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舉與應試詩研究】如何看待唐代科舉與文學的關係？ ...

唐代科舉與文學的關係，向來是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等，是以制度研究與文獻考辨為主的基礎研究。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等，通過考察與科舉相關的社會風尚、文人心態等，藉以評價其對文學所施加的影響，更傾向於宏觀的，以價值判斷為主的傳統思路。至陳飛【唐代試策考述】圍繞試策，以更為直接的方式切入，則是此後日趨深入、細緻的專題化研究的嚆矢。與應試有關的詩、賦、策文等，既是文學的特殊形態，又是科舉制度的重要內容，自然也就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

然而，新的難題也就隨之而來。首先，是有關制度的考論，要如何圍繞文學展開，以避免各自為政的局面？其次，應試文學『鮮少佳制』，又有別於傳統文學而各見其特殊性，該作何評價呢？最後，是如何使應試文學與文學主流結合起來，以賦予其充分的研究意義。以應試詩而言，徐曉峰【唐代科舉與應試詩研究】很好地解決了以上問題。其思路與方法也便於推廣，可以說是現階段融合科舉與文學研究的理想範本。

    一

唐以律詩為一代之所勝，號為『唐律』。朝廷沿用隋制，又加以發展，確立起『以詩取士』的制度，用以選拔人才、考核官員。應試詩例用五言律詩（有仄韻），稱為『試律詩』，是唐代科舉與詩歌之間最為直接、重要的媒介。

唐五代以迄宋人，大多是把『以詩取士』，直接視為唐律繁榮的重要因素。如嚴羽【滄浪詩話】認為：『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儘管如此，宋人對應試詩本身的評價，卻也並不很高，如李頎稱『時有佳句』，葛立方云『省題詩自成一家』。元代科舉沒落，至明代，便不時有人質疑唐律繫於『以詩取士』的說法。如鬍子厚云：『詩之盛衰，繫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繫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王世貞【藝苑卮言】亦云：『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萬不得一。』這種以否定為主的態度，可以視為是對本朝『以八股取士』的變相維護。清朝有鑑於八股之弊，從康熙年間開始，便在八股之外，逐漸恢復『以詩取士』的舊制。這也導致當時箋注唐人應試詩，成為一代風氣。

可見，古人對應試詩與『以詩取士』的評價，大致是從肯定到否定，再回歸肯定的。學界初期，也仍是以『促進』『促退』的價值判斷為主，前者如余冠英、王水照，後者則以郭紹虞為代表。稍後，皇甫煃、馬積高等，從考辨制度的角度，提出『以詩取士』晚於初、盛唐的詩歌高潮，使科舉與文學的關係隨之倒置，意味着：『以詩取士』對詩歌繁榮的影響有限，而詩的繁榮卻有力地促成了『以詩取士』的制度。至此，應試詩的地位，隨着『以詩取士』的倒因為果，愈加顯得無足輕重。近年來，或有側重應試詩文本的研究著作，亦多難逃『促退』的定聲錘，以至陷入自我否定的尷尬境地。這便是此前學界與之相關的研究現狀。

    二

徐曉峰的【唐代科舉與應試詩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主要涉及『科舉』與『文學』兩個方面。從制度研究來看，作者始終是以『詩』為核心，圍繞其所占比重與所起作用來展開論述。

以進士科『以詩取士』的確立為例，主要分為三個逐級深入的具體論題。其一，是論證『雜文試不等同於詩賦試』。此前，學界多據文獻中『試雜文』『識文律』等字眼，斷定雜文試等同於詩賦試，將『文律』誤認為『聲律』。然而，作者從唐人雜文觀的演變入手，指出初唐『雜文』兼有『文』『筆』概念；辨明其時『文律』不當限定為『詩賦之律』，而應是『文筆之律』，認為此前『致誤之由在於對雜文、文律的解釋太過狹隘』。既然『雜文』不等同於『詩賦』，這就意味着，應試詩並不是天然被納入雜文試範疇的。換言之，最初詩在應試中所占比重，其實是或有或無的。

其二，是論證『雜文試漸以詩賦為主』。如果說，前段論述是以文辭辨析為主，雖富贍而難免『一家之言』的話，那麼，這部分便是以翔實的史料為主，多角度說明詩賦是如何從包括箋、表、議、論、銘、頌、箴、檄在內的十種文體之中，脫穎而出的。這在印證前說的同時，也勾勒出詩的比重在雜文試中穩步上升，以至於在開元、天寶之際大致奠定主導地位的過程。

其三，是論證『以雜文試為首的新三場試的確立』。初期，朝廷重儒，以帖經為首場，後試雜文、策問，逐級黜落。帖經不中者不得試詩賦、策問。但是，『進士以帖經為大厄』。換言之，即儒學與文才多不可兼得，故朝廷准破格用『以詩贖帖』，說明帖經地位有所下降，而時風皆以『重文輕儒、尚才重詩』為主。至大曆，『以詩贖帖』發展為『以詩代帖』，說明『試詩』的作用，已經從黜落之後的『救贖』，發展為考前不試帖經的『替代』。這也意味着，帖經不再是科考必經的環節，而詩的比重與作用也因此得到空前加強。因此，中唐以後，以『雜文試』取代帖經而成為首場的演變，其背後邏輯，應歸因於雜文試的崛起。

總之，應試詩打敗諸多文體，成為雜文試的主流；雜文試從三場試中崛起，成為進士科取士的重要標準，這便是作者筆下『以詩取士』制度的全貌。與此同時，作者也注意到進士科錄取標準在雜文與策文之間的權衡與角力。具體而言，在貞元、元和時期，王朝中興，講究明道致用，時風崇儒務實、反對浮華，故科舉始以策文作為主要的錄取標準。隨着政局頹敗，策文地位隨之回落，雜文又得以與之頡頏。

科舉制度有常舉與制舉之別，前者常年施行，後者臨時詔行；有選拔人才與考核官員之別，前者以進士科為主，後者則為吏部銓選。本書兼顧而有所取捨，都因考察『以詩取士』的制度而定。例如，本書論證『百篇科』與『萬言科』以詩賦考核為主，意在選拔文學人才。雖為制舉，卻在中唐以後具有常舉化的傾向，很能說明詩歌作為文士進身之階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從層級來看，科舉又有中央與地方之別。此前研究側重中央，涉及地方制度時多語焉不詳。幸而本書作者不曾偏廢，以有關『鄉貢再次取解與拔解』的專題研究，最見拓荒之功。

    三

從文學研究來看，本書立足應試詩，卻始終具有參照唐律的自覺意識，故能順利融入主流詩歌史。

首先，本書考察唐代應試詩的體制特徵，諸如限題、限韻等，卻並不局限於此。以限韻為例，作者指出唐代『試律詩』用平、仄韻皆可，只是或有規避仄韻的趨勢；而宋代乃必以平韻為限。這就從官方考試的角度，說明了唐、宋聲律法則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此外，作者有關文體因革的考察，上溯至初唐的律詩定型與宮廷應制傳統，勾勒出唐代律詩興起、繁盛，然後得以納入應試範疇，最後到『雜文試漸以詩賦為主』的完整過程。

其次，本書討論應試詩的創作模式，卻能跳出『鮮少佳制』與『時有佳句』的品鑑之爭，只是將應試詩視為客體，並結合唐律的創作經驗來談。具體而言，涉及試詩的起承轉合與三段結構，是源於唐律的日常經驗；有關試詩的緣題技巧，折衷事、情等，又能與中晚唐律詩的應用傾向結合起來。除此之外，試詩原本體現着官方的詩美理想，具有天然的『雅詩』屬性。其發展，從最初『溫柔敦厚，不怨不怒』的雅正之音，到寒瘦、綺艷各體的摻入，再到朝廷詔令『重塑文格，以正頹俗』的企圖，更是很好地反映出試詩相對獨立，卻又與唐律互為影響、相輔相成的整體趨勢。

最後，也最為可貴的，是能夠從開成年間有關應試『詩則依齊梁體格』的詔令入手，引出中晚唐『以復古為新變』的詩律革新趨勢。齊梁詩風，號為『齊梁格』，以綺艷細弱為尚，本是天然地為朝廷雅體所排斥。文宗詔令試詩『依齊梁體格』，顯然應是出於聲律復古的考量。近體律詩的發展，始於齊梁，成立於初唐，至中晚唐日趨精巧而時見束縛。朝廷倡導『齊梁體格』，自然是側重聲律，具有以『古調』救『新律』之弊的企圖。作者由此切入，圍繞皎然的聲律理論與律詩創作，以說明中晚唐詩人在律詩定型之後，又極力尋求突破的焦灼與不斷嘗試。因此，『詩依齊梁體格』，並不是對齊梁聲律的簡單復古，而表現為『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的律體新變趨勢。

總之，應試詩作為科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成唐代律詩的特殊文本。作者以此窺入，不再局限於科舉如何從外部影響文學的傳統思路，而是嘗試將應試詩與詩歌的日常創作結合起來，視為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的詩歌形態。這樣的思路與研究方法，對後來者自當有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