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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對於哪一天最適宜對老師表達敬意，多年來學界一直存在另一種聲音——2006年9月，就有45名大陸學者聯署建議以孔子誕辰日作為中國教師節；近日，又有一批學者舊話重提。確實，在對岸的台灣地區，從1952年開始就以孔子誕辰的9月28日為定，這一天，各地孔廟祭孔，教育行政機構、學校和教育團體也舉辦慶祝活動以樹立尊師重道風氣。孔廟的研究者黃進興一直對孔子有着很高的敬意，今天，我們就來聽他談一談孔子、孔廟和儒教。
今年6月，黃進興來北京演講的那個晚上，同時收到廣州和上海媒體的約稿電郵，讓他感嘆『好溫暖』——『大陸現在對文化學術的這種關懷，跟三十年前的台灣很像，報紙上大家最喜歡看的是副刊，因為可以討論各種社會議題。台灣現在都是以工商為重，學術則比較邊緣。希望大陸以後不要走上這條路。』他笑說，台灣『那時候明星都是學者和作家，現在則好像有一種回不去了的感覺；當然，我們可能有些本位主義，但是那種感覺真是不錯。』
現為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黃進興，從小就夢想着當一個『世界知識的公民』，在他看來，近兩百年來的西方文明那麼棒，有生之年一定要涉獵一下；可是後來，他似乎『越老越反動』——年輕時他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最新理論的追逐者，現在，他卻勸導人們不要逐新趣異，而是要特別重視基本資料。『比如你對西方的「後現代」要讀得比較透徹，就必須對歐洲的學術傳統有所把握，不然，就只是讀了個皮毛，知道一些觀念和名詞而已。其實，「後現代」和歐洲近一兩百年來的學術發展是一種對話關係，你要知道它前面批評的是什麼、要打倒的是什麼以及要建立的是什麼，才能真正把握它。』正因此，遊學異域十七年的唐玄奘和負笈海外十三載不要學位的陳寅恪，讓黃進興倍感欽佩，認為他們身上那種長久進入的精神至今仍是留學生們的典範，因為，『能夠精確地理解外來文化，才能談到批判或接受外來文化』。
黃進興1950年生於台灣，在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之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受業於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余英時兩位先生，1983年獲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1980年代時，他以太太『吳詠慧』的名字做筆名發表的隨筆文章結集成【哈佛瑣記】，受到兩岸讀者的喜愛。作為學者，黃進興著有【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等多部著作。
今年8月，黃進興來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在啟程去徽州參加『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之際，接受了文匯報記者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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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或儒教是中國歷史本身原發出來的
文匯報:大陸的學者和民間現在有復興儒教的運動，而學說各有不同，有些學者建議把孔子誕辰日定為教師節，有些提出以儒教文明來回應西方文明；有人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護區』，有人則帶着學生去曲阜孔廟行跪拜禮。凡此種種都引起了很大爭議。您是否注意到這些情況？您認為儒教是一種宗教嗎？
黃進興：晚近大陸的情況，我了解得很有限。我知道現在大陸有一批人在提倡儒教，這些和文化認同多少有關係，因為不管怎麼講，儒家或者儒教是中國在歷史上本身原發出來的東西。但是，我所研究的是比較單純的問題，跟這些倒是沒有很大關係。起初我關注儒教，只是出於學術上的好奇。依我個人所知，在漢代以後，儒教在中國已經變成國家宗教，那麼，為什麼現代的華人會認為它不是一個宗教呢？這是我探討的第二個階段的問題。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試圖說明為什麼現在的華人不把儒教看作是宗教。這中間涉及歷史文化心理的積澱。
以前我要做這個探索的時候，中外學者包括老師輩都不看好，大多數人覺得你怎麼去研究這個封建遺制，把精力浪費在一個沒有意義、也沒有時代價值的問題上——因為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當代華人多少都有點反孔的心理，雖然在表面上一般人不敢說瞧不起儒家文化，但是從教育和學術的各種表現來看，底層的意識總是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說儒教不是一個宗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我們已經經歷了一百多年教育的型塑。但是，當你回到真實的歷史中去看的話，它基本上就是一種宗教，與羅馬帝國的國教相當像。羅馬帝國有國教，地方則有地方宗教。而儒教的參拜者具有壟斷性，只有統治者和儒生集團，一般老百姓難以參與。你問傳統社會的老百姓『孔子是誰』，他說『當然是個聖人』，再講下去，他就不一定曉得了。孔廟本身就是一個封閉的『聖域』（holy ground）——每一種宗教都有自己的『聖域』，比如說，基督教有教堂，佛教有寺廟；儒教的『聖域』就是孔廟，孔廟和其他的『聖域』又都不一樣，因為普通百姓不能進去。
把孔廟當作儒教信仰來研究，從比較宗教學來看就會看到一個鮮明的對比。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家斯坦利·坦比亞（Stanley Tambiah）對印度教、基督教、佛教做比較研究，但他也感到儒教一定很特別，於是就去找了北美的儒家學者討教，結果發現儒家哲學講的不是他所要的，因為作為人類學家，他關注的是宗教的祭祀禮儀、宗教實踐等等。其實，這種反差也不難理解。比方說，有個人去杭州靈隱寺，站在大寺門口問信眾，你來參拜靈隱寺之前讀過【大藏經】嗎？可能每一個人都會瞪他一眼。同樣地，你去問台北保安宮的信眾，你們哪一個人讀過【道藏】？可能沒有人讀過【道藏】，但是這些人還是信保生大帝。所以，真正的宗教行為與對宗教經典的理解，幾乎是兩回事。
此外，事實上還存在着沒有經典的信仰。在台灣，有一種『石頭公』，就是有一個石頭突然變得很靈驗，大家都去拜，想中『六合彩』；還有十八王公祠，就是一隻忠犬死掉，大家都去祭祀它。這類祭拜，哪裡來什麼宗教經典？但就是有很多人去祭拜它們，覺得它們靈驗。一般來說，真正的宗教信仰與人們對經典的了解不一定有牽聯。
文匯報:那麼，您對宗教的定義還是站在人類學角度的，也就是說，經典不是宗教的必要條件？
黃進興：我的探討傾向於人類學的實踐面，較重視宗教信仰的實踐行為。但是，真正影響我的倒不是這個。真正影響我對宗教觀念的了解的，乃是西方20世紀的重要哲學家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的思想啟發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照傳統的做法，否則難以找到答案。
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這個問題事實上從清末以來已經辯論一百多年了。要討論這個問題，當然要有一個學術的脈絡，但是，傳統的做法那麼多的名師大家都討論過，為什麼最終還是誰也說服不了對方呢？其實，回顧一下，這個問題之所以難以解釋，就在於那些名師大家以前都是從宗教定義開始討論，而每一個人對宗教的定義都不一樣，所以誰都說服不了誰。現在有些人說儒教是宗教，他們只是依據【易經】【尚書】【四書】來發揮，但是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芸芸眾生不是從那些經典出發的。你在【論語》裡拿三句，我拿兩句——『祭神如神在』，孔子說有神啊；而反對的觀點說，【論語》裡分明有『子不語怪力亂神』。這樣的討論都是很典型的。我們中國的文化寶藏那麼豐富，你要從中找一百句說儒教是宗教，或者找出一百句說儒教不是宗教，都有辦法，所以難得有共識。因此，我就決定擺脫人們以往在宗教定義上的糾纏不清。
我會做一個比較突破性的轉換，是受到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他在哲學上有一個核心觀念，稱為『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他反對人們以往在定義上所犯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毛病，即認為一個定義是亙古不變、永恆的。其實，宗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文化的概念，而只要是歷史文化的概念，就一定會變化，因為它受時空的制約。試舉一個例子。在16世紀的意大利鄉村，你問一個自稱基督徒的人『上帝是什麼』，他可能回答說『宇宙是塊乾酪，天使就像蟲一樣在裡面鑽來鑽去』。這真是聽到要被拉去燒死的，完全跟【聖經】不一樣，但是那個村落的人認為他們自己是虔誠的信徒。可見，農民的宗教與正統【聖經】之間的距離多麼不可思議。所以，從經典本身所了解到的信仰行為，與實際是有很大落差的。出於同樣的道理，如果你把儒教當成是一個真實的歷史問題的話，你就不能從經典出發來看待它，否則，就很不容易把握儒教在傳統帝制中國的真實情況。
文匯報:是否依傍經典所導致的不同結果，某種程度上是不是更像所謂民間宗教和國家宗教間的不同之處？
黃進興：民間宗教和國家宗教的確不一樣。儒教一般會以國家宗教和民間宗教兩種形式出現。其實，我所討論的儒教只是就國家宗教的層面而言的，至於民間宗教的層面，我只是點到，但沒有去討論。儒教作為民間宗教，常和佛教、道教合作，以『三教合一』的形式表現出來。以前我看到過一個記錄，說在直隸附近，這種『三教合一』的廟堂有九百多間，數目不能說少。有時候人們也會爭論：在廟堂里到底是釋迦牟尼擺中間，還是太上老君擺中間、佛與孔子隨祀左右？我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看到孔子擺中間、占據主神位置的情形。因為一旦有這種情況出現，朝廷有時就會整肅，不讓孔子和佛、道合在一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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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社會，孔廟祭祀不再有所掛搭
文匯報：從歷史上看，儒教脫離禮制之後，是不是必然會走向崩解的狀態？
黃進興：不管怎麼講，儒教是華人文化的核心，因為它與政治有比較緊密的結合，一直是傳統社會的主軸。從唐朝貞觀四年始，每個州縣學一定要有孔子廟，要遍布整個『天下』。像東南沿海的媽祖和北方的關帝，只是具有地方神祇的特色，而祭祀孔子則是國家的律令，每個地方官都很重視孔廟，明朝時的統計數字表明當時孔廟達1500多個。但是，帝制在民國共和成立以後就崩解了，之後孔廟的祭祀與儒家禮制運作的核心就沒有了掛搭。於是在清末民初時，大家都笑康有為是莫名其妙。康有為為什麼堅持要把儒教作為國教？因為他很清楚，儒教依存於孔廟的運作中，以前孔廟之所以能運作，是因為它鑲嵌在帝國的制度里，帝國一旦崩解，它可能就掉到地上，碎了。所以，康有為急切地要把儒教掛搭在當時的憲法裡，於是民國初年就有一個有關憲法的爭議。當時的大部分人都覺得康有為迂腐、反動，而事實上，他很清楚，要是不走這一步，就是今天這個結局。
今天的孔廟在華人社會仿佛『文化的遊魂』。像台灣，曾經發起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當時借着這個運動要求每一個縣市都要建孔廟，因為台灣以前是殖民地，作為殖民者的日本人打壓中華文化，有些孔廟被拆掉了。所以那時地方要建孔廟，但是孔廟究竟怎麼造法，大家都不清楚，於是鬧了很多笑話。孔廟又該歸誰管呢？大家踢來踢去：第一，大家都不願收拾這個爛攤子；第二，最重要的是，這麼做的意義在哪裡，大家不是很清楚。今天舉行孔廟祭典，對現代華人意味着什麼，同樣也是一個問題。我覺得跟一般去道觀、佛寺不同，到孔廟的感覺很奇怪，氛圍就是不一樣。現在看到孔廟裡很多的大紅大綠，其實都是糟蹋它。修護孔廟必須能保存古意，古意還在，非常敬仰、非常虔誠、非常肅穆的感覺就會自動流露出來。
文匯報：這樣的大紅大綠反而讓大家更反感。所以，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如果要把儒家變成儒教的話，它的儀軌怎樣來認定？
黃進興：對，尤其是跟商業走得太近，會庸俗化。所以，今天的孔廟其實是處在一個兩難的困境。像韓國和日本，就比較簡單，他們說孔廟是自己的文化財產，韓國人覺得文化最純粹的就是他們，最終連大陸都派人去那裡學習了，『禮失求諸野』，韓國人驕傲得不得了。另外，作為一種信仰，要讓人有興趣去了解。比方說，去拜觀音菩薩是要求個平安，去呂洞賓廟是求姻緣，到保安宮是保身體健康，那麼，去孔廟的話，就至少要告訴信徒，今天的孔廟代表什麼。傳統儒生都知道是代表什麼——孔子是讀書人的大宗師、保護神，所以，傳統的讀書人受了冤屈，受到縣官州官知府打壓，就會去『哭廟』，也就是哭給孔子聽，要求他替自己做主，這在東南尤盛。宗教的首義就是要有神格；神格模糊不清，對別人來說就變成了觀光景點，不再有宗教上的意義。我的分析研究只涉及傳統社會中宗教的角色，不是說它現在還是宗教。現在它當然不是宗教了——現在還有誰說自己是儒教徒？台灣有極少數人說自己是儒教徒，但其實都是道教。
文匯報：大家現在推崇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這和本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宗法的西方政治經濟出現困境是否有關呢？
黃進興：多少都有一點關係。從我膚淺的了解來講，大陸更重要的可能是文化認同的問題。原來的教條崩解以後，要有一個心靈和精神的寄託。少數人會說，儒教很重要，然而，絕大多數人沒有感應，也就行不通。宗教信仰必須要有感應和感動，這樣才會變成一個真誠的宗教信徒。
儒教在台灣是散掉的，因為台灣受西方文化影響更深。台灣的歷史很特別，有兩個軸線，一方面是大陸文化的影響，一方面是海洋的文化。對比大陸來講，台灣有多重的文化層次。幸與不幸，近代四百多年來，台灣是很多帝國主義者征服過的地方——西班牙、荷蘭、日本，一波一波地來，所以你看台灣的語彙里，除了中原的漢語，還有很多外來語，比如我們把麵包叫作bang，這是荷蘭話；說番茄是tho-ma-to，實際上是日語對英語的轉音。所以，從語言來分析，台灣非常駁雜。台灣的文化也很複雜，其中還有原住民的文化。像南島原住民，所有這些東南亞的原住民都是從台灣出去的，因為全世界的八種南島語系，在台灣都找得到。如果好好研究台灣地區史的話，它可以解答世界史的很多問題。我覺得研究台灣史會在世界史上占據很重要的地位，要是我還年輕，我也會研究台灣史；荷蘭只有台灣地區的三分之二大，研究荷蘭史都出了一個世界級的大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遑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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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出偉大學問的人，一定有特別的人格
文匯報：大家現在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祭孔，但是我們還是要問這樣一個問題：孔子的本來面目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黃進興：今天來談孔子的本來面目，還是要根據【論語】來談，因為【論語】記錄了他的言行，此外，也要再看看其他的衍生文本。但是孔子的真面目是人言言殊，漢代講的孔子和宋明時代講的孔子就非常不一樣，漢代的孔子是九尺高、眼睛斗大，像個神怪一樣。每個階段的孔子都不一樣，大家都將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投射上去，所以很難說孔子真正是什麼樣的。即使讀文本，【論語】固然是最基本的，但是每一個人對【論語】的解讀也不一樣。所以，『理一分殊』，孔子會以不同的形貌出現在人們的解讀中和心目中。
『孔子的本來面目』其實也可以當作一個學術史的題目來研究。西方也有人討論『歷史上的耶穌』，這在西方的神學裡也是很出名的題目。基督教其實變化非常多，耶魯大學的加羅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教授早余英時先生一屆拿到克魯格大獎（Kluge Prize），他就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他認為兩千年來西方人對耶穌有不同的看法，型塑出不同的形貌，所以，這個問題不可能有一個最後真正的答案，但是人們都會有一個『理想型』的耶穌以資比較。我們閱讀經典，情形也類似：一種說我們要儘量闡釋創作者的原意，一種說讀書要有所得、有所啟發，我們要重新去闡釋。而經過後現代主義的洗禮，我們知道不存在一個不變的本質解釋，所有解釋都是因人、因地、因時變化的。後現代主義當然有破壞力，但是它讓我們對很多東西的看法都更多元化、更謹慎，而不是強把一個大理論掛上去，去解釋所有現象。
文匯報：您也研究後現代理論，這和您在自己的書中所說的返回到我們自己的問題和關切，兩種如何結合呢？
黃進興：我早年學問的底子是西方的，修了不少哲學的課，不只是那種泛泛的哲學概論，還有數理邏輯、符號邏輯、語言哲學、語義學、科學哲學，都是很專門的學問。我早期研究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碩士論文便和哲學的興趣有關。後來史語所七十周年慶的時候，我們的老所長杜正勝院士說：你不是對西方很了解嗎，你就寫一個後現代報告吧。因為1980年代以後，台灣的年輕人開始接受後現代理論，跟老一輩人的學風有點格格不入，後現代的聲勢日趨壯大，於是就促成了我的【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這本書。寫這部書也把我害慘了，許多老一輩的學者以為我提倡後現代主義，不太諒解，我自己實在是百口莫辯，實際上，我是在檢討後現代主義被應用到史學研究後所出現的優缺點。
文匯報：您在【論『方法』與『方法論』】一文中也提到人們對『應用邏輯』和『重建的邏輯』多有混淆誤解，前者是指研究過程中應用的邏輯，後者是指成文之後總結整理出來的邏輯。
黃進興：對於這一點，我有一個轉變，有點像梁啓超所說的『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我年輕的時候執迷於方法論萬能，後來到美國讀書，有兩個因素改變了我的想法：一個是我進一步在美國讀了分析哲學；此外，是與余英時先生的談話。這兩個因素讓我相信『史無定法』，後來，我就寫了一篇【論『方法』與『方法論』】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我最近完成了一本書【從理學到倫理學】，北京的中華書局正在考慮出版。平常我們都在說，我們在物質文化、衣食住行方面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很大，譬如，我們穿的衣服就不再是傳統的長袍馬褂了。但是在精神層面，我們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就各說各話了。所以，我就選擇了『道德意識』（moral consciousness）這個題目，來衡量中國人的道德意識在西方文化進來後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考察的時間點是清末民初。我花了三年時間，最近完成了。這是我的一己之見，勢必會引起很大的爭議。但如能拋磚引玉，也算是達到目的了，因為學術著作最怕石沉大海、寂寞無聞。
文匯報：您的【哈佛瑣記】在大陸曾非常暢銷，這本書提到了很多名師。而到了現在，客觀上說是不是大師都比較沒落？
黃進興：沒落了，也比較少。在哈佛，我讀書的那個時代大師雲集，到後來就一個個隕落了，因為學問的分工越來越細，要綜覽全域越來越困難。余英時先生為什麼那麼了不起？因為他的學問涉及古今中外，十分融通。我讀書時候的老師很多都去世了，比如羅爾斯（John Rawls）、庫恩（Thomas Kuhn）。我的指導教授史華慈先生也去世了；道德心理學的名家勞倫斯·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卻是自殺了。我是打從內心深處感佩這幾位老師，所以我常常講，能做出偉大學問的人，一定有特別的人格。那種磅礴、恢弘，不僅僅表現在學問上。他們是經師，也是人師。（文匯報記者 李純一）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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