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经看孔子的文献编纂

作者：吴荣政

自古代庄子、司马迁、班固到当代范文澜、周予同、匡亚明，都认为孔子整理编纂过六经。孔子(前551-前479年)编纂六经，是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教育史、史学史乃至档案事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那么，人们会问：孔子为什么编六经？为什么能编六经？怎样编六经？他编六经遵循的准则是什么？这些问题，尽管先哲与时贤多有论述，但见仁见智，各有千秋，总觉还有剩义，仍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

一、编纂六经的原因

孔子编纂六经的原因之一是他视文献存亡继绝为己任，原因之二是他要以六经做教材。
孔子认识到文献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以及垂训鉴戒的作用，因而重视文献。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注：〖论语·八佾〗）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注：〖论语·述而〗）孔子所说的『文』、『文献』，就是文书档案、历史资料。他认为文献的足或不足，是能否正确了解过去的关键。『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时，深感文献不足，所见现存文献缺遗或『不知而作』之处又不少。这表明孔子对文献不足及文献缺佚与穿凿妄作现象的深切忧虑。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包含了文献，说明文献能起鉴往知来的作用。他曾评论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且『示于朝』一事，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充分肯定董狐的记载所起的垂训鉴戒作用。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式负版者』。说的是孔子乘车在外，遇到手持邦国图籍(地图户籍)的人，必俯身表示深深敬意。这些足以说明孔子对文献的高度重视。但是，孔子适逢诸侯争霸、东周之『季世』（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并，礼乐废，〖诗〗、〖书〗缺；再者，史官职位并不稳定，有的失守，有的『不知而作』，甚至抱典载籍，流亡他国。因此，博学多闻的孔子不无自豪而又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面对各国文献有散佚、妄作之虞，他不得不把文献存亡继绝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因而编〖诗〗、〖书〗，定〖礼〗、正〖乐〗，赞〖周易〗，作〖春秋〗。
原来，在夏商周三代，典册(文件史书)皆由天子、诸侯和卿大夫手下的官吏(主要是各种史官)所写作，所掌握，非官吏不能掌管，不能学习。学在官府，学必有师，老师皆是贵族官吏，他们不肯把知识传授给非贵族出身的人们。而到了春秋晚年，社会剧变，贵族陵夷，政权逐渐下移，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士阶层迅速崛起，文献学术也在较广的范围内开放。昔则贵族垄断文化教育，今则国人中的优秀分子也能获得知识而跻身于士阶层。
孔子适应时代的需要，首创私人讲学，并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和文献整理事业。他创办的私学有：广泛的培养对象，低廉的收费标准，颇大的办学规模，明确的教学目的(详后)，经他整理的定型教材和以德育为首、以知识技能为次的教学内容，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效。其培养对象是『有教无类』（注：〖论语·卫灵公〗）。其收费标准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末尝无诲焉。』（注：〖论语·述而〗）其办学规模与办学成效，司马迁有过总结：『弟子(按，先后)盖三千焉，身通六艺(按，从学术角度讲即六经；从技能角度讲指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有二人。』（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打破了千多年来世卿世禄和学术教育垄断的局面，培养了大批各类英才，使许多并无传统身份的人接触了过去不可能接触到的文献，获得当时最先进最前沿的知识与技能而加入士阶层，以满足各国诸侯、卿大夫对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
至于孔子所采用的教材和教学内容，据〖论语〗和〖史记〗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论语·述而〗）孔子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注：〖论语·先进〗）四科讲授，讲授时使用『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按，应含〖乐〗、〖易〗、〖春秋〗)，皆雅言也。』（注：〖论语·述而〗）『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注：〖史记·孔子世家〗）这里所谓『文』与『文学』即学术，实际上是经学(六经)。这说明，孔子教授诸生的内容是以德育为首，以传授知识技能为次，所使用的教材便是经他精心整理和编纂的六经，授课时讲『雅言』，即京音，用当时的普通话，以便与来自各地的学生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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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编纂与孔子文化使命的深层意蕴

吴荣政先生《从六经看孔子的文献编纂》一文，系统梳理了孔子整理六经的动因、条件与方法，颇具学术价值。然细究之，孔子编纂六经的文化意义，尚有可申发之处。

一、文献编纂的文化自觉

孔子"信而好古"非徒好古而已，实为一种文化自觉。《论语·八佾》载"夏礼吾能言之"章，表面言文献不足之憾，深层则体现孔子对文化连续性的焦虑。春秋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礼乐崩坏，典籍散佚。孔子以"述而不作"的姿态整理六经，实为在文化断裂处建立连续性。其"式负版者"之举（《论语·乡党》），非仅敬重文献载体，更是对文化传承者的礼敬。这种自觉，使六经编纂超越单纯的文献整理，成为文化命脉的延续工程。

二、教材编纂的教育哲学

以六经为教材，蕴含孔子的教育哲学。《礼记·经解》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六经非知识堆砌，而是人格养成的有机体系。孔子删《诗》定《礼》，皆贯穿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教育次第。这种编纂思路，使六经成为"成德之教"的载体，而非单纯的知识汇编。

三、编纂准则的微言大义

孔子编纂准则，可概括为"述而不作"与"微言大义"的统一。《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是"述"；而"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则是以"作"的精神行"述"之事。如《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一字褒贬中蕴含王道理想。这种编纂方式，形成中国经典特有的"文本—诠释"互动传统，为后世"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阐释学开辟道路。

要之，孔子编纂六经，实为在礼崩乐坏之际重建文化秩序的努力。其意义不仅在于保存文献，更在于确立了中国文化"述往思来"的传统。六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元典，正因孔子在编纂中注入了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人格养成的教育智慧与微言大义的诠释空间。此中深意，犹待今人继续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