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者的彷徨与震撼原来『蛮夷』比我们更文明

湘阴，湘北小城。湘江流经此地,始汇入浩淼洞庭。

此为远浦归航之地。夕阳下的守望，涛声里的远方，都在水滨之地，如一管芦笛，一夜笙歌。

而今，你走在湘阴县城，真正知道郭嵩焘人生并懂得其意义和价值的，可谓少之又少。他们更愿意谈论鹤龙湖的蟹，或某处的油菜花开得正好。

车子驶入县城的时候，我提议去郭家老宅看看。那么个旧房子啊，去看过啊，真没什么好看的。我没有坚持。想想也是，如果故居仅仅为旅游开发而重建。那不过是一处记忆的地标，藉以安放游人的敬意和缅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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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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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故居附近的陋巷（资料图）

对于郭嵩焘这样的思想者来说，老屋可寓居亲恩与乡愁，却怎么也安放不了文化的中国与文明的世界。

明万历年间，郭嵩焘的先祖自江西迁入湘阴，靠经商而发家。

有流水的地方就有商业之盛；而有商业的地方就有开放之精神。这些，或许都是上天给幼年郭嵩焘的滋养。

18岁考秀才，20岁中举人。公元1837年，郭嵩焘从湘阴来到长沙，进入岳麓书院。那是一段云上的日子。在这里，他结识了刘蓉和曾国藩。多少次，林泉朗月之下，风发正茂的他们纵论圣贤之道，各怀功名之志，相期不负平生。此三子，一生皆为莫逆。

而今，岳麓书院的讲堂两侧的对联，郭嵩焘他们都读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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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讲堂楹联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 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联系起曾国藩、郭嵩焘此生留给世人的评论，只觉这毁誉听之于人的慰勉，似乎专为他们而备。文字就是一道炫光，足以穿过重重叠叠的人心与历史。几十年后，曾国藩因组建湘军、戡乱太平天国，成为权倾一时的晚清重臣，被满清朝廷封为一等武毅侯。郭嵩焘亦曾巡抚广东，成为晚清第一个出使西洋的外交使者。

这一切，或许都与他们当年于岳麓书院的那些契阔谈心相关。多年以后，郭嵩焘于病榻上弥留之时，还在以诗追念这些年轻的日子：见及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两公名业都千古，辜负江湖老病身。

求学岳麓书院的第二年，郭嵩焘便和曾国藩一起晋京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次，曾国藩中了进士，而郭嵩焘黯然南归。此后，他再度参考，又再度落榜。直到公元1847年，而立之年的郭嵩焘方才以第二甲第三十九名的成绩，中了进士。与他的同科进士，都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晚清变革社会的人物：李鸿章、冯桂芬、沈葆桢

在没中进士的那些年，郭嵩焘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去了浙江。那是公元1840年。

这一年，中国朝廷那尘封千年的沉重大门，在鸦片战火的隆隆炮声中吱呀启开。远渡重洋的坚船利舰驶入了帝国的残阳，拖着长辫的满朝文武，震怒于侵略的海盗，却又震惊于文明的天使。

鸦片的销烟，最初起于中国的海域。可是，对于湖湘而言，来自于西方的这一次重创，可能还只是关于长毛的饭后谈资与谣言。

22岁的郭嵩焘，却近距离亲历了这一场战争。这一年，在友人推荐下，他到了浙江，成为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年轻幕僚。

鸦片战事，近在咫尺，郭嵩焘不可能没有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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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笔下的鸦片战争场景

当年，来自英国的东方远征军于浙江登陆，先攻占了定海，一月后北上渤海。越明年，英军炮轰广州，随后攻占厦门。短短的时间之内，定海、镇海、宁波、慈溪、余姚、奉化以及吴淞、镇江、上海、南京等沿海城市，面对艨艟斗舰、金发碧眼与洋枪洋炮，除了瞠目结舌之外，几无还手之力。

朝廷命奕经为扬威将军，组织三万兵力。这一场战事的展开，无异于古代冷兵器遇到了近代热兵器。交战双方，似乎不在同一个年代。

郭嵩焘第一次目睹了这一股来自异域的旋风力量。他痛感中国海防的松弛与荒废，也意识到整个王朝正处于唯唯诺诺、跌跌撞撞和摇摇晃晃之中。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阵一死报君王。这才是一个士夫夫于乱世的精神与风骨吗？

郭嵩焘陷入了深层的反思。

其实，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初衷，并不在土地，女人，皮革与金钱，只是通商与贸易。因此，一纸〖南京条约〗暂时就平息了枪炮的轰击。重门深锁的神州大地，从此撕开了几道口子：上海、南京、厦门等五个沿海城市从此开放通商。

英国人的炮火、坚船与现代兵器，给郭嵩焘所带来的震荡，几乎颠覆了自己的世界观。然而，与其一样强烈的震荡，却表现在朝野士大夫们对于洋人的浅薄认知与妖魔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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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时期的英中两国君主：维多利亚女王与道光皇帝

有人说：英国女王可以自己找对象。这哪里还是人啊？分明是对君臣大义的最大挑战嘛！他们压根就不是人，当然也就谈不上国家，他们只不过是可恶的洋夷。也有人相当然：别看英国人的眼睛那么大，其实晚上看不清楚。还有人意淫成奇葩：英国人上半身刀枪不入，可下半身并不行。你用长棍子一扫，他就会应声而倒。因为，他们的腿脚束缚得太紧。所有高谈阔论的识见，无不来自踱着方步的朝廷大员、巡抚，至于普通百姓的迷信、荒谬和可笑，可想而知。当时，即令像林则徐、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他们对于洋人与洋务的认识，也都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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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前期的英国士兵与其装备

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恍如村落。然而，在19世纪中叶，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华夏文明，却完全与世界失去了联系。

我总在想，一个国度、一种文明，到底需要多长时间的闭目塞听、闭头锁国，到底需要何等程度的愚昧无知和专制诛心，到底需要怎样一种群体性的盲目、偏见与敌视，才能成就如此群体性的贫弱、落后、与可怜的精神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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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武士

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上，整个社会的权力和智识阶层，几乎都在袭用几百以来的华夏中心观，都在莫名奇怪地固守着以华化夷或万方来仪的帝国虚荣。

人们站在疆域辽阔的海棠叶版图上，站在农耕文明的田垄上，全然看不见蓝海那一边的机器大生产与工业革命的划时代变革，也看不到地平线上新大陆的悄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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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鸦片的清朝人

没有什么比一场战争更能窥见王朝的松弛和衰朽。

在浙江，郭嵩焘通过战争获得一个观察西方的窗口与视角。然而，那时那地，他看到的还只是兵舰之利，尚没有真正见识过文明之光。

中进士之后，郭嵩焘的父母先后辞世。遵制，他六年丁忧在家。

他没有想到，战争如此迅速地威胁着自己的家乡。

这一次，不是外族，而是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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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作品中的金田起义场景

公元1851年，落魄秀才洪秀全，于广西金田村起义，建立太平军。整个王朝就像一个老房子。太平军一路攻城掠地，次年即进入湖南，围攻长沙，其势不可阻挡。

危如累卵之际，朝廷命侍郎曾国藩在家乡组建地方团练，以剿灭叛乱。其时，他正在湘乡服母丧，守制在家。接到这一纸诏令，曾国藩本能地力辞不受。闻此，郭嵩焘的车轿从湘阴直抵湘乡，一为吊唁，二为力劝，他以保护桑梓之名从国藩其父处获得支持。

曾国藩日后组建湘军，成其功业，其始在此。此后，左宗棠出山，亦是郭嵩焘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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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左宗棠

后来的历史表明，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左宗棠，皆功高赫赫，为晚清中兴名臣。若问其最初，郭嵩焘皆劝说有功，他也一直引以为荣。

曾国藩出山之后，湖南巡抚张亮基亦迎左宗棠入幕。以左氏之才，太平军攻长沙未克，绕道益阳、宁乡、岳阳，直至攻取武汉，占领南京。

当是时，江忠源致书郭嵩焘，恳请他经营国计，保卫地方。随即，入江西营帐，辅佐戎务。至前线，嵩焘这才惊讶地发现：太平军水上力量极其强大，十余万船只泊于水上，而人皆舟居。

自贼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

这些夹着湘阴口音的滔滔宏论令江忠源极为激赏，他嘱嵩焘紧急上疏。不幸的是，忠源不久便战死于庐州。此后，曾国藩以造船自任，移驻衡州，以建江南水师。郭嵩焘辅其军务。

那是公元1855年。湘军一度攻下武汉，旋又被太平军所占。九江一役，湘军更是惨败，曾国藩退守南昌。在最困难的时候，当年岳麓书院的三剑客，再次相聚帐中。他们所达成的精神默契是：奔走效力，皆所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

超乎功名利禄，只为同道相知。他们，成就了湘军的最核心。

是年深冬，郭嵩焘前往浙江，负责为湘军筹饷。从水路抵达杭州时，正是除夕之夜。其时，浙江市面所用皆为花边洋钱，此行收获无多。于友人提议下，郭嵩焘致函曾国藩与浙江巡抚，决定前往上海。

鸦片战争的海上硝烟，让郭嵩焘见识过海盗的狰狞。这一趟上海之行，却让他震惊于西方文明天使般的微笑。

1843年上海开埠之际，尚不过是一个海边小县。然而，12年之后，在洋泾浜以北的租界，船舰，洋楼，洋房，物什、饮食、男女，儿童来自异域的生活与画卷，为郭嵩焘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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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上海

这世界，不同于血与火的江南战场，更不同于积贫积弱的传统民间。一个中国人看到外国租界发生的这一切，按世人的观念与逻辑，似乎只能是敌视与愤激。

越是愤慨与仇恨，便越能表达民族的立场，越能表达爱国的衷心，越能显现道德的神圣。

然而，郭嵩焘的思维并未停留于感性，他并未被一触即发的情绪遮蔽自己的独立思考。

看看他所记下的洋楼吧。

极明爽。四面皆离立。环以窗棂，玻璃嵌之。高或三层，皆楼居，而下设议事厅。或曲折作三四间，五六间，置诸玩器，精耀夺目。

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现代建筑或写字楼几乎随处可见。中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让郭嵩焘当年的惊异变成了生活的常态与常识。然而，放到160年之前，处在战火并未退场的背景下，有谁还能感叹洋楼的殆罕与伦比？那不是犯众怒吗？

郭嵩焘一直在犯众怒。他特意去参观了黄浦江上的英国兵船。相形之下，他自己为湘军所建的那些小筏，又是何等寒碜！这是依靠机器的火轮船。郭嵩焘满怀好奇地登上舷梯，察看机器，并且，还第一次在船上的餐厅里喝到了洋人酝制的红葡萄酒。

如果抛开战事不说，洋人其实很有涵养。孩子极秀美，妇女多出游。人与人彬彬有礼，殷勤致意，互通款曲。

他几乎以一种超越战争的眼光，很快就将洋人还原成了一个文明人。他对于洋人的态度，更多是一种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

一百多年来，从海外归来的人们，对于国外文明生活的礼赞与致敬，从来不曾停止过。对于国外的城市建设、公民素质、文明素养、规则意识，人们总免不了万千感慨。可是，当海归们谈论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时，再也没有人去给他贴上汉奸的标签，也没有人再去简单地指斥其奴颜和媚骨了。

较之郭嵩焘，这都是一百多年之后的后话。

他的时代无法理解他。这，就是郭嵩焘思想的超越，是他此生无以排解的寂寞，也是他注定被人曲解的地方。

于他而言，对于文明人的文明生活，喜欢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比照与叩问：同样是上海这样一片土地，为什么千百年来就没有生出如此美好的文明生态呢？

上海之行，郭嵩焘遇到了近代中国最早通晓西学的有识之士，李善兰与王韬。共通的思想与识见，让他们一见如故。

在郭嵩看来，洋人无疑是现代文明人，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为文明之邦。他们显然不同于夷狄外族，而是来自于一个先进的世界。那是有本有末的文明，政教为其本，器物为其末。

在一个极易被战争灼烧情绪的时代，郭嵩焘凭借着自己独立而理性，以一种拥抱、对话、学习、致敬的方式，硬是将古老的中国境遇悄然放入了世界文明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