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自从王阳明创立并传播良知学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明史·儒林传》）。阳明后学中有成就者如过江之鲫，盛况空前，成为明代中后期儒学发展的主流。阳明后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阳明后学是指与王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的弟子，覃及再传、三传等，具体而言，主要指列入《明儒学案》的浙中王门十七人、江右王门二十人、南中王门九人、楚中王门二人、北方王门七人、闽粤王门二人、止修学派一人、泰州学派十八人，共计八个门派，七十六人，并可扩展至有明确阳明学师承关系的学者，如孙应鳌、李贽、郭子章等。广义的阳明后学包括在学统方面与阳明后学联系紧密，如林兆恩、虞淳熙等，还涵盖阳明讲友湛若水后学中摇摆于湛门、王门之间的唐枢、何迁等，乃至由此脉络发展出来的许孚远、冯从吾、刘宗周、黄宗羲等后学。

阳明学是明代的显学，既有风行天下的展开，阳明讲会兴盛，良知异见纷呈，精彩迭出，也有末流猖狂自恣，渐失阳明之传。阳明后学文献积累数量庞大，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而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是深入研究阳明学的基础。进入清代后，由于学风转变和政治高压，许多阳明后学文献在国内遭到禁毁，民国期间，虽有所重视，但鉴于当时形势所迫，无力大规模整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提上了日程，其成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某一学者为对象，搜集整理类似个人全集的文集；二是以某一文集为对象，尽可能收集其他传世版本校勘，最终形成该文集精校本。第一种形式的代表成果有容肇祖整理的《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60年）、黄宣民整理的《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种形式的代表成果有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的《焚书》（1960年）、《续焚书》（1961年）、《初潭集》（1974年），李剑雄整理的《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这些成果整理的质量很高，为后续的阳明后学文献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典范。

本世纪以来，随着阳明后学研究的迅速发展，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出版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2007年，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一编），共收录文集七种十册，分别为：《徐爱·钱德洪·董澐集》《邹守益集》（上、下册）、《欧阳德集》《王畿集》《聂豹集》《罗洪先集》（上、下册）、《罗汝芳集》（上、下册）。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二编），于2014至2015年陆续出版了《薛侃集》《黄绾集》《刘元卿集》（上、下册）、《胡直集》（上、下册）四种六册，即将推出《张元忭集》《王时槐集》《北方王门集》三种四册。此外，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项目列了十余种阳明后学的单部精校文集，包括聂豹《聂双江先生文集》、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欧阳德《南野先生文集》、罗汝芳《近溪子集》等，这些文集正陆续出版。

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极大促进了阳明后学的深入研究，如依据江西颜氏家族珍藏的《颜山农先生遗集》整理而成的《颜钧集》，李学勤在序言中称之为“是我们三十多年来屡次访求而不能得的孤本秘籍”，这为阳明学在民间的演化推进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又如国内早佚、仅见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泰州学派邓豁渠的《南询录》，岛田虔次、荒木见悟相继研究，由黄宣民、邓红相继点校出版，深化了学界对所谓泰州学派“异端”的认识，而这些重要的阳明后学思想文献并未出现在学界奉为圭臬的《明儒学案》中。又如能够推原阳明未尽之旨的再传弟子万廷言，《江西通志》称其平生著述多有所发明，有《学易斋前后集》《易原》《易说》等若干卷，其书皆失传。但张昭炜经多年搜集，点校整理了万廷言的《学易斋集》二十卷（国家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学易斋集》十六卷、《易原》四卷（附《易说》二卷）（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学易斋约语》二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以及在南昌调研考察中发现的万氏族谱中诰命、传记等珍贵资料，汇集成《万廷言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国内，影印古籍也推动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围绕《四库全书》，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了为数不少的阳明后学文献。在日本，位于京都的中文出版社与九州大学合作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宋明古籍，由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任主编，在台北与京都两地刊行了《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四编”），所选的版本均为和刻善本，每种书前均附有冈田、荒木、佐藤仁撰著名学者撰写的解题，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初编”“续编”“三编”收录宋明理学典籍，包括《龙溪王先生全集》《王心斋全集》《近溪子明道录》等阳明后学相关文献。

由上可见，经过数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学界在点校整理和影印出版阳明后学文献方面已经取得可观的成绩，然而，相对于数量庞大的阳明后学文献来说，已有的成绩尚显不足，实有必要继续大规模整理出版阳明后学文献。有鉴于此，“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第四编已完成策划，并通过了丛书编校体例，制定了工作细则及工作计划，总体上确定了第三编的具体选题：《泰州王门集》《陈九川集》《李材集》《邹元标集》《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集》《周汝登集》《陶望龄、陶奭龄集》《耿定向集》《唐枢集》《季本集》《杨起元集》。第四编包括《王宗沐集》《杨东明集》《管志道集》。除此之外，《泰州王门集》《杨起元集》转入第四编。目前，“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第四编两编正在同步进行，共同推进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出版。

对于下一步的展望，将在现有成绩基础之上，继续扩大收集范围和创新整理模式，加强对海内外重要罕见版本、思想性强的阳明后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阳明后学文献递嬗散亡，许多重要的著述按索不获，因此，对偶然发现的珍本、善本，应当尽快出版，惠及学界。经过几百年的文献流通，阳明后学文献的版本分散在海内外各处，查阅不易，结合已出版的阳明后学文献著作，以及第三编、第四编整理的成果，亟待全面普查散落于国内（含港澳台地区）以及日韩、欧美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阳明后学文献，形成“阳明后学文献著述考”。这项工作涉及版本、目录、考据等相关领域，从阳明后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入手，通读全文并了解海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而融会贯通，概括该文献的内容主旨及其学术价值，并做出详细提要。提要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篇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的学术笔记，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高质量的提要不能仅是普通的介绍性文字，而是能在深入研读原典文献并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与独到见解，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的文献功底、宏观思想视野与微观考证功夫。

目前，国内不少省份的地方政府以及高校社科机构对阳明后学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大气魄”“大格局”，在一种“学术健康”的情况下开展合作。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打造学术精品，文集编校者需要态度端正，勤奋刻苦，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沉潜研究，方能为阳明后学研究提供扎实的基础资料，精心打造传世之作。（张昭炜 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