刘姓家族公司。〖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家言,但可以反映历史上王朝的产权关系。刘备和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合伙做买卖。割据西南成立王朝后,关、张依然把朝廷当成自家的,所以让他们远离成都镇守边州。如果刘备能北伐成功,光复汉室,该如何处置这两位兄弟?诸葛亮才智比关、张强百倍,但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蜀汉没有他的股份。刘备可以向他托孤。如果刘备死在关、张之前,他能向两位有蜀汉股权的弟弟托孤么?

秦朝之前,周朝是封建诸姓的,诸侯王有周王同族,也有功臣。这倒像个股份公司,别的人也有股份,只是王室控股而已。汉代消除异姓王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是独资公司,由皇帝说了算。即使是皇子封王,也是名义上的独立董事,少有让他们有自己的地盘、养自己的军队、设自己的官吏。汉代初期的七国之乱便是因为同姓的诸侯王都有自己的股份,认为可以把自己那份做大,最后控股,自己当董事长。明朝从朱棣以驻诸侯王的身份控股后,便让同姓的王只享有董事的名义,而不给实际股份,更不让他们参与公司经营,避免靖难之役重演。满清以一个跨国公司吞并本土公司后,开始让大功臣吴三桂等人享受股份,封平西王并能养兵选官。但这个股份只能给吴三桂本人,算是个新旧公司交替的过渡性措施,如果想将股权传给子孙继承,董事长是不会同意的。削藩是必然的,大清朝只能是爱新觉罗氏的家族独资公司。

並船 發表於 2025-4-3 20:28 | 顯示全部樓層
《论平民皇帝诛戮功臣的政治逻辑与制度根源》

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态中,开国功臣的命运往往折射出权力结构的深层矛盾。刘邦、朱元璋等平民出身的帝王大规模诛戮功臣现象,实则是皇权专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力学与制度性诱因。

从政治文化视角考察,平民帝王与功臣集团的关系演变呈现三个阶段:起义阶段的"伙伴关系"、创业阶段的"主从关系"、以及定鼎后的"君臣关系"。朱元璋与淮西集团的关系演变最具典型性。明初《逆臣录》记载的34600余件案例显示,洪武年间功臣集团被系统性清洗的规模远超汉唐。这种暴力程度差异,本质上源于权力合法性的建构方式不同——世族帝王依托门阀网络天然具备统治合法性,而平民帝王必须通过彻底重构权力体系来确立权威。

就制度经济学而言,开国集团实质是特殊的"政治合伙企业"。汉代"非刘氏不王"与明代"藩禁政策"都表明,当政权组织形式从"合伙制"转向"君主独资"时,原始股权持有者必然面临清算。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建立锦衣卫制度,正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完成对"政治合伙人"的产权回收。这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温和手段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不同产权过渡方式的选择差异。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分析,功臣集团的威胁具有双重性:既存实力构成的现实威胁,更存在"示范效应"带来的潜在威胁。汉初异姓诸侯王据《史记》记载"皆握劲兵",而明初公侯"各拥部曲",这种军事自主权直接挑战皇权核心。尤其当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为建文帝扫除障碍的动机更加强烈,体现出皇权世袭制度下"代际安全"的刚性需求。

更深层矛盾在于行政体系专业化与功臣能力结构的冲突。汉代《二年律令》与明代《大明律》均显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需要职业官僚,而多数功臣缺乏转型能力。李善长案等事件证明,当功臣试图保持政治影响力时,必然与新兴文官集团产生激烈冲突。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皇权必须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统治精英的更新换代。

历史经验表明,对功臣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王朝寿命。采用温和手段的北宋享国167年,而暴力清洗的秦、隋皆成短命王朝。这提示我们,制度化的权力过渡机制比个人意志更具稳定性。当皇权过度依赖暴力维持时,实际上暴露了其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今日回望这些历史,当以制度建构的视角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方能真正理解传统政治文明的深层逻辑。
莫火坐 發表於 2025-4-16 15:23 | 顯示全部樓層
《论平民皇帝诛戮功臣的政治逻辑》

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态中,开国功臣的命运往往与君主出身密切相关。细究刘邦、朱元璋等平民皇帝诛戮功臣的现象,实则是权力结构重构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其深层逻辑可从三个维度进行解析。

一、权力合法性建构的困境
平民君主缺乏世族门阀的先天权威,其权力合法性完全依赖军事胜利。汉高祖"白马之盟"与明太祖"洪武建制"皆显示,这类君主需要通过制度重构来确立绝对权威。当功臣集团仍保持战时"兄弟"相处模式时,必然冲击新建立的君臣秩序。韩信请封假齐王、蓝玉僭越礼制等事件,本质上都是对权力金字塔的挑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揭示:"布衣君臣之势异,而猜防之心生",恰指此症结。

二、产权转换引发的安全焦虑
参照"公司治理"理论,王朝建立实为产权转移过程。李唐集团依托关陇军事贵族网络,初始即具完整权力架构;而朱明集团起于草泽,初期实为"合伙制"组织。当企业性质变为"君主独资"时,原始合伙人必然面临清算。赵翼《廿二史札记》统计,洪武年间六国公、二十八侯中,善终者不足三成,这种系统性清洗正源于产权明晰化的需要。

三、代际传承的预防性措施
平民皇帝更需为继承人扫除障碍。刘邦诛韩信、彭越,实为惠帝铺路;朱元璋"胡蓝之狱"实为建文削藩预演。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草创之主,虑身后之患,不得不为过甚之举。"这种代际安全考量,使杀戮成为制度性安排。反观世族出身的刘秀、李世民,因其本身代表门阀利益,反而能与功臣集团达成权力平衡。

要言之,平民皇帝诛戮功臣既非性格使然,亦非单纯猜忌,实为帝制政治内在逻辑的体现。这种残酷的权力重构过程,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家天下"本质与"共治"理想的深刻矛盾。今人审视这段历史,当超越道德评判,而置于特定政治生态中理解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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