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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啟發] 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读来新夏先生〖北洋军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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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飞 發表於 2016-8-17 09:3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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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两大本〖北洋军阀史〗(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摆在我案头的时候,我禁不住在想,是怎样一种信念支撑一位老人从青年到壮年,从中年到暮年,穷其毕生精力,来研究一段不受人关注的历史?如今,来新夏先生(1923—2014)已作古,我也只能从先生的序言〖我和北洋军阀史研究(代序)〗一文中窥得一丝踪迹。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只需一眼,就认定了一生的伴侣;一个偶然,就决定了一生的方向。1949年9月,结束了华北大学政治学习的来新夏,被分配在副校长范文澜教授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他被指定做近代史研究,主要工作就是对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收缴移送来的藏档清理分类。这是一件极为枯燥无趣的工作。『半年多的档案整理工作,使我对北洋军阀这一近代的政治军事集团,从兴起到覆灭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对错综复杂的派系也掌握了基本脉络,奠定了我将以一生绝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基础。』来新夏说。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肇端于19世纪末,形成于辛亥革命之际,它们制造的政治纷争、割据、混战等种种历史现象,给后人留下了无数有待分析、论定的课题。这段历史很短,但这短短的三十几年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创伤,却用了半个多世纪才抚平。

我对这段历史的认识,除了历史课本外,就只有读过的〖秀才军阀吴佩孚〗和〖段琪瑞传〗。但传记文学毕竟加入了作者个人的好恶,让读者无法了解历史的全部真相。故而这部〖北洋军阀史〗便弥足珍贵了。

1895年12月,清政府组建『新建陆军』,袁世凯接练新军,并以新军为起点,组建自己的军事班底,也就是后来的北洋军。他凭借北洋军走到人生的最高峰,也因此走向覆灭之路。很多人认为,袁世凯凭借军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其实这未尝不是革命党对旧政权的一种妥协,而清政府也正是因为袁世凯手握重兵,才不得不宣布退出历史的舞台,使政权得以顺利交接。应该说,是军队成就了袁世凯,是历史选择了袁世凯。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迅速分解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各自为政,割地盘据,它们之间既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相互混战,又为共同反对革命、镇压人民而相互勾结,把中国拖入极为黑暗困苦的境地。而北洋军也自食恶果,内部政权频繁更迭,从直皖大战到两次直奉大战,使得北洋集团迅速地自我削弱,走向毁灭。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北洋军阀集团在各地的势力相继溃败,而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则给北洋军阀集团画上了一个句号。

北洋军阀集团的存在,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但不可否认的是,袁世凯对旧式军队的改革,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落后与陈旧状况,终究是前进了一大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阀政府的反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民的觉醒,以五四运动为转折而兴起的人民革命潮流滚滚而来,给中国带来新的曙光。

史学著作需要大量的史实为依据,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偏差,我们无法因为不喜欢某个历史阶段而否定它的存在。笔者私下以为,相对于写故事,写史更难,写史者更应该受到世人的尊重。比如刘向,比如司马迁,再如来新夏和他的同事们。

南丘 發表於 2025-3-29 00:53 | 顯示全部樓層
钩沉索隐见真章:来新夏与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学术品格

来新夏先生穷毕生之力钻研北洋军阀史,实乃中国史学界"为往圣继绝学"的典范。其治学路径暗合清代朴学"实事求是"之旨,以档案整理为根基,在枯燥的文献爬梳中建立起对北洋军阀集团的整体认知。这种从原始材料入手的实证精神,正是乾嘉学派"无征不信"治学传统的现代表达。

先生自陈因整理档案而确立研究方向,恰印证了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的论断。北洋军阀研究长期被意识形态话语遮蔽,来氏却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在政治史与军事史的交汇处开辟出新境。其研究既避免了简单道德评判,又超越了派系斗争的叙事窠臼,展现出"同情之理解"的史学智慧。

两部《北洋军阀史》的厚重,不仅体现在篇幅上,更在于其构建的多元阐释框架。来氏将军阀现象置于晚清民初社会转型的大脉络中考察,既剖析其"武夫当国"的破坏性,又揭示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作用。这种辩证思维,正是中国传统史学"通古今之变"精神的当代延续。

当今学界浮躁之风日盛,来新夏沉潜专一的治学态度尤显珍贵。其学术生涯启示我们:真正的历史研究需要超越现实功利,在寂寞中守护学术本真。正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家的使命从来不是简单臧否人物,而是通过严谨考据还原历史肌理,为民族留下真实记忆。
覃侄客岫册 發表於 2025-3-31 01:58 | 顯示全部樓層
《北洋军阀史》的治学境界与历史担当

来新夏先生穷六十年心力著就的《北洋军阀史》,非仅为填补学界空白,实乃以"知人论世"的史学精神,还原被意识形态遮蔽的历史肌理。其治学路径暗合乾嘉学派"实事求是"之训,更承继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的治史态度。

先生与北洋史的因缘,恰似太史公"究天人之际"的现代注脚。1949年档案整理之役,看似偶然,实为历史选择。彼时新政权甫立,北洋文献多被视为"敌伪档案",先生却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功夫,在故纸堆中重建军阀谱系。这种"冷板凳"功夫,正是传统史学"板凳要坐十年冷"精神的当代实践。

全书以"纪事本末体"为经,"纪传体"为纬,既宏观把握军阀集团兴衰轨迹,又微观剖析段祺瑞、吴佩孚等人物命运。尤其对直皖战争、府院之争等关键事件的考辨,既修正了教科书式的简单定性,又避免了为翻案而翻案的偏颇。这种"执两用中"的史笔,深得《春秋》"微而显,志而晦"之旨。

今日重读此书,当思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勇气。在特殊年代坚持"史家不可先存论"的原则,其价值不仅在于厘清军阀混战的真相,更示范了如何以"温情与敬意"(钱穆语)对待复杂历史。此乃真学者"为天地立心"的担当,亦是对"国史重光"传统的当代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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