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解读苏轼以俗为雅

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曾说：『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再次韵并引〗）南宋初年，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三引述此说，后来成为江西诗派重要的诗学理论。然而此说实出自苏轼，他于熙宁八年（1075）〖题柳子厚诗二首〗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可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是苏轼论诗之语，但诗学史自来对此忽略了。我们如果比较苏轼与黄庭坚诗的书写特点，则不难见到苏轼诗是以俗为雅见长，黄庭坚诗则以故为新取胜。

苏轼曾对一位诗僧谈诗法时说：『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竹坡诗话〗）冲口而出的『常言』实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口语或通俗的语言。苏轼认为使用常言，遵循艺术法度，此即是诗歌创作的奥秘所在。这补足了他对『以俗为雅』的解释。

中国古典诗体的艺术形式发展至宋代已出现明显的雅正倾向，苏轼提出『以俗为雅』非常有助于诗艺的创新和宋诗特色的形成，这意味着对唐诗所建立的范式的破坏。北宋后期诗坛即有诗人发现并高度肯定了苏轼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朱弁〖风月堂诗话〗载：

（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使用。如街谈巷说、鄙里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他人岂可学耶？』

释道潜（参寥子）是苏轼的友人，他认为使用世间俗语以至街谈巷说入诗，只有苏轼能够熔铸，以俗为雅；这不是一般诗人可以做到的。我们纵观苏轼的诗作，他在创作实践中确实以此为创新，成功地实现了以俗为雅的诗学宗旨。

以日常口语入诗，使诗歌通俗自然，极为流畅，这是苏诗中常见的。苏轼〖题沈君琴〗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此诗通俗易解。〖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此乃戏语，以常言写来，更具自我嘲讽意义。苏轼晚年在惠州谪所，作〖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云：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

诗的首两句是冲口而出的常言，叙述凡庸生活细事，但诗意的发展出人意料，深刻地表现了贬谪于岭南的痛苦心情。此是以常言与典雅诗意结合的范例。此外如『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和子由蚕市〗），『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当我们细品这些以通俗常言写的诗句，它们虽然浅俗，却有很深的人生意义。

在诗史上以通俗明白的常言入诗并不足奇，而以俗事、俗物入诗则是苏轼的大胆尝试。苏诗〖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表现苏轼在杭州任时对雨中服劳役的民众的深深同情，诗有云：『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苏轼自述：『言百姓劳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劳民，转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无异鸭与猪。又言某亦在泥中，与牛羊争路而行，若归田岂至此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诗中所描述的民众在泥水里劳动如鸭与猪之投泥，长官与牛羊在狭道上争路，这皆是不雅的粗劣的俗事。此外如〖秧马歌〗咏插秧农具：『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肋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除夕访子野吃烧竽戏作〗：『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以上诗中的『两足四蹄』『牛粪烧芋』『懒残』等意象皆是极不雅的和极不美的粗恶事物，但苏轼却使用了这些意象。

在苏诗中我们易于见到方言土语或戏言的使用，若非作者加以自注或时人的说明，我们便难了解它们的含义。周紫芝记述：『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诗求之云：「野饮花前万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竹坡诗话〗）『错著水』与『为甚酥』是苏轼一时的戏言，竟以入诗。王直方记述：『顾子敦有顾屠之号，以其肥伟也。故东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诗〗云：「我友顾子敦，躯胆多雄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经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至于云「平生批敕手」，亦皆用屠家语也。』（〖苕溪渔隐丛话〗）诗中『磨刀向猪羊』和『批敕手』皆是当时屠宰行业的行业语，苏轼以之与友人相戏。

苏门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记述：『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意头』意为心意，『巴鼻』意为来由：它们皆是宋时方言俗语。此外如『诗句对君难出手』（〖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句中『出手』为卖出或脱手之意。『厨中蒸粟堆饭瓮，大杓取便酸生涎』（〖和蒋夔寄茶〗），作者自注：『山东喜食粟饭，饮酸酱。』又山东人埋肉于饭下而食，谓之饭瓮。『连车载酒来，不饮外酒嫌其村』（〖答王巩〗），『村』为宋人俗语，为粗俗之意。『不怕飞蚊如立豹』（〖次韵孙秘丞见赠〗），作者自注：『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豹脚乃一种蚊子。『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五禽言〗其二），作者自注：『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袴。』『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东坡八首〗其四），作者自注：『蜀人谓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苏诗使用民间方言土语及戏语入诗，这是诗史上出现的很奇特的现象。

苏轼使用生活中通俗的常言，使用俗事俗物，以及使用方言土语和戏语的例子，皆可说明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存在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这些诗句虽然俗气，甚至粗俗，但我们了解其写作的具体环境和所表达的诗意之后，则可见到在俗的表象之后有一种宋人的风雅情趣。此种情形并非苏诗的个别现象，我们还可在苏轼许多博雅深奥的诗篇里见到某些粗俗的意象。如苏轼通判杭州时作的五古长篇〖监试呈诸试官〗之第一段：『我本山中人，苦寒盗寸廪。文辞虽少作，勉强非天禀。既得旋废忘，懒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每闻科诏下，白汗如流渖。』诗甚典雅，又具自嘲，如『麻衣』『墨水』两句似俗语而实有出处，而『白汗』则是俗语。

以俗为雅是苏轼诗的基本的艺术倾向。南宋后期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指责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和以议论为诗，认为这是诗弊，有违诗体之特性。苏轼和黄庭坚与唐代诗人比较，他们确实存在以文字、才学和议论为诗的现象，而且较为严重，造成他们作品的博雅艰深的特点。自严羽批评之后，这成为后世诗学家攻击与否定宋诗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展开长期的唐宋诗优劣之争。然而严羽以来之论诗者都忽视了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存在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以及在此风的影响下出现的许多通俗的白话诗。因此由苏轼开启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很值得我们关注，并应引起我们对宋诗艺术特征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张承凤，作者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